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散木
傅胜蓝，浙江金华人，早年曾是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代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这样的经历，后来在许多叛徒出身的国民党特务中不乏其例。国民党特务之所以吸收这些人，一是这些人懂得中共的底细，二是更加懂得苏联的底细，特别是共产党的内部组织及其运行等，这是刚刚“出道”的国民党特务十分陌生的。
据悉，傅胜蓝叛变后，被国民党大特务康泽说服，于1933年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围组织“革青会”，后来又进入“力行社”核心，并主编其机关刊物《司令塔》。又据也是国民党特务以及汪伪特务的陈恭澍后来回忆（他曾以过来人的口吻详细讲述了一部“特工史”，所谓《英雄无名》五部曲，大陆版为《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笔者注），“兼并南昌行营调查课后，特务处内顿然增加了一批新人，其中以留苏学生和脱共分子居多。老实说，平均水准，比戴先生以军校同学为骨干的老班底优秀多了……所以多获戴先生之重寄”（陈恭澍《北国锄奸》，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就有傅胜蓝。
傅胜蓝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最为活跃的时候，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的督察主任，此前则以充任特工学校的教官而出名。
戴笠的特务处曾出版过许多专业书籍，这些书籍是训练特务的教材，其中有一本即是由大叛徒王新衡和傅胜蓝合译的苏联《切卡-格帕乌》（即“契卡”，又名“格柏乌”），内容是苏联特工组织和活动的概况。此外还有大叛徒顾顺章口述、臧公惠整理记录的《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以及由另一名叛徒程一鸣撰写的《情报学》和《内勤业务》。这些教材加之由特务头子郑介民撰写的《军事谍报》等，成为国民党“军统”各特务训练班的基本参考教材。
诡异的“《司令塔》事件”
傅胜蓝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期间，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事件，即“《司令塔》事件”。
《司令塔》是“力行社”的社刊。当年几名国民党“青年才俊”忧于国难和内扰，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之初，作为其“两大建设”（精神建设、组织建设）之一的“精神建设”的具体措施，即阐述组织的精神、统一成员的思想和活动等，《司令塔》于是问世。这是64开的小册子，每期不过薄薄的七八页，但它却不啻是“力行社”的精神纽带，大凡下达命令、情报汇编等皆收录在内，且发行时间长达7年左右，实为国民党早期特务组织最重要的一本绝密刊物。由于“《司令塔》事件”，傅胜蓝得咎入狱，并由此积恨于心，为他后来再次叛变作了铺垫。
却说当年由汪精卫兼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因为一再对日本妥协退让，被许多激进的爱国人士视为“汉奸的大本营”。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35年春，在刚刚出版的一期《司令塔》中，居然出现了两张夹页——那是一份完整的刺杀汪精卫的计划书。《司令塔》当年是仅供“力行社”社员参阅的，被当局视为绝密文件，甚至“蓝衣社”的魁首们也必须实行“阅后焚毁”的纪律。多年之后，青年历史学者丁三仍然不解地说：“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进入‘朝天宫’（也是南京国民党特工的一个活动场所——笔者注），怎么放进三百余份小册子里的。更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在这么做。最令人感到诡异的是，那个人又通过某种途径，‘将此夹有两页的刊物给汪氏看’。”（丁三《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显然，似是有人刻意以此来挑拨蒋、汪的关系。彼时面对日本侵华的强劲姿态，蒋、汪的对策有了分歧，却又有相通之处，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汪精卫获悉《司令塔》的事情后，会那样地勃然大怒——“素来温文尔雅、被视为彬彬君子的他，在众多国民党元老面前诉说起了自己的委屈。通车、通邮问题，不是蒋介石主张的吗？不久前刊载在《外交评论》杂志、被视为中日和解象征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不就是蒋介石口述、陈布雷命笔，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吗？他的所作所为，既代蒋受过，又成为‘蓝衣社’的刺杀对象，天下焉有此理？”于是，接下来的事更加证明了“《司令塔》事件”并非空谷足音。