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仲容：台湾经济的总设计师
文│谌旭彬（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
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经济奇迹，曾长期吸引大陆的眼球，但直至1988年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出版《台湾30年》一书，大陆史学界才算第一次正视台湾经济奇迹的根源。该书指出，我们以往的研究有一个误区：认为美援和黄金促进了台湾经济。其实是尹仲容和李国鼎搞的计划式的自由经济，成就了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传奇。遗憾的是，有“台湾经济总设计师”之称的尹仲容，迄今并不为大陆所熟悉。
尹仲容生于1903年，祖籍湖南邵阳。1925年毕业于南洋大学机电工程专业后，进入交通部工作。青年时代的尹，立志实务救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尹在上海与三十余名青年学者相约组织“正己社”，以不谈政治，专研经世致用之学为宗旨，互相砥砺。1936年，尹获宋子文赏识，进入“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乃国民政府所设立的极重要的经济方面的抗日备战机构）担任协理，自此与经济工作结缘，并终其一生。八年抗战，尹协助宋子文争取美援，多方奔走；1945年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时，任命尹为机要秘书，可见信任之重。获宋子文赏识并重用期间，尹渐渐进入蒋介石的视野。四九鼎革前夕，尹受台湾省主席陈诚邀请赴台，出任“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生管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陈诚），负责实际业务。其“台湾经济掌舵人”之路，由此起步。
【迷信计划经济乃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尹仲容出任“生管会”副主任委员之际，台湾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日据时期，台湾经济曾是日本经济的附庸，即所谓“工业日本，原料台湾”；光复后，这种畸形的附庸经济，本可成为大陆经济的一环，但四九鼎革，使台湾失去了这个机会。对外输出，已失市场；对内输入，外汇短缺。百万大陆移民来台，及每年高达30万的人口自然增长，又使这种困难雪上加霜。
不过，最严重的困难，却在于观念的转变。国民党以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而“三民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立场是“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倡导计划经济。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的蒋介石，在大陆时期，就曾明确表达了他对计划经济的心仪：“国家如不对人民的经济活动确定分限，确定计划，任人民流于斗争，只有招致社会混乱与民族困穷的结果。”退至台湾后，“计划经济”和“国家资本”仍是国民党不可动摇的经济意识形态。
尹仲容也曾是计划经济和“国家资本”的拥趸，但1952年，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蒋硕杰回台前去拜访尹仲容，蒋带给尹一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的名著《计划与价格机能》，此书让尹的经济思维有了很大改变。尹仲容的转变，还与同期台湾政学两界掀起的“财经大辩论”有很大关系。按当局的立场，1950年代的台湾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以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大工业”为理想目标。以台湾一隅之地，欲发展钢铁、机械、重化学、电器、飞机、汽车、造船等诸多全方位的“大工业”，本身并不现实。当局之所以如此无视经济法则，皆因“民族大工业”是为了满足“反攻复国”的政治需要，而要建立“民族大工业”，则必须实施计划经济，发展“国家资本”。
