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王猛，扪虱而谈，乃雅事也，我竟也曾扪虱而谈过，然为苦涩之事，本文有一节记之。我欲以“扪虱堂”名居所，妻以“不卫生”讽之。盖彼不知“扪虱而谈”乃褒语，我用之，已有自夸之嫌矣。我犹用之，乃为留一点与扪虱有关的国家苦史之记忆也。
——题记
文│李乔
我的籍贯
费孝通说，乡土社会，籍贯都是取自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又谓，继承籍贯，就像是继承姓氏一样。他用自己举例：父亲是江苏吴江人，虽然他自己十岁就离开故乡，但填“籍贯”一栏都要填“江苏吴江”。费孝通称此为“血缘性的地缘”。又说，籍贯是“血缘的空间投影”。（《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
籍贯取自父亲，籍贯里也就包含了所谓阶级血统。你原籍家里是财主，你就有了财主血统，穷人也一样。一查你原籍，你祖上是何许人、你的阶级出身也便可知了。
我的籍贯，按费先生所说的老习惯，应随父亲填“河北徐水”。但父亲绝不许这样填，而是必须填“北京”。当然，我生于京，长于京，填“北京”也算对，但那是另一种标准，与费先生所说的老习惯不同。父亲自然懂老习惯，却决不让我按老习惯办，原因是出于对血统论的畏惧和避险。我爷爷是破落了的地主，但破落地主仿佛摘帽右派，还要算地主。所以，倘若我填籍贯为“河北徐水”，便会与爷爷、与“地主”挂上钩，如果哪一天遇上政治麻烦，一查档案籍贯，说不定会“赶回原籍”去。在“左”的政局之下，“血缘的空间投影”，对我是有一定威胁的，而填了“北京”，就可以多少斩断一点与老家的联系，实质也就是斩断与我爷爷的联系。这样，我的血统似乎就纯洁一些了。这似乎像一场籍贯革命，是被逼着造祖籍的反。
实际上，我连爷爷都没见过，对他的历史也一无所知。前些年才知道，爷爷是一位开明地主、抗日地主，他曾掩护过国民党派到京津保地区的抗日地下人员，也掩护过共产党的地下人员。解放战争后期，我父亲也成了共产党的地下人员。他是我党冀东情报总站天津站北平分站的情报员。北平一解放，父亲参加了旧北平警察局的接管工作。因为父亲是个老公安，懂得政治里面的名堂，所以很在意籍贯问题，我的籍贯也就必须填写北京了。
大伯李庄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他的子女，我的堂兄堂姐们，好像填籍贯都是填“河北徐水”。大概因为他们都坚信老爸已是老革命了，不用怕有个爷爷是地主，不用担心填了“河北徐水”就会被赶回徐水老家去。
张大吹
张大吹者，本名张大伟，大吹乃其诨号，我的中学同窗。我与彼同居一胡同，我居公安局宿舍，彼居海关宿舍，相隔百余米，抬眼可望，抬腿便至。
值“文革”失序，课堂大乱，大吹学得物理“力”之概念后，常出手猛击同学，曰：“给你一个‘力’！”致其踉跄不已而后快。某日，老师偶谈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大吹竟能当堂答问，老师惊诧不已，同学更惊为“神了”。细一询之，其舅乃一工厂造反派头目，略知马列皮毛，大吹与其同住，遂熏染如此。因大吹能言善侃，故得摹其特点之诨号。
我家蒙难，家母以“走资派”挨斗，我悲怆填膺。某日，偶因与大吹琐事未合，大吹竟劈头曰：“祝你和你妈同样下场！”我闻之如遭闷棍，浑身激灵，羞愤异常，大吹则扬长而去。此一情景，三十余年过去，犹清晰如昨日。又某次一同学问军统局全称，我答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大吹应声讥讽道：“你家是国民党吧，难怪你知道。”我登时哑然，并深悔失言。
据闻大吹之父乃天水军分区长官。“文革”中军人“支左”“军管”，吃香得很，不知其父曾介入地方“文革”否？大吹其父其舅，一为煊赫之军人，一为喧嚣之造反派，如此家庭背景，视我为“黑后代”并恶语相加，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只有隐忍而已。
初中毕业，各奔东西，大吹去了天水。本料其蒙父庇荫，日子必快活，然未几竟传来其病亡消息，乃黄疸型肝炎致命也。揣测因天水医疗条件较劣，他爹在当地虽也算个人物，但竟未能保住儿子小命。我之心情，犹如五味瓶，真不知何味也。往日受其辱之恶气，全然消散矣，唯有痛惜叹惋。悲夫！
我曾扪虱而谈
旧时农村卫生差，虱子附体是平常事。未庄的阿Q就和王胡比赛过捉虱子。解放后，大讲清洁，虱子遂敛迹难见。一直到“文革”，我从未见过虱子的模样。“文革”一大串联，可开了眼了。鄙宅院里住进许多串联小将，其中不少人是“虱子载体”，街道上让各家捐被褥，虱子便从“载体”身上串联到各家的被褥里。这批虱子，来自五湖四海，坐过火车，乘过轮船，一齐汇聚辇下，比未庄的虱子可风光多啦。
小将们用过的被褥把虱子传给了我，那些日子便常常在灯下边捉虱子边侃谈。两个大拇指盖儿是刑具，一夹死一个，一夹一片血。虱子不搞计划生育，下的仔儿叫虮子，一堆堆白厉厉的排在衣褶里。阿Q和王胡曾比赛谁咬虱子咬得响——这我比不了，但若比虱子的风光和见识，它未庄的虱子能比得过我麾下之虱么？小地方的虱子嘛，顶多也就见过油煎大头鱼，哪比得上我的虱子，不光坐过火车，还见过紫禁城呢。
