文┃朱建荣
日本外交有没有“大战略”
经常看到中国国内发表一些论述日本内政、外交有什么战略、有什么深远阴谋的文章，而日本学者、官员看后往往会苦笑说，日本在内政外交各方面几乎都没有长远战略，正因为没有战略，明治维新后的一百多年才会总是跟着别人跑，战后更是如此，否则也不会出现“失去的20年”（指1990年代以后的长期经济低迷），至今还走不出停滞的怪圈。中国从古代开始讲究战略，是否因此类推日本也有这样那样的战略？那么，日本究竟有没有长远的外交战略？
我们一般所言的有否“战略”，应该不是仅仅指“顺其自然”、在几乎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参照旧例制定未来几年的政策规划。《辞海》对“战略”的解释，一是指狭义，即“对战争全局的筹划与指导”；二是广义的：“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谋划”。据此看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应该是指能够把握住对于本国今后发展至关重要的新的潮流、方向和潜在可能性，即使一时内一般国民乃至精英层未必理解，但仍能够力排众议或者说服并获得大多数人赞同。
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战略，应该包括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蒋介石抗战时的“以空间换时间”战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以及“三步走”战略等。
日本也不是没有这一层次上的成功的大战略调整。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国内干弱枝强，各地藩邦武士纷纷出来指点江山，外部又面临欧美列强虎视眈眈，于是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论，这可谓是一大战略，使日本在亚洲脱颖而出，成为第一个与欧美并肩的亚洲国家。“脱亚入欧”观念深入日本精英层脑髓，管用了一百几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战败告终，战后初期吉田茂政府在美军占领的现实下不意气用事搞“卧薪尝胆”与美国对抗，而是转为采用亲美的“富国轻军备”发展路线，使得日本在二战的废墟上重建经济大国，1968年GDP跃居世界第二，并保持老二地位40多年，这也是可圈可点的大战略，管用了几十年。
但除此之外，笔者看不到日本有多少“大战略思维”及其落实和持续。日本大体上只有在国家面临存亡危机时，大约100年一次，出现过“脱亚入欧”“富国轻军备”这样的大战略并能付诸实行、延续下去。中等层次的“战略”也有一些，1928年石原莞尔炸死张作霖企图独霸中国东北，1931年诈称中国军队炸南满铁路而发动“九一八”事变直至扶植伪“满洲国”，从当时日本国家利益看，也许可以算是“精明”的战略，但由此使得日本与中国、美国的矛盾走向不可调和，因而在大战略上又是失败的。
日本决策文化的特点
日本的确较少有真正的“战略”，近二三十年来尤其如此。析其原因，其一是日本的决策文化比较讲究“全体一致”与“部门间协调”，而不是自上而下的“首长负责制”，因此各元老、各部门互相牵制拉后腿的多，敢于拍板负责任的极少；即使有人提出了好的想法建议，如若提案者地位低往往不被重视（日本很忌讳越级上奏）；如果是某个部门提的，那么其他部门会群起而攻之，以不让人占先；就算是最高领导人提的，如果不能获得部下尤其是政府官僚的全力支持，也只能是“虎头蛇尾”。日本称这种情况为“（一开始叫唤声）大山鸣动，（最后落实、实行的只是）小老鼠一个”。
笔者在日本工作生活近30年发现，除了历史上因外部原因造成大动荡（如明治维新后和二战结束后）等少数例外情况，其政治文化中还有一个特点：不太喜欢专断独行型领导人的，真正可谓“佼佼者易折”。所以，1970年代，田中角荣首相一时叱咤风云，提了不少战略，但不久后“人亡政息”；80年代初铃木善幸首相提出“环太平洋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第三次远航”等，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成为“小老鼠一个”。
最近笔者在研究1978年邓小平访日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时采访了不少历史见证人，其中了解到一个插曲。邓小平70年代末会见日本松下电器公司老板松下幸之助时，主动提出了与日本电子电器产业全面合作的设想，让他回国后协调日本整个电子电器行业同中国各部门对口合作。松下兴冲冲地回到国内立即游说各方，呼吁说这是日本产业对华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松下幸之助老先生被称为“经营之神”，松下公司在日本电器行业也算一杰，然而其实力排在索尼、日本电器（NEC）之后，索尼、NEC就不愿屈尊听从“老三”的摆布，对松下及松下通过政府部门发出的联手呼吁置若罔闻，结果丧失了一次发展良机。
是否有过“对外侵略扩张总战略”
