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之谜
□ 述 弢
【人们期待出现奇迹】
<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011年3月2日是戈尔巴乔夫的八十诞辰，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发总统令，宣布授予他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以表彰他在前苏联末期担任国家领袖时作出的贡献。戈尔巴乔夫在沉寂多年之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身为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苏联总统的他，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因为改革和公开性受到一些人的尊敬，也因为苏联解体而受到另一些人的责难。那么，戈尔巴乔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他的所作所为和功过是非又应当作何评价呢？
1985年3月，正当盛年的戈尔巴乔夫脱颖而出，一举击败其他对手，荣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可谓如日中天，踌躇满志。上台伊始，他即励精图治，倡导改革，并频频出访，向西方发动“和平攻势”，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世界风云人物。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方面及与西方进行“冷军事对抗”方面的失败已成定局。尽管苏联体制貌似坚如磐石，戈尔巴乔夫的前任要做到闭眼不看事实已相当不易，只有希望西方不要让可怕的威胁变成现实。然而，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意味着新一轮更大的军备竞赛，那是苏联经济完全无法承受的。为了应对挑战，需要有新的举措：首先必须设法退出作为冷战战略基础的直接对抗；其次，业已走入绝境的苏联体制本身也要动一动，否则苏联可能成为世界进程的局外人，最终连本国的国家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
在此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无路可走，必须采取行动。本来可以有多种选择，他却正好选择了改革之路。这也绝非偶然，因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典型的“六十年代人”，在他个人世界观形成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苏共二十大、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曾提出创立“民族—人民的文学”口号——编者注）和陶里亚蒂的欧洲共产主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新世界》杂志和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哥穆尔卡（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曾因违抗苏联意志被斯大林免去职务——编者注）和“布拉格之春”。
改革什么？从何入手？戈尔巴乔夫当初是否已有一个事先想好的激进改革计划？还是他的政策基本上系即兴之作？他在投入改革时希望事件如何进展？引退之后，戈尔巴乔夫对这些问题是这样回答的：他对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思考已久，有一个大致的计划，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事件进程来提示下一步该怎么办。应当说，他本人对这场改革的方针和规模的认识都还很模糊，这方面也没有现成的处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详细地拟定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而如何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则是个崭新的课题。戈尔巴乔夫在当选总书记前，并未研究过这方面的理论。
戈尔巴乔夫决心对政治体制进行真正的改革，他真心诚意地认为：如果不在政治体制现代化方面采取紧急措施，不仅国家的经济，整个制度都将面临彻底崩溃的威胁。当然，他和他的战友还没有一个关于政治改革的具体计划。他们仓促上阵，即兴发挥，还因为受到来自全国民众的压力——人们期待出现奇迹。
【改革伊始即误入歧途】
改革之初关键的那几年，戈尔巴乔夫身上的一个特点即已显露出来，并最终导致他那尚未建成的改革大厦一朝倾覆，那就是他不愿从事千篇一律的日常工作，几乎到了厌烦的地步。他着迷的是“大事”，是宏伟的想法及扭转乾坤的决定。这样一来，他只有处处依赖负责解决日常问题的人。1985至1987年间，他所依赖的是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两人都在他当选总书记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利加乔夫成为实际上的第二书记，以书记处会议主持人的身份果断地承担起管理党的机关的任务，同时还承担起草大部分政治决议的任务。授意发表列宁格勒副教授尼娜?安德烈耶娃那篇堪称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的文章，便是利加乔夫的一大杰作。雷日科夫身为总理，实际上将整个经济领域都置于自己的麾下。在他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连自己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的政治阵地也放弃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与1991年之交的那个冬季。
