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红民
2016年4月中旬，“互动与新局：30年来两岸近代史学交流的回顾与展望讨论会”在台北举行。举行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台湾选举结束，民进党取代国民党执政已成定局，台湾的主办者预感到两岸关系将发生变化，史学交流难免要受到影响。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30年来的两岸近代史学交流进行一次回顾，对未来有所展望。
经过近30年的交流与磨合，举办一次两岸近代史学界共同参与的学术会议已是相当容易的事情，然而，这次会议却遇到了一些“意外的麻烦”：会议的主办单位由台北“国史馆”更改为“中国近代史学会”，经费遇到困难，会议地点临时更改等等。最后与会的大陆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杨天石、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中山大学桑兵等。
忆往昔，学者们对30年来两岸近代史学界在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筚路蓝缕，从对立、隔膜走向交流、融合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台湾学者陈三井以诗的语言“境外相遇，犹抱琵琶半遮面”，“轻舟已过，两岸猿声啼不住”，“海峡春潮，从此千山可任行”，形象地概括了两岸史学交流的各个阶段。但话题转到未来展望时，与会者普遍有着不确定的忧虑，而台湾学者更有“往日盛景不再”的担心。
会议结束时，主办者将在两岸近代史学界交流起步阶段作出贡献的邵玉铭先生（曾任台湾“新闻局局长”、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主任）请到现场，希望他的经验能对未来有所启迪。不意，邵先生开口就说，接到邀请后本不想来，因为根本没想到两岸关系会退到今天这一步。他以男女关系来比喻两岸关系：“双方因误解而结婚，因了解而离婚。”邵先生的感言，出乎组织者的意料。言者伤心，闻者唏嘘。
学者们的预感果然没错。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上台后，两岸政策大幅度后退，“国史馆”馆长由绿营学者吴密察出任，即风传“国史馆”档案将不再对大陆学者开放。7月底，“国史馆”以书库搬迁为名，宣布“闭馆”一段时间。7月28日，“国史馆”更宣布，自8月1日起将依照相关规定调整“数位档案检索系统阅览事项”，其要害就是以“平等互惠原则”为借口，取消了大陆、香港与澳门学人申请查阅台湾典藏档案的资格，换言之，要对大陆学者封锁“国史馆”等处的资料。这是陈水扁执政8年都未敢采取的措施，蔡英文上台不到3个月，就做到了。
近期从台湾传来的消息表明，两岸近代史学界交流的各个方面都在紧缩。可以断言，陈三井先生所乐观展望的两岸近代史学界交流“春江水暖，山登绝顶我为峰”的盛景，短期内不会到来，反而会步入一段停滞甚至倒退的“冰河期”。
在此时期到来之际，将笔者多年来参与两岸近代史交流的所见、所闻、所为作一简单回顾，不无意义。需要说明的是，个人经历是学界交流的沧海一粟，难免有诸多局限，片断回忆更难面面俱到。但个人经历或许比全面总结更真切，亦能有以一斑窥全豹之效。
【我教过的台湾大学生】
访问台湾时，我在不少大学做过学术讲座，自然会接触到大学生。2007年3到7月间，我受聘为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一个学期里完整地承担了两门课“1930年代的中国政治研究专题”（研究生课程）、“民国史史料研读”（本科生课程）的教学工作，与学生有了许多直接的接触，对台湾的大学生与研究生的生活、学习态度与水平，有较深切的了解。
在体制编制上，台湾各大学的历史系更接近西方，专任教师数量通常在20位左右，明显比大陆少。除了专任教师课时较多外，他们也会从研究机构或外校聘请些兼职教师来开课。政治大学在台湾高校中名列前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居领先地位，政大历史系是台湾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镇，他们有目的地利用“中华发展基金”聘请该学科的大陆学者担纲客座教授。众所周知，两岸在历史认知上的分歧，尤以近现代史为最大。我经过一番犹豫，决定完全按照在大陆授课方式设计，让台湾学生了解大陆教授的思路与研究方式，并接受相应的知识与训练。幸而，政大方面完全尊重受聘教师的意见。
“民国史史料研读”是本科2至4年级学生的选修课程，目标是同学能通过该课程的训练，掌握史料的搜集、辨别，形成史学价值判断和正确利用史料的综合能力。“1930年代中国政治专题研究”是研究生课程，目标是通过学习、讨论，使研究生对193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般状况与特质有较深入的了解，掌握学术界对1930年代研究的基本信息，并能够举一反三，掌握研究20世纪中国政治的基本理论、方法与规律。