大约从1952年开始，台湾的经济学界开始公开质疑乃至批评当局的“计划经济”理念，甚至指责正是因为大搞国家资本，才导致了大陆的丢失。这场论战持续至1954年。该年3月6日，胡适“同《自由中国》的许多朋友”做了一次公开演讲，以自我忏悔的姿态，将论战推向了高潮。胡适自我反省道：“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最近）我们在台湾看到《自由中国》、《中国经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讨论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一切计划经济……是不是与自由冲突的？”最后，胡适呼吁上至领袖，下至知识分子，都一起来为以前的“计划经济”忏悔。
【既得利益者的反扑】
尹仲容“自己洗脑”的同时，台湾当局高层也在努力从经济层面反思为何丢失大陆。1952—1954年的论战，则对反思的走向起到了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1953年1月，当局出台了《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规定：除直接涉及“国防”秘密之事业、专卖或独占性之事业、大规模公用或特定目标之事业，其余，无论是政府独资还是公私合营者，均可转为民营。这是台湾当局首度从政策层面打破“公营制”的意识形态樊篱。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局放弃了“计划经济”和“国家资本”。该年春，蒋介石曾指示一批年轻幕僚，命其从理论上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核心经济观“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但这种文字游戏，不过是权宜之计，治标而不治本。相比蒋介石的暧昧，陈诚的态度要清晰许多。1954年3月，陈诚在“总统府”动员月会上公开表示：“‘政府’现在已深深感到，要充分发展经济建设，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此即保障私人财产、扩大企业自由，替私人资本开辟一条平坦广阔的出路。今后‘政府’不但要修改妨碍企业自由的各种法令和办法，同时还应有计划有步骤的，将可以让民营的企业，尽量开放民营，这是一个政策问题，也是一个观念问题。”《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
1952—1954年论战的结果，促成了蒋介石对私营经济的发展持默许态度，促成了陈诚成为私营经济的拥护者，也促成了尹仲容在1954年3月出任“经济部长”，并一人身兼“工业委员会”主委、“中央信托局”局长等要职。尹上任之后，几乎不睡觉，和一批年轻人夜以继日，一个月修改十几个法律规章。在1954、1955年时，台湾的民营企业突然像决堤一样爆发了。
“经济部长”任上，尹仲容对私营企业的扶植，可谓不遗余力。这种政策上的倾斜，使尹仲容得罪了相当多卵翼于“公营经济”体制下的政、经要人。这些人不断批评尹的做法“图利私人”，违背了国民党“均富”的立党原则。1955年3月，终于发生“扬子木材案”。该案对尹的控诉，经多方切实调查后，均属子虚乌有，“扬子木材案”历时经年，二审判决尹仲容无罪。
这种报复性的狂飙，反映了当日私营化政策所损害的既得利益者的反扑力量之大。事实上，连蒋介石也遏止不住这种反扑。事发后，尹仲容提出辞呈，蒋介石曾约见各方高层要人，放风表示希望留任尹仲容的“经济部长”之职。一审判决尹无罪后，最高检察署却并不配合蒋的意愿，执意提起上诉，蒋为此相当愤怒。稍后，蒋又召见陈诚，讨论要不要亲自出面阻止上诉，思虑再三，终于决定遵守制度，不加干涉，但在日记中再次愤然写道：“与辞修谈尹、胡案，准其上诉方针，对立法、监察两院不肖党员，枭张跋扈……加以痛斥与警告。”
【闭门两年研究郭嵩焘】
辞职后的尹仲容，闭门读书长达两年之久。虽然已被法院宣判无罪，但不明真相的舆论仍是汹汹，令尹异常痛苦。
赋闲期间，尹仲容曾着手为清代名臣郭嵩焘编写年谱。尹如此自白心曲：“在我到台湾之初，就想到郭嵩焘（筠仙），郭筠仙是那时第一个有世界知识的人，他的胆识才华，远在曾左胡孙之上，可是他的抱负因为曲高和寡，并没有怎样发展。”尹既伤怀郭嵩焘当年超前的识见不被时代所容，也感佩郭“政治家识时务的才智，公尔忘私国尔忘家的热诚”，并以郭坚持真理绝不随波逐流的精神自勉。
此一时期，罗家伦曾到尹仲容家两次，都以郭嵩焘为谈话的主题，间及曾纪泽和薛福成几位当时对西洋政治经济颇有认识，而想把中国引到近代化路上的人物。但二人对尹所受的打击，都毫不提及，仿佛若无其事。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均是晚清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也均不被时代所容，尹对罗家伦谈论这些人物，既是以之为师，也是以之自况。