了解日本的决策特点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大陆政策”以及后来对美开战是否真正的“战略决策”，笔者有新的理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中途对德宣战，捡了一点便宜，于是飘飘然起来，试图与欧美列强争夺势力范围。1930年代，日本上层考虑的对外扩张路线，有“北进论”（进攻苏联）和“南进论”（与英美开战）两大方向。事后看，“北进论”是比较有操作空间和可能性的，但诺门坎一场局部战役之失败马上使日本军部大部分人倒向了“南进论”，“北进论”几乎销声匿迹。二战后直至最近，日本一些学者或作品常常渲染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一开始就反对向美国开战，可查找历史证据，他除了与已经下野的密友私下谈过这一观点外，根本就没有在正式的决策讨论中据理力争过。
笔者从小学起就喜欢看点国际关系历史的书，那时读到中国的历史书和历史词典上写道：日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制定了灭亡中国最后称霸世界的战略”，这指的是1927年4月上台的田中义一首相，于同年6至7月召开讨论所谓“满蒙政策”的“东方会议”。中方论述说，该会之后田中义一向天皇呈奏了一份被称作《田中奏折》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其中提出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东方会议”上确实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这一《纲领》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扩张的下一步行动，不过这毕竟不能算长远战略。而所谓《田中奏折》，据中方说是中国方面人员冒死偷出，真有其事，但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否定这份奏折的真实性，日本学者也考证指出被披露的奏折文中所述内容有不少与事实相违（如把已死了的山县有朋当作活着的人物，田中义一把自己出访欧美的经过写错等），也不符合日本的呈奏格式。但因为其后日本对外扩张走的就是这一“路线图”，因而这《纲领》被称为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扩张政策”的一个总蓝图。在东京审判过程中，后来被判为甲级战犯的松冈洋佑虽然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但也不得不承认说“结果上看，日本后来所走的路线的确如此”。
站在日本的角度谋划对外扩张、最后达到与欧美列强一争天下的目的，先满蒙，次中国，后世界的顺序，确实是比较“合理”的思路。当时的中国东北已经被日本渗透，北京、广东政府都对其鞭长莫及，蒋介石1928年底使张学良“易帜”后实际情况仍未改变，所以所谓《田中奏折》的扩张顺序的确有可操作性。但从谈战略的角度看，“先满蒙次中国后世界”只能算是一种愿望，而“东方会议”本身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又只涉及其后几年的政策方针，缺乏长远规划，也没有得到后来历届内阁的认可和继承。“先满蒙次中国”的顺序日本军国主义的确如此做了，可“次中国后世界”并没有任何具体考虑和构想。因此，笔者对国内关于田中义一内阁提出对外侵略扩张“总战略”之说有两点评论。一是对《田中奏折》本身，认为可信度很低（国内对此观点认同者也在增多），二是认为对田中义一首相的“战略思维”及“东方会议”的作用是高估了。这个田中义一，还有下文。1928年他作为首相几次逃避责任，称炸死张作霖事件和济南事件都是军方妄为，推卸自己的责任，这番言说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报上公然贬称他“厚颜无耻”，昭和天皇表示了对其不满，不久之后他痛哭流涕，并于1929年7月颓然辞职，两个月后心脏病发作去世。此后历届日本内阁，都不再提及“东方会议”，也从来没有高官公开说过要继承其《对华政策纲领》。
重新梳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决策
关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其事实和结果，当然不可饶恕，今天也要批判。不过从学术角度看日本是否有对华侵略的全面谋划和战略，又另当别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就分别指出过日本在战略上有不少结构性弱点，还屡次犯有战略性错误。毛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点评日本在侵华战争初期已犯的“战略和战役上”的错误至少有5条：一是逐渐增加兵力，二是没有主攻方向，三是没有战略协同，四是失去战略时机，五是包围多歼灭少，表现其指挥的笨拙。