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复成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正在召开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这次会议本来是作为国民党“五大”的一个预备会议，所谓“冠冕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有百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拜谒中山陵之后，一一入场，随即在党歌声中，由行政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后，9时30分，全体委员齐集会议厅门前合影，而在汪精卫身边却留下了一个空位，那本来是蒋介石的位置，“这个反常的现象，使接下去的事件显得烟波诡异、疑点重重”。不久，一名外披大衣、内穿西装的青年闪身而出，突然掏枪，朝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
“刺汪案”是民国史上一个转折点，蒋、汪的破裂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至于“《司令塔》事件”，后来丁三认为：傅胜蓝不过是“力行社”要员酆悌的替罪羊，最终，“作为宣传处助理干事、《司令塔》主编，他被判入狱两年”。
傅胜蓝会忍气吞声么？
两本《蓝衣社内幕》
丁三在《蓝衣社》中写道：“傅胜蓝转投戴笠系统后，1942年，他再次被汪伪‘76号’捕获了。这次，周佛海亲自出面，不仅说服他改换了门庭，而且使他答应与文化界大汉奸、作家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合作，写作《蓝衣社内幕》一书。”
“毫无疑问，周佛海此举，为的是诋毁重庆政权，并多少给伪政权涂脂抹粉。但在市井纷传‘蓝衣社’，而戴笠系统又无处不在之际，这本书具有极大的时效性和轰动效果：当年秋天，《蓝衣社内幕》出版后，行情一路看涨，被称为‘洛阳纸贵’‘凡识文墨者莫不知有该书’。短短两三年时间，这部真伪难辨、兼有史实和演义色彩的著作，销售高达二百余万册。”
“作为民国罕见的畅销书之一，《蓝衣社内幕》自然也流传进了后方，流传到那些‘力行社’发起人的手里。问题在于，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在众多魁首或失意或沉沦之际，谁还顾得上与之辩驳呢？谁愿意去追溯它最初的、清新而澎湃的道路呢？何况，所有这些还都被视为重大机密。又何况，在‘力行社’早已烟消云散的情况下，它的主要遗产，那个庞大、森严而面目诡异的‘军统局’，与傅胜蓝所说所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它最适合的名字，或许就是‘蓝衣社’……”
傅胜蓝1942年再次叛变，投靠了日伪政权，而他的“见面礼”竟是一本《蓝衣社内幕》（据说这本书还被日本在上海的宪兵和警察用来做教材，来训练替他们秘密服务的特务——笔者注）。这不禁要让笔者多说几句了。其实，应该是有两本相同书名的《蓝衣社内幕》，一本是傅、胡合著的，另一本则是当年由汪伪的《国民新闻》连载的。后者的作者却是以另一个“军统”叛徒陈恭澍的名义撰写的，传说这是汪伪当局为了断绝陈恭澍的“回头”之路而设计的，也即李士群、万里浪、傅胜蓝的策划。1942年4月，上海的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在连载结束之后又出版了同名的书，列为“国民新闻丛书”之六，堂而皇之地行销于市，在书后的广告页中还有宣传提要：“‘蓝衣社’之在中国，几已妇孺皆知，甚至声闻世界，与苏联之‘格伯乌’同样震惊世人。本书作者以该社高级干部之身份作现身说法，真实地暴露十年来中国的秘密政治之内容，其详尽精确自非局外人所可企及，实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部信史，亦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部巨著。”于是，虽说此书只有薄薄的100余页、15万字，却一时洛阳纸贵，甚至一版再版，一直印了10余万册（一说200余万册）。
陈恭澍的《蓝衣社内幕》不但对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机关的前身及沿革、现行组织及一般人事、国内各主要区站人事表、主办训练班情况及主要工作现状、今后工作预测，以及一些重要案件的内幕与实施经过等均有交代，甚至还将一些密电、手令之类的东西都影印出来，可谓“图文并茂”。《蓝衣社内幕》不仅言及人所罕知的“力行社”特务处，还大谈“蓝衣社”（据说是1932年春夏之间，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的一个效仿法西斯主义并以“蓝衣社”名之的秘密组织，意在习仿意大利的“黑衫党”和德国的“褐衫党”，除反共之外还针对日本军部以及汉奸，因而随即引起日本情报机关的高度关注，不过，其究竟如何，抑或是有人故意以讹传讹，那就不知道了——笔者注）的秘密，或真或假，成了一道谜案。