尹在“经济部长”任上，曾希望利用个人的影响力，改变国民党老党员乃至一般民众对“公营体制”及“计划经济”的迷信，故而不但常在报刊发表文章，还几乎每天和新闻记者见面，时时发出逆耳之言。罗家伦曾因此劝他：“我虽不常和你见面，可是我几乎每天在报纸上看见你的谈话。我很欣赏，可是辞句太锋利了。你的才华，大可不必从此表现。”尹则回应道：“我谢谢你的指教，可是我并不是‘御人以口给’，我只是对一般工商界的人们说老实话。我若是说依违两可的话，害得他们瞎猜，弄到蚀本以至破产，我觉得心里过不去，而且也不应该。我说到斩钉截铁的老实话以后，他们还不相信，那责任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活该。”
【再度出山，引导台湾走向自由市场】
1953年对“私营企业”的松绑，使台湾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诸多必需工业品的自给自足，可谓成绩斐然。但至1957年，这一松绑所带来的政策红利，已基本走至尽头，其局限性日益暴露。譬如，台湾市场已经饱和，工业生产要继续增长，必须拓展海外市场；人口增长带来的高失业率压力，也必须依赖海外市场对工业增长的刺激来解决。而要拓展海外市场，首要之务，就是打破政府所设置的“计划经济”的樊篱；樊篱中最受诟病者，则是贸易保护及外贸汇率问题。所谓贸易保护，是指当局为扶植本土产业的成长，鼓励民众使用本土工业品，对进口物资课以重税。所谓外贸汇率问题，是指当局对进口物资采取多达9种不同的汇率。
1957年夏，为求经济闯关，蒋介石与陈诚再度启用尹仲容，命其担任“经济安定委员会”秘书长。上任伊始，尹即挑起了外汇贸易改革的大辩论。尹认为，“复式汇率”严重妨害了市场价格机制的自由运作，阻碍了出口工业的发展，必须改革。代表官方利益的“财政部长”徐柏园则认为，实施“单一汇率”将造成通货膨胀，政府也将丧失用低汇率结算的特权，导致开支增大，加深财政赤字。尹仲容承认会出现通货膨胀，但同时认为，这只会是改革初期的暂时现象，只要站稳立场，镇静应对，不朝令夕改，通胀很快就能消弥。辩论持续至1957年底，双方僵持不下，蒋介石遂命陈诚成立“外汇贸易研究小组”，专门讨论该问题。至1958年3月，终以尹仲容一派的胜利而告终。该月19日，尹仲容出任“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在“立法院”语出惊人：“我到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结束这个机构！”
此次外汇贸易改革，仅仅是尹仲容复出后，致力于让台湾经济回归市场机制、摆脱“计划管制”的第一步。1959年，尹又拿出了新的改革方案“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尹明言：自大陆至台湾，“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始终没有弄清楚”——之所以没有弄清楚，一方面是陈旧的观念所致，一方面也与政党利益有关。“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中，有“出售国营事业”一项，即遭到当局的强硬抵制，原因是高层担忧“公营事业”转移为“民营事业”，将使民间政、经势力坐大，不利于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何况，每一项“公营事业”的背后，都隐藏着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以至于尹曾私下感叹：“我才走了半步，别人就怪我踹到他们的脚上了！”
1960年，尹出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同时掌握美援、外贸、金融大权，被时人目为台湾的“经济沙皇”。同年，尹发表长文《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认为“过去十年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失着，是没有发动一个全面性的革新”。这篇长文，为台湾此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定下了“自由市场”的方向；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台湾经济迈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1963年1月24日，尹仲容因急性肝炎骤然病逝。去世之日，家无余财。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沉痛写道：“尹仲容今晨病逝，又弱我一革命健儿矣！”并致褒词：“好学深思，长才自奋，于艰难之际，为台湾经济开创新局。”“开创新局”四字，诚可谓对尹仲容经济贡献的确切评价。但尹的贡献尚不止此。历史此后的演变轨迹是：60、70年代台湾民营资本的“经济奇迹”，造就了大批体制外的“中产阶层”，这些“中产阶层”，随之又推动了80、90年代台湾的社会转型。这一切，追根溯源，都与尹仲容所设计的台湾经济蓝图有莫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