阿Q进过城，他很可能把虱子带到过城里去。但数量绝不会比小将们带进北京城里的虱子多。我是个挺讲卫生的帝都子民，连我都能扪虱而谈了，可见当时虱子进京的规模。它们是趁着动乱进京的，可谓史无前例，前无古虱。
后来，我知道了魏晋名士扪虱而谈的雅事，心想，我也曾扪虱而谈过，也算有了一点魏晋风度——当然，这是我在胡想混说。那个时代，只有虱子，哪会有风度呢？
就是不服！
当年批邓，人心不服。酒店茶肆，亲朋聚会，时有“亲邓言论”。
邓小平当时住在北京东城宽街一座临街路北的老宅院里。我家也住东城，距邓宅三四站地，我上班的工厂，离邓宅也不远，所以经常从邓宅门前路过。我曾亲闻一位家居宽街附近的老工人言：“常见邓小平早上站在门口，东瞧瞧，西望望，嘿，人家就是不服！”意思是小平同志对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根本不服。又听厂里工友议论：“也真怪了，批了个溜够（北京土语，放开、足够、透底的意思——笔者注），人家老邓就是不臭！”那个年代搞大批判，预期目标都是“批倒、批臭”，“四人帮”对小平同志也企图达此目的，但无论怎么批，小平同志依然在人们心里保持着应有的位置，特别是在有正义感、有头脑、有文化的人们心里，小平同志才是正宗的共产党人。
回想起来，当年小平是否真的在院门口眺望，表现出不服的样子，难得确证。但小平同志肯定是不服，怎么批也不服，则是无疑的。那位老工人说小平不服，实际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不服，表达人民群众的不服。人民群众的确是不服啊，要不怎么“批了个溜够，就是不臭呢”，要不怎么后来发生了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呢。
千灵山石塔与永清白塔
携妻游京西南之千灵山。孙膑洞有一村妇守洞，言山间动乱掌故。十八壮汉欲推倒观音洞侧之石塔，竟岿然未动。村妇释为塔有灵性。有山僧数名曾被缚于山间饿毙，余问追究否，曰彼时混人受赞，不了了之。山僧自何来，言近有戒台寺。询村妇常出山否，去过天安门否，答皆未也。知其为浑朴山民，所言乃极狭地域发生之信史。登山观塔，塔乃绝品，明嘉靖年制。雕刻之佛面多凿损，料是壮汉撼塔未果而迁怒于佛面。所谓洞天福地，竟遭此屠灭。宗教乃人民之鸦片，谬解此语，害何大焉。苍山无语，佛塔兀立，荒唐史页，人鲜知晓，故记之。
河北永清县白塔寺，兀立田亩之中，庙貌巍然，乃一香火甚旺之巨刹。然半新不古，难称古刹，盖“文革”间，庙宇毁于灭佛洪流，今庙乃晚近新构耳。所幸白塔犹存，为旧庙仅存之遗物。塔高二丈，塔身洁白，浮雕灿然，唯塔尖无存。
余游塔前，一老尼姑告曰：造反乡民驱大马五匹，欲拉倒白塔，然难撼其一分，遂以为神，相顾曰，再拉则出大事，遂罢手。因古塔存，旧庙得以重光。老尼姑又告，塔尖被一老乡所据，庙方欲购之，价昂，未果。
论曰：文物或毁于乱，或毁于愚，或愚乱交加而毁灭。文革”既乱且愚，文物在劫难逃，千灵山石塔、永清白塔寺，亦自在劫中矣。
于“馄饨侯”谈史
笔者多次与报社同仁饭于京城王府井左近之名饭馆“馄饨侯”，每食必做一席谈。此“席”非宴席，不过馄饨配芝麻烧饼加荤素冷盘耳，边吃边谈，实工作餐也。然馄饨味道甚美，据闻周总理亦喜食之。
一次与同仁边吃边谈文稿，涉及史上“左”祸，言语间，诸位皆慨然于色。
诸位又谈及“文革”之事，笔者发一议论：“十年光景，吾由少年长至青年，耳闻目睹，亲历亲见，那时真是混沌（馄饨），看不清，理还乱。馄饨尚属美味，那十年便只有苦味了。”同仁闻之大笑。
近来退食在家，浏览网文，竟看到不少为“文革”、为左倾歪理评功摆好的文字，似乎要把30多年前早已“拨乱反正”了的理论、结论，再“拨正反乱”回去。观其文字，大多血气旺盛而弱于理性、学养和视野，想来作者都是些幼稚的“政治菜鸟”——他们是多么需要真史的教育啊。
“满街都是圣人”
多年前某秋日，余赴南方一小城开“南宋理学家杨简学术研讨会”。会后徜徉街头，忽见市民于衙前集会，要求撤销污染环境之建设项目。警员控弦以待，集会者齐呼“人民警察爱人民”云云。又见一支队伍，百余人，国旗前导，呼啸行进，队中多人手持一纸，上绘骷髅，意谓污染索命。二持纸女郎语我：有市民被打伤矣。我未敢确信也。问二女：“何不以正常途径反映意见？”凛然答曰：“倘有正途，何须用此？”我明知故问，探其心理耳。
徘徊街市，心想，警员集结，必因有人无理取闹，抑或有理取闹，动武维稳，亦在情理之中。然，翌日见报纸头条载，领导尊重民意，项目坚决下马——一日之间，“乱民”变为“良民”，取闹变为义举。朱熹有高论：“满街都是圣人。”信然。余之所见满街民众，即为懂得“天人合一”之理的“圣人”也。而当局知过则改，也一变而为“圣人”矣。
十八大报告提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旨哉斯言！若各地当道皆以此观念理政，落实群众路线，何愁天下不太平？
（作者系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日报》原编委、理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