后来，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在改革初期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决定严重滞后：一是将党一分为二，就是将党内具有改革意向的那部分人，从官僚主义机关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二是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对“经济基础”进行根本改造。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改革之间出现了不协调，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非但在走向市场经济方面迟迟按兵不动，更有甚者，他们在这个领域简直是在往后倒退。例如，几乎在同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居然产生了两个相互抵触的决定，即《关于鼓励个体劳动活动的决定》和《关于同非劳动收入作坚决斗争的决定》，后者按照过去的传统，规定了私人住房、温室等的硬性限额。当年作出的许多决定，都是在复活奄奄一息的行政命令经济。
1985年春天，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开展的反酗酒运动，足以说明戈尔巴乔夫最初的实际步骤是多么地考虑不周。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它不仅使国家预算出现亏空，而且催生了生产和非法销售酒类的黑手党。往后又新增了石油黑手党、铝业黑手党、银行黑手党等“弟兄”，随之而来的是政治黑手党。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像别列佐夫斯基这样的大亨已经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戈尔巴乔夫一班人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所推出的总结报告，并未预言官方的世界观将发生重大革命。改革起始阶段的构想，习惯性地被纳入社会主义的范畴，并许诺回归“真正的列宁思想”，提出的原则是：多一点社会主义，多一点民主。戈尔巴乔夫以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一个体制，整个说来十分可靠，可以靠更新陈旧过时的体制使之年轻化、现代化，再将其与民主联姻，相信苏联精英能够以文明的方式，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社会矛盾并调节自身内部的矛盾。他的幻想后来被证明也是致命的失误——无论对于老官僚疯狂抵制改革的程度，还是对改革所唤醒的新势力的权力欲均估计不足。此外，他还迷信民主万能，以为民主就像市场那只“无形之手”一样，即使在俄国这样一个历史上尚未开化，对民主基本知识的了解堪称“野蛮人的国家”里，也可以在顷刻间成为任何社会关系，包括尖锐冲突的社会关系的万能自动调节器。
代表大会后，戈尔巴乔夫加大了力度，试图挽救愈来愈深地陷入泥潭的苏联经济，仍然希望发掘体制的潜力，消除工业和技术方面的落后因素。为此他制定了几个追赶型的发展计划，试图从几个方面同时并进，搞经济核算，搞自筹资金、自主管理和自负盈亏的“三自运动”，开始实行协议价格和削减国家订货。但这一切都寸步难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其实就出在“中间环节”——官僚化的党的机关，刀枪不入的保守阶层。官僚盘踞的机关拼命抵制改革。于是，在来自各地的“炮打司令部”的呼声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开始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对苏联官僚的堡垒进行围攻。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本可沿着“邓小平方式”的轨道将改革推行下去的道路。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这场严重的核灾难使刚刚起步的改革以及戈尔巴乔夫本人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既然作出了关于公开性的承诺，要不要把全部真相公之于世呢？戈尔巴乔夫在沉默了14天后，终于在电视讲话中坦率地说明了事实真相。自此他发现公开性可以成为重要的政治王牌，并把公开性当成民主化的主要工具。
然而民族主义情绪随即迅速高涨甚至发生爆炸。当时并非人人都意识到，在同极权主义作斗争时，不知不觉地也在同极权主义的存在形式——苏联作斗争。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族国家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改革家笃信“联盟”的“牢不可破”，以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正是对于民族因素估计不足，为此戈尔巴乔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对派则早已意识到，在一个多民族的封闭帝国里，民族主义的廉价普及燃料，可用来点燃人民激情的篝火，给任何混乱火上浇油。于是，便有了后来数千哈萨克青年走上阿拉木图街头，抗议任命非哈萨克人为该共和国首脑；数千鞑靼人走上莫斯科街头，要求重返家园；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及随之而来的苏姆盖特市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波罗的海三国争取独立的运动渐成气候…… 民族冲突此起彼伏，搞得戈尔巴乔夫措手不及，打乱了他想为改革制定的时间表。