陈恭澍后来称自己于1941年11月被汪伪特务机关逮捕，自忖要是与汪伪对着干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便把他领导下的“军统”上海区140多名特工和盘托出，所谓“如果用‘忍辱偷生’这句话来形容这段过程，我不承认也不行，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因为其间的确有些个意想不到的境遇”。于是汪伪特务机关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举扫荡了“军统”上海区，缴获大批枪械弹药、电台和秘密文件，成为“和平运动开展以来在上海的最大一次破获”。为了防范陈恭澍“曲线救国”的机心，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遂以釜底抽薪之计，让先期投降汪伪的王天木（也是“军统”的一名杀手，有“军统”之“十大将”“三大杀手”“四大金刚”之一之称——笔者注）动笔，加以胡兰成的润色，以移花接木手法，成就了《蓝衣社内幕》这本书。至于署名陈恭澍，乃是断其后路的妙法，而此计的实施果然大奏其效，由于该书暴露了“军统”的许多秘密，当时远在重庆的戴笠对陈恭澍恨得牙根痒痒，而陈恭澍情知如此，不得已也为李士群做了些事。但他却很有心计地把王天木的原稿收藏了起来，这才逃过战后的一死。
据“光复”后在上海“肃奸”的程一鸣回忆：“陈恭澍知道我到上海，拿了《蓝衣社内幕》的底稿来见我，请我把这本底稿送给戴笠，说‘这本书是王天木写的，和我没有关系。王天木和戴笠是拜把兄弟，戴笠认识王天木的笔迹，请你帮忙，希望戴笠不要杀我’。”结果果然如此。戴笠不久因飞机失事暴毙，陈恭澍又依仗自己与接任者郑介民的私交，不仅没有获罪，而且“归队”被派到北平担任绥靖第一大队大队长，乃至后来随同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继续在情报机关任职，后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
如此说来，所谓《蓝衣社内幕》看来并非由陈恭澍所作，如其晚年所说，“都说特务工作不择手段，所以冒名出书也就被用上了”。至于其真正的作者，恐怕是“集体的智慧”吧。而能够揭示“蓝衣社”内幕的，当系其内部人的曝光，这或者就有傅胜蓝、王天木，以及推手李士群等的痕迹了。
一个类似《色·戒》的故事和汉奸市长
傅胜蓝“落水”之前，是“军统”青岛站的站长，是王天木的部下。王天木彼时曾任“军统”华北区区长、特派员、上海区区长，因刺杀了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引起汪伪集团的报复，被李士群逮捕又故意释放，随即引起戴笠的怀疑，遂密令除掉这个“叛徒”，王天木因此转而投敌，供出众多同僚，傅胜蓝也因此被捕和叛变。
多年后，一部《色·戒》的电影引起人们对抗战时期谍战的浓厚兴趣，而相似于电影情节的，也有一个“血淋淋的真实故事”。这个悲剧的主人公，则是傅胜蓝和丁履贞。
丁履贞是山东日照人，曾受训于“军统”临澧训练班，1938年底被派赴青岛站任内勤。傅胜蓝叛变后，丁履贞亦被裹挟而去，当时两人有恋情，“军统”为了制裁傅胜蓝，与丁履贞取得了秘密联系，并责成她相机执行制裁任务。陈恭澍回忆说：“她虽然与傅接触的机会很多，也很容易得手，可是她究竟是个女孩子，而且因感情作祟，枪击刀刺，她都下不了手。最后只得改用毒剂，要她将无色无臭无味的某种毒药，下在傅某常用的热水瓶里，在不知不觉中就可以将傅毒杀。但是药剂交给她之后，却迟迟没有消息。当然丁是忠于国家、忠于组织的，事实上，这时候她是人天交战，陷入了痛苦之中，下手吧，意下不忍；不下手吧，任务在身，局本部又催逼得紧。由于心理矛盾，忧形于色，种种举措难免失常，这些早都落入了傅胜蓝的眼里，傅是一个老狐狸，又受过苏俄‘格别乌’的训练，所以提高了警觉，处处都防备着她。终于有一天在她放置毒剂之际，被傅当场抓住，随后就将她勒毙在卧室之中。”
陈恭澍的回忆一如他的《英雄无名》，许多出自其“演义”。事实上自武汉撤退后，傅胜蓝奉派建立青岛站，曾去临澧训练班挑选干部，选中了丁履贞，此后他们奉准组织“掩护家庭”，丁履贞即在傅胜蓝的控制之中，乃至于傅胜蓝在汪伪政治警察署署长苏成德唆使下附逆，丁履贞也陷于其中。及至傅胜蓝上任汪伪杭州市市长，丁履贞也以“市长太太”的身份随行，不料傅胜蓝的大太太凶悍异常，小老婆丁履贞名节两亏，悔恨交集，又因流产而几成疯妇，她大骂傅胜蓝是“汉奸”“骗子”，最终触怒了傅胜蓝，遂以“私通‘军统’”的罪名，将丁履贞秘密杀害。
汪伪两任杭州市长——何瓒和谭书奎，都是遭到国民党特工秘密刺杀的。何瓒被击毙后，汪伪浙江省省长梅思平任命傅胜蓝继任其职，是为“以特制特”。“以特制特”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惯常现象，比如汪伪“76号”特工总部，其成员有许多是国民党变节的特工，因此给国民党的潜伏特务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如当时的“中统”苏沪区，除区长徐兆麟和一个会计逃脱之外，竟全军覆没，而“军统”的上海区，其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站，也竟无一幸免。
当然，作孽是必须要还的。抗战胜利后，在“肃奸”中被处死的汉奸和间谍的名单中，赫然就有傅胜蓝的名字，他是和川岛芳子、丁默邨、苏德成、万里浪等共赴黄泉路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