（《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周恩来也在1938年夏评说：“敌人自开战迄今，始终没有决心进行长期战争，显明的是：每次用兵，都是逐渐增加，常常失去时机；兵力分散，又不协同；在动员上，常是临时抽调；在财政上，更是挖肉补疮；在军事生产上，消耗既多，大的长期设备，也还未见；使用满蒙伪军，更多顾虑；而其本国军队，反战空气，也渐增长”。（《周恩来政论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如果说“卢沟桥事变”有一定局部性、意外性的话，那么日本主动攻击珍珠港的对美开战决策又是如何的呢？2009年和2011年，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分别播放了两部对1940、1941年日本政府和军部最终决定“南进”、对美开战的决策过程做重新考证的纪录片，依据的是战后仍活着的、参与了对美开战决策的高级军官和政府人士留下的长达400个小时的录音资料。两部纪录片的结论使人大跌眼镜：大本营的战略决策部门“军令部”内“没有设置专门研究长期作战计划的人员”，“没有对究竟能否战胜美国做过具体研究”，“海军、陆军各说各的，无人统括整个军事机构和战争计划”，“几乎放弃了从全局观点进行分析、调整、评估、判断”，“一出现问题则纷纷往上面或往下面推卸、转嫁责任”，“大多数高层人士明知赢不了美国，但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说真话”，“日本的领导人擅长的不是从国家战略大局决策决断，最大精力放在各个部门的利益立场的协调糅合上面”。
国内对于日本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叙述、研究大多停留在作为被侵略者、受害者的带感情色彩的角度上，并受到其他一些因素干扰。究明历史真相、总结规律并为21世纪中国外交提供经验教训和对策依据，这与坚持批判日本侵略的立场同样重要。重新梳理历史、观察日本，还需要排除某些来自传统思维和“受害者意识”（断定历史上蛇吞象有大战略和阴谋，所以今日也必然在和平伪装之下“亡我之心不死”）的制约和影响，真正做到排除主观，知彼知己。
新时期“反应型”决策特点更加明显
进入21世纪后，日本不少舆论和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日本的发展必须“脱欧入亚”，对外开放，需要真心与亚洲邻国解决历史问题，达到“捐弃前嫌，面向未来”的目的。但日本政府、外务省还是延续着几十年来的思考方式，以自称战略家的原外务省情报局长冈崎久彦为代表、认为日本应该在任何情况下与美国结盟的观点迄今还占据主流。2002年，小泉纯一郎首相曾说过一句后来被多次引用的“名言”：“日美关系搞好了，与中国韩国的关系自然也会好”，这一表述反映了日本执政党和领导人的惰性思维和一厢情愿。目前日本国内感到不能把国家前途全部押宝在美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但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主流政治家敢“力排众议”。笔者的几个日本政治家和外交官朋友私下聚会时借着酒兴多次谈到，民主党政权上台后鸠山首相提出了“中美日等边三角形”外交的主张，由此引起美国震怒，这是他不久后即被赶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言下之意，前车可鉴，自己也没必要当傻大头，为了“真实”而去惹怒美国，丢了乌纱帽。
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于北京APEC期间与习近平主席长时间会谈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与中国协调好关系，是美国亚洲政策的首要考虑”，美国实际上已经在对日本搞第二次“越顶外交”（第一次是指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先于日本访问中国），而且把日本放在了亚洲外交的次要地位，可是日本执政党、政府甚至学界主流都没有人出来对美国吐露怨言，也没有人发出在中美两国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新型大国关系”之后日本外交是否应该做战略调整的公开呼声。
当然，日本的“战略调整”还有一个特点是，虽然没有人牵头，但在新的大格局、大趋势下悄悄地、局部地、慢慢地、积累型地转圜调整，这不需要决策者负担风险，而是政府官僚就可以就事论事地做的。所以中国方面也不必过于性急，要允许和容忍日本先在心理上然后在具体领域（如经济等）上逐渐进行自我调整。量变积累到了某个“临界点”，也就必然导致质变。笔者认为这一临界点也已为期不远了。中国经济规模接近、赶上美国的本世纪20年代前期将会到来，而日本在观望逡巡之间浪费并失去时间和机会，这就不是中国所能顾得了的了。