在经济改革屡屡受阻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只剩下唯一的推进改革的办法：加大政治攻势。在他看来，党本身已经成为主要的障碍，因而也成了主要的改革对象。他需要苏维埃和一切非党机构向党施加压力，破除党对权力的垄断和由此产生的官僚作风。于是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了政治改革构想：将政治权力重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筹建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议会）。1989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如期举行，通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产生人民代表。戈尔巴乔夫的本意是通过直接普遍的选举使共产党人掌握各级国家权力。然而，党内的民主派、反对派头面人物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等却纷纷得手。尽管代表中苏共党员占了85%，却有30%的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总的说来是20%的党组织书记落选。地方领导人手中拥有一切资源，却往往败在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1990年2月，苏共中央主动提出关于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措词的建议，第六条原来是从法律上巩固共产党在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现在删去了关于苏联共产党系“领导和指导力量”、“核心”的内容。一个月后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宪法》第六条的修正案。此次代表大会还决定实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成为第一任总统。
党的许多官员眼看大事不好，便投奔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者，开始形成好斗的反改革势力。大多数普通党员则纷纷交出党证或停止交纳党费，成批离开党的组织。共和国的精英也掉头加入了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离主义运动。若干年后，戈尔巴乔夫承认：当时对党的官员，应当找出其他最佳的处理办法，不该把他们全都当成保守甚至反动的阶层来谴责，不该疏远他们——毕竟这都是精英啊。
【外交上的成功与国内政策的严重失误】
有论者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马上转向对外政策，是想逃避愈积愈多的国内问题，其实并不尽然。他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出于实际需要，是不得已而为之。早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当政期间，时任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即意识到，苏联经济已被庞大的军事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然而他作为第二梯队的一个成员，却无从得知军事开支的具体数字。及至他登上总书记宝座，才掌握了大概的数据，这个数据足以令人目瞪口呆：军费开支占了国家预算的40%，70%以上的经济都在以某种方式满足军队和军工企业的需要！戈尔巴乔夫1985年春在笔记中把“结束军事竞赛”作为外交优先考虑的头号问题，以下依次是“撤出阿富汗”、“同美国和中国搞好关系”，这绝非偶然。他是充分估计到军备竞赛在使苏联经济畸形发展、最终搞垮苏联经济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戈尔巴乔夫决心改弦更张，奉行新的外交政策，向西方发动和平攻势。当时“冷战”的格局未变，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针锋相对，破冰之旅十分艰苦。经过漫长的谈判，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终于在1985年11月的日内瓦实现会晤。这次会晤虽有相互摸底、试探对方的意图，却是两国首脑直接对话的良好开端。会晤中里根突然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美国。双方签订了第一个“核裁军条约”——《中短程导弹条约》，此乃结束“冷战”的第一步。这次访问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戈尔巴乔夫热”，戈氏夫妇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当然，戈尔巴乔夫在西方颇受欢迎的深层原因还在于，他领导下的那个强大而沉闷的国家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莫斯科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两德统一可以提到日程上来；萨哈罗夫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准许持不同政见者回国访问；轰动一时的关于斯大林的文章、关于1941年悲剧的材料使苏联公民茅塞顿开。
1989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上的威望达到了顶峰。1989年，美国《时代》杂志将他评为“十年人物”。次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他没有亲自前往奥斯陆出席授奖仪式，为什么？主要因为国内的形势。1990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外交上的成功，与他的政策在苏联国内所引起的具有悲剧性的后果之间的脱节，已是有目共睹。
改革进行了三四年，经济上却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状态仍在继续且有增无减，苏联成了一个全面紧缺的国度。看来，主要原因是改革的经济方面总是从属于改革的政治方面，并且背负有为政治改革服务的使命。因此，只要出现使问题复杂化的政治事件，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经济上的决定要么被多次取消，要么是推迟到局势好转时再行实施。而由于国内的紧张气氛始终没有缓解，戈尔巴乔夫就无法腾出手来认真抓经济。说来奇怪，在政治改革方面表现出极大勇气的戈尔巴乔夫，一遇到与经济改革有关的意识形态禁忌，便莫名其妙地缩手缩脚，止步不前。比方说，他将价格改革视为畏途。面包和通心粉涨价时引起了居民的恐慌，戈尔巴乔夫贸然许诺：今后不同老百姓商量，决不搞任何提价。经济改革一再延误，坐失良机，曾有人预言“戈尔巴乔夫唯一的危险是空荡荡的商店和消费者的不满，这种不满必将引起普遍的动荡”，不幸言中。至1991年春，何处可以搞到购买粮食的外汇，已成为戈尔巴乔夫这位总书记兼总统的第一要务。
