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是口号，而必须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殉道精神”，教育改革尤需这种精神。
文│刘道玉
在中国，启蒙一词是来自于外国，最早出现于法国，法语是lumières，英语是enlightenment。大约在17至18世纪之间，法国出现了一个新思想不断涌现的时代，通常被称为启蒙运动，代表性人物是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这是欧洲历史上自文艺复兴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主要目标是摧毁腐朽的封建制度，为确立资本主义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并对日后的美国独立战争及19世纪欧洲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什么叫启蒙
康德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784年他在《什么是启蒙？》一文里，首次对“启蒙”作了诠释，他指出：“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从字面上解释，启蒙就是启迪、启发、开发蒙昧、破除迷信等。从本质上说，启蒙就是解放人的心智，用自己的理性自由地思索和追求。要做到这一切，需要有独立的灵魂和判断能力。总之，欧洲的三大启蒙运动，对于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又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
欧洲的启蒙运动本来就是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这就使得我国的启蒙运动相较于欧洲晚了200多年。中国的启蒙运动肇端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二者合称为我国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上，首次提出了“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个口号给人们一种新鲜感，遂成为五四运动的两面鲜明的旗帜，对于思想尚处在蒙昧时期的国人曾起到一些启蒙作用。这次启蒙的主要目的是反帝、反封建、拒和谈及惩办卖国贼，在这些具体目标上虽获得了成功，但相对深入的思想启蒙来说，五四运动仍然是不成功的。
究其原因，除了社会各种因素以外，还因为这次运动在启蒙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先天缺失。法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把自由摆在首位绝非偶然，因为自由是思想启蒙的灵魂，缺失了灵魂的启蒙运动，当然是不能成功的。从孤立角度看，五四运动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意思无疑是正确的，但作为启蒙指导思想却存在遗珠之憾，那就是缺少了自由。试问：如果没有自由，何以能够实现民主与科学？这种先天不足注定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性。
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1980年代的解放思想，可谓中国第二次思想启蒙，它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推翻“两个凡是”犹如一枚炸响的春雷，从而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他们如释重负，喊出了“甩开膀子大干”的豪迈口号。我亲身经历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年代，那时人人思改、人人思变，甚至说出“不是做不到，而是怕想不到”的话，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黄金时代。
到了1990年代初期，经济和文化教育呈现另一个局面。就高等教育来说，在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口号下，大学合并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大专甚至中专都升格为大学，大学改名成风，有些甚至一改再改，追求名字越大越响亮越好，这些是虚荣心的表现。在以教育拉动经济的思想驱动下，“大跃进”式的扩招一直持续了20年，在最高年份年增速竟高达49.5%。“长江学者”本是香港李嘉诚先生捐资设立的，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获得。于是，各大学都以本地的名山秀水命名了一批学者，如黄河学者、泰山学者、峨眉山学者、闽江学者等竟多达38个。
面对问题丛生的教育，我的心情极为沉重，真可谓是寝食难安！我朝思暮想：为什么制定了那么多的教育改革纲领和规划，但教育改革成效却始终裹足不前？为什么《深入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已颁布16年了，而各地至今依然还在搞应试教育？为什么各大学的攀比和学术腐败得不到遏制？“状元”本是一个被历史遗弃的名称，为什么至今还在炒作？统一高考饱受诟病，为什么改革不了？全国补课市场收入高达6000多亿，如此疯狂的课后班为什么屡禁不止？各界对教育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为什么充耳不闻？为什么钱学森之问提出10年而至今无人回答……
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改革的新启蒙
我思前想后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国人仍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从教育部门的领导到办学者，从教师到学生及家长，一些人尚处于教育的蒙昧状态，这就是我提出进行教育新启蒙的缘由。谓予不信，请看以下事实：国家教育部前领导人说，我国教育改革的成绩是巨大的，因为我国“两基”（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笔者注）普及率达到85%以上。但这只是量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实质内容无涉。
我的一个学生是某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我与他讨论教育改革，我说当今大学改革少有成效，他反驳我说：“校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国高等教育已达到大众化阶段，这就是改革的成绩嘛！再说，我国独创的‘二级学院’也是教育改革的成果呀。”我驳斥说：“你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只是量的发展，而不是反映质变的改革成果。至于独立学院更是一个怪胎，它是教育腐败的温床，是投资商利用名牌大学办学敛财的手段，不少大学官员腐败都与独立学院有关。”这说明，某些人根本就不甚了解教育，更不知何谓教育改革，以至于把发展当改革，把一些滋生腐败的独立学院当作改革的成果。本来，发展与改革的概念分野是十分清楚的，也是不容混淆的，所谓的发展，主要是指数量的增加，如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增加，校园占地的拓展，教育经费的增加，办学条件的改善等，这些只依赖于投入的增加。而所谓教育改革，主要是指教育质的改变，例如以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体制、新的教育模式、新的教学内容、新的教学方法代替相应旧的一套，而这些都是依赖于创新来实现的。
我们再看看社会对待教育改革的态度，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给学生减负，然而家长却强烈要求给孩子补课；奥数班、补习班屡禁不止，甚至出现学生以罢课形式要求暑假补课的怪象。某些大学的年轻教授和博士也醉心于应试教育，一些家长甚至在校外租房陪孩子准备高考，目的是要考上名牌大学。某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教育儿子的办法就是让他一遍又一遍做习题，稍有违抗，就拧耳朵或打屁股，甚至骂他脑子笨，这哪里还有一丁点受过师范教育的素质？北大与清华是两所重中之重的名大学，为了争夺招收所谓的尖子学生，居然在网络上互相攻讦和展开骂战，可谓斯文扫地。
面对堆积如山的大学问题，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发出了呐喊。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评论说：“中国大学的问题太多了，七天七夜也说不完，不是一方面，而是哪一方面都有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美学教授章启群也发出怒吼：“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批评说：“现在大学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一切说明，我国为数不少人不懂什么是教育，不懂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更不懂什么是教育改革以及究竟怎样进行改革。要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措施就是进行教育启蒙，重新认识教育的真正目的，认识教育改革的实质，树立新的教育价值观，学习近代教育启蒙代表人物的论著，如《爱弥儿》《人的教育》《大学的理想》《大学的目的》《大学的使命》《废墟中的大学》《教育在十字路口》《乌托邦大学》等。
改革者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天生的，只有学习世界教育经典著作才能够懂得教育的真谛，也只有通过改革实践才能真正懂得改革的意义。改革不是口号，而必须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殉道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何以获得突破性的改革成果？改革不应当有禁区，不敢突破禁区，就不配称为改革者。改革是一个人的品位，是其价值观、人生理想和大无畏精神的综合素质，而教育启蒙的目的就是赋予教育者这些素质。
怎样进行教育改革的新启蒙
怎样进行教育启蒙？启蒙主要靠教育者自觉地进行心灵修炼，也需要一批先知先觉的改革者起表率作用，各种媒体也要进行正确的宣传和引导。欧洲是近现代思想启蒙的发源地，根据他们的经验，启蒙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道路可以借鉴。启蒙者可以是思想家，也可以是君主、领导人、神父或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阶层。在我国，只有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都认识到教育改革的重大意义，方能自觉地投入到各级教育改革的实践中，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使我国教育改革有根本性的突破。时不待我，悲观是消极无作为的态度，怨天尤人也是无济于事的。约塞夫·熊彼特是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他于29岁时创立了创新理论，一举蜚声世界经济学界。他在临终的遗言中写道：“行动——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真正对理想的拓荒。”因此，无论是教育启蒙或是教育改革，唯有行动起来，知难而进，才是一个改革者应有的品质。
（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教授，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