如果不是“战略主导”型的政策调整，那么目前日本的外交决策又是怎么一种特点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日本问题专家GeraldL.Curtis说近几年的日本外交几乎只有对华反应型这一种形态。（2006年1月13日与笔者一起参加日本航空自卫队干部学校主办的“东亚秩序与中国”国际讨论会时的发言）因为中国的急剧崛起，日本外交把应对“中国的挑战”和牵制中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因素：朱镕基总理2001年与东盟签署了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小泉首相急忙于次年初到东盟提出一个与中国较劲的构想（原先对此并不热心）；中国与俄罗斯要建远东西伯利亚输油管道，日本也马上来插一脚；2004年商定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在2005年底开东亚峰会，日本认为中国会在这一框架内占据主导地位（也看美国眼色），急匆匆提出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拉进来；近几年中国深耕非洲，日本也匆匆交非洲朋友；中国开始搞“高铁外交”，于是日本首次表示要不惜代价把日本新干线推向国外。
美国战略家约瑟夫·奈也认为，小泉内阁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丢失了在亚洲的大片传统阵地，是拘泥于过去、缺乏开拓未来的战略眼光的做法。奈甚至认为，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拖下去，是上了中国的“圈套”，因为就在这一期间，日本纠缠于历史自我束缚手脚，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外交影响力急剧扩大。所以，2013年12月安倍晋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了“失望”，这实际上是对日本“恨铁不成钢”的一种表露。从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著述和言论来看，美国决策层大都知道日本没有战略头脑，因此尽可以利用之但不可以“共谋大事”。
值得借鉴的“课题解决型”决策特征
“反应型”“吸取型”也正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决策的最主要特点。其绝大部分重大的外交决策，都是“顺势”：什么是潮流，就跟什么潮流，哪国最强，就跟着哪国。世界上没有现成模式之状况，才是日本外交最“头痛”的时候。
换一个角度看，这种“反应型”决策特点还正是日本的一个长处，日本学者现在称之为“课题解决型”决策特征。即在大前提（国际形势、格局，主要敌我友、盟国关系不变等状况的存在和持续为此大前提）不变之下，一旦眼前出现或遇到“中等层次”的问题（包括环保、确保能源供应、高龄化、与邻国的领土历史问题纠纷等），日本就会集结人才，集思广益，然后周密规划，制定具体对策，还会留下细致记录。日本对处理、解决这一层次的新问题、新课题很拿手，也比较成功，日本精英层对此也很感自豪。比如上世纪60、70年代公害问题严重，日本自上到下密切配合，较快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成为在治理环境污染的具体对策方面最值得中国学习参考的国家之一；2011年发生大地震和核辐射，日本各界又广泛合作，针对问题提出并正在实施新的对策，其进展与中国汶川大地震后“3年大变样”相比慢了很多，但做得比较扎实。而针对问题扎实做好作业，这正是中国的软肋：出现了问题，非到问题成堆、代价不可忍受之时，才会痛下决心去寻找解决办法；一旦下了决心动作很快，但又未必周密规划细致努力，而主要靠行政命令，找捷径，拿来主义，期待立刻见效。目前国内应对PM2.5等大气污染问题，就有这样的倾向。
日本对外界事物、形势的认知判断，还有一个与中国很不同的特点，就是“重视细节”。中方有时会说日本的对华批评“以偏概全”，以细节否定大局，但这就是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笔者曾在电视节目里对中日两国的思维方式做过这样一个形象性的比较：日本是“精致的盆景”，中国是“粗犷的参天大树”。对于中国这棵大树，日本媒体和政治家会不由自主地以看精致盆景的放大镜去观察，因而如同盲人摸象，其结论常常使中国人啼笑皆非。
如何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明白了日本这一决策特点之后，中国的对日战略策略是否要做一些调整呢？
首先，区别对待美国和日本，与前者多注意纵横捭阖、长远布局，下一盘大棋局，与后者则多晓之以理、示之以看得见的利，让日本社会真正感到、体会到中国的发展对于日本是机会、与中国搞好关系是日本的未来。了解对方“反应型”的决策特点，就应该预设方向，多搞“阳谋”，着重引导，而不是过多猜疑其是否在搞阴谋诡计，是否在卧薪尝胆有待一日突然翻脸。待在日本时间长了，与其政治家、官僚接触多了，有时会发现很多日本决策者故作镇静，表面显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实际上更多是故弄玄虚，正等着你出牌，然后才能提出应对措施。这里想强调的是，不要在所谓的长远战略上过于抬举日本、过分解读日本，不要过多预设日本有长远战略的前提因而决定中方必须以战略应对，而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日真诚说明和引导上，力争日本社会的理解、配合为上。