【没能逃脱“赫鲁晓夫式的下场”】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关心党的机关的年轻化，也希望物色一批志同道合的改革家，便在1985年从乌拉尔召来鲍里斯?叶利钦。两年后，此人的政治野心已昭然若揭，戈尔巴乔夫的一位朋友甚至建议将叶利钦发落至诸如拉丁美洲的一个偏远国家去当大使。戈尔巴乔夫却不以为然：“我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当戈尔巴乔夫已无力改变国内状况时，其竞争对手叶利钦正虎视眈眈，一心想夺取他手中的权力。
1990年伊始，一股反亚美尼亚、反俄的屠杀洪流席卷巴库，戈尔巴乔夫迟迟不肯出兵，当情况进一步恶化、局面快要变得不可收拾时，他才在万般无奈之下，派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巴卡京前去平息骚乱。波罗的海沿岸那边，也是频频告急。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苏共，戈尔巴乔夫携夫人亲赴维尔纽斯，为了阻止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从苏联分离出去，他可说使尽了浑身解数，最后还是铩羽而归。
最不可思议的是，连俄罗斯也加入到这股闹独立的浪潮里来。1990年6月12日，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紧随其后，众多自治共和国和州也相继发表主权宣言。
苏联岌岌可危。戈尔巴乔夫竭力保住这个国家。他确信原来的苏联已不符合人民的愿望，决定建立一个可以保证所有参与国的主权和权利平等的新联盟。他提出的“九加一模式” （即九个共和国领导人加上联盟总统），成了他拯救苏联的最后一次机会。1991年3月举行的关于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中，有74.5%的人支持戈尔巴乔夫。新的联盟条约草案经过反复磋商，终于敲定，只等签署了，时间定在8月20日。
戈尔巴乔夫曾向全国发出可能出现灾祸和有人可能搞独裁的警告，自己却表现得惊人地无忧无虑，并未采取任何使自己免遭意外危险的措施。他认为联盟条约的签署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决定8月初去位于黑海之滨的福罗斯度假。有人提醒戈尔巴乔夫说，他的战友们可能会有动作，他却认为：“他们还没那胆量同总统作对呢。”临行前，戈尔巴乔夫邀请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共进晚餐。他们谈到，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均应下台——殊不知克留奇科夫手下的人窃听了他们的谈话。（这几个人后来成为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成员。）
戈尔巴乔夫原定8月19日结束休假，返回莫斯科签署联盟条约。然而8月18日，一群不速之客来到福罗斯，这是政变策划者派出的代表团，他们要求戈尔巴乔夫立即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但遭到严辞拒绝。代表团又让他向副总统亚纳耶夫交出权力，戈尔巴乔夫拒不接受。谈话不欢而散。8月19日早上6时，各主要媒体播出了关于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的消息，并宣布戈尔巴乔夫有病在身，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主任、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政变自此开始。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任凭别人摆布，这些人还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眼下他的政治前途甚至生命，都取决于那些积极批评他的人，取决于他的政治对手，他只得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民主派及其支持者昨天还在要求他下台，如今却在白宫前面筑起了人墙；民主派新闻界不久前还在对他进行无情的攻击，这时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维护他。正是他们协同一致的努力制止了政变，解救了自己的总统。当然戈氏本人也属于粉碎政变者之列，因为他面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讹诈，率先毫无保留地说“不”。
政变的阴霾烟消云散。戈尔巴乔夫逃过了这些年来一直担心的“赫鲁晓夫式下场”。然而，为了这一无可争议的胜利，他也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政治损失。许多人认为，正是他应当为政变负责，是他把政变分子弄到自己身边来的。从福罗斯归来后，戈尔巴乔夫成了他的死对头叶利钦的政治债务人，多亏叶利钦的果断行动，他才得以重返克里姆林宫。凡此种种，都对戈氏的执政威信打击甚大，他已失去往日的神圣光环和永远正确的声誉。
政变使戈尔巴乔夫为保住联盟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辞职声明，黯然下台。8月政变中，他躲过了“赫鲁晓夫式的下场”，这次却没能躲过。
回望历史，20多年前戈尔巴乔夫推动民主化进程，在国际社会被誉为“改变了世界的人”。俄罗斯媒体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言论自由超过此后的任何时期。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央编译局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