其次，是根据日本重细节、重感情以及情绪性判断的特点，一方面尽快尽早解决中国自己所面临的各种国内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得日本在“细节”上也能理解中国，比如不久前发生几百艘渔船到日本专属经济区乃至领海内偷捞红珊瑚的事件，对这类问题不能看做是小事，而是要及时处理，有错纠错；另一方面对日本做工作宜细不宜粗，多交朋友，多谈具体事。经常提醒日本要有大局观是必要的，但没有大局观是其思维定势，因此更多地要在具体问题上慎重相待，还要对各种问题和日方的疑问有一个讲得通的说法和道理。日本有一种来自武士道的“倔劲”，单靠显示肌肉，效果适得其反。但工作做到个人身上，以人格和看得见的目标、具体的努力对应之，以前孙中山、周恩来以此方法获得了无数日本粉丝，今天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还有一点，要理解中国的快速崛起对日本心理冲击之大之深。一百多年来自命亚洲老大者，仅仅一二十年间，风光全被中国夺走，岛国固有的忧患意识加上恐惧中国因曾受侵略而会“报一箭之仇”，中国军舰走向太平洋又不得不每次穿越日本列岛，日本内心的张皇失措是可以想见的。中国更要有作为大国的自信和成熟，真正让邻国包括日本理解中国的善意和寻求共同发展、建立亚太合作共赢机制的信念，并为此深耕细作。
日本外交的长短及与中国之比较
中日两国首脑在北京APEC期间实现了会晤，就妨碍关系发展的两大障碍等达成了四项共识，为中日关系转圜提供了好的契机，两国都应珍惜。未来几年、十几年，对于中国经营“大周边外交”来说，如何看待、对待日本的问题会变得越发重要。过去40年中国实际上是把日本作为主要大国、潜在对手之一，以大战略应对之，今后日本越来越不再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和潜在对手，对此趋势应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这不意味着可以轻视日本，而是要调整方法，既要继续强调重视日本作为大国的作用，又要更加超脱地应对日本，根据其“反应型”决策特点制定对日方针政策。而日本今后十多年内可能仍然放不下架子，仍然空想着以中国为竞争对手，憋着劲与中国较量，并以在什么（枝节）问题上“赢”了中国而兴奋雀跃。对此国内不必急于求成，不要对友好政策没有马上见效而产生急躁情绪，要相信时间在自己一边，日本的对华观不久将来会迎来“临界点”。
着眼于今后中日关系，基于本文的上述分析，笔者最后依据自己的粗浅心得，对日本外交的一些特点和长短以及与中国的比较，作以下简略的归纳——
日本外交的长处：
1．一百多年来效仿西方外交，善于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包装，重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擅长于打舆论战。也擅长打舆论战。
2．最为出色的在于战役层次的精细规划和行动，战术上也善于声东击西、讨价还价。
3．重视实际利益的计算与追求，往往能舍弃名而取其实。
4．制定目标后，各机构能较好地协同作战，各对外部委机构中外务省有优先发言权和协调权，中下级官员和“士兵”的整体素质也较高。
5．极为注意和擅长收集对方情报。
6．学习能力强，犯错后会及时改进。
日本外交之短处是：
1．缺乏战略眼光和长远设想，大战略上基本跟着强者和大势跑，往往没有明确的“决策人”，决策方式多数也是“反应型”而不是主动进取。
2．对于持续时间较长的外交战，耐力和持久力不足。政策易于随着内阁、人事更替而变化。
3．不擅长打多边战、混战，对于无法预料结果的战役往往不敢投入。项目负责人往往只根据本部门的经验和信息做判断，有时会怕被追究个人责任，因而易在决策时犹豫彷徨。
4．过于计较实际利益，一旦涉及利益问题，容易患得患失。各省厅间强调部门利益，互扯后腿较多。舆论、民间对其外交也多有牵制。
5．收集信息情报不少，但不善于宏观归纳整理，过于重细节，往往拣了芝麻丢西瓜。
6．形成一个组织集体时力量很强，但个人单打的心理素质较弱。
与之比较，中国外交的长短又如何呢？笔者认为优点是：
1．有长远战略眼光，擅长多边外交，能抓住主要矛盾，处理好各方关系。
2．打重大战役时能协调好国内各方力量，集中火力，也能显示决心和力量。
3．临危不惧、敢于下注等心理素质强于对方。
中国外交也有短处：
1．重视和强调战略时，有时会轻视战役和战术以及各部门的协调（在各种条条框框机制下，缺乏横向协调），导致战略意图难以贯彻，以及不必要的具体利益损失。
2．有时过于强调“仁义”“胸怀”等因素，过早袒露战略意图，反而会给不讲也不相信国与国之间还有仁义一说的对方以可乘之机，使对方对我有误判，或认为有利可图。
3．受领导人个人性格、能力的影响较大，换了人政策也易变。
4．具体外交战往往只注重开头，过后会自我降低目标要求。有日本学者称中国的外交攻势为“程咬金三板斧”，第一波冲击力较大，之后的力量与时递减。
5．对于对方（的心理、特点、战术等）了解和研究不够，偏于想当然地推论和简单地判断。
6．不少外交战中，战略指挥官与前线战役指挥官以及各个部位部门之间容易脱节。
罗列以上几点，只能算抛砖引玉，期待在新时期如何思考、定位、对待日本时有所参考裨益。
（作者系旅日学者、日本东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