根据课程设置，本科生课程以教师授课为主，辅以课堂讨论与参观。研究生课程则以课堂讨论为主，教师布置课目与参考书，有2～3位学生发言，其他人补充，教师归纳总结。坦率地讲，我的备课与讲课，都比对自己的学生上课时要格外认真些，毕竟要体现大陆教授的水平。授课效果也还不错，学生大体能认真听讲与讨论，特别是研究生讨论时，他们谈自己见解时，还会同时提出一些问题，教师必须“释疑解惑”，与其互动。
台湾的家长与学生也有很强的“名校情结”，考生非常希望能进入台湾大学、“清华大学”、政治大学等名校。各学校主要通过高中生的“大学联考”成绩录取学生。优秀学生选择到海外读书的也不在少数，早年台湾流行一句“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意即选择在台湾读书的，台湾大学是首选，赴海外的，则多数去了美国。现在学生、家长的选择有多元化趋势，但大抵如是。因为要考高分，故台北的种类补习学校、补习班遍布各处。1990年代后期起，台湾有个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大学数量骤增，而台湾家庭生育“少子化”问题日趋显现，考生不增反降，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高等教育泥沙俱下，大学生平均水准降低。据说，有些排名靠后的学校因为连生源都是问题，要求教师必须去拉学生，拉不到学校规定的数量，考绩就会受到影响。“真是斯文扫地”，有台湾同行对我说。
但台湾的硕士研究生录取方式值得大陆高校学习。首先是各校的考试时间错开，考生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学校。其次是录取时都张榜公布，同时公布“正取”与“备取”两份名单，正取的若不来，则从备取的依序递补。从程序上做到了“公平、公开、公正”。我所接触到的研究生，生活都较独立，即使家在台北的，也往往搬出来租房住，如此导致经济上有压力，他们便纷纷在外寻找各种兼职，可势必又影响到学业。硕士读4～5年，博士读6～7年的，不在少数。
天下老师大概都有个“癖好”，就是不自觉地拿自己的学生与“别人家的”学生比较。我观察之下，发现政大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与浙大学生差不多，都能按照事先的要求看书，发言中规中矩，但很难说是特别认真地去思考，只有少数研究生的提问是例外。
在与台湾同行的交流过程中，他们总会问我在台教书的观感，尤其是对学生的看法，我据实以告。有位教授说，他去大陆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里总是坐满了学生，“你看，我们的图书馆里，有几个学生？”他的结论是：“台湾学生哪里有这么好，他们不用功，跟大陆学生没法比。”我解释说，可能与两岸学生的住宿条件不同，大陆学生住几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一般看书都会找阅览室，台湾学生自己租房子住，有私人空间。
台湾学生比较懂礼貌。期末考试结束那天下午，我收好考卷回到自己的研究室，突然有人敲门，是3位学生，其中一位学生拿了精致的卡片（上面夹着花）。他们说是来感谢老师的。学生递上的卡片上写着：
陈老师：
谢谢您这学期的教导。在您这门课中，学习到许多即使念了四年历史系，可能都未必学习到的民初史料知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师您的上课风格，本来很爱缺课的我，这学期一次都没缺席过您这堂课，因为真的很有趣！缺课让人觉得是种损失啊！GOOD！
祝您回大陆的途中能一路顺风，永远身体健康愉快！
学生：政大历史二×××敬上
笔者从教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选课学生专门到办公室来谢师的，有点小感动。就与他们多攀谈了一会儿，鼓励他们要志向远大，胸怀开阔，争取到大陆求学深造或发展。
等到判改本科生试卷时，出现了棘手问题：31份卷中，有2份实在糟糕，且此二人的上课出席纪录也不好，应判不及格。我询问政大的教授该如何处理，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一般不会给学生不及格。正踌躇时，在另一间大学任教的朋友为其它事打来电话，我便询问，她毫不犹豫地说，考得不好就给他“宕掉”（不及格）。我听取了她的建议，最后给两人不及格。之后，才明白为何两位教授给的建议不同：在台湾，私立大学是按学分收费的，学生课程不及格，必须缴费重修。公立大学则无此规定。建议我“宕掉”学生的，正是私立大学的教授。
【在台湾查档案的经历】
大陆近代史学者去台湾，很大的动力是，那的档案利用起来较为方便（现在写此文章，可能要改为“一度较为方便”）。我赴台湾，有时是专程去查档案的，有时是利用开会与讲学之便，抽空去查档案。杨奎松以前写过一篇《在台北看档案》，有许多地方谈到两岸档案机构的对比，至今在网上流传。我只谈在台湾查档案的感受。
台湾典藏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档案机构有些分散，杨奎松列了六个：“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近代史所档案馆、史政局、“外交部”“调查局”。其实还有不少，如台湾文献馆等。我常去的是“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近代史所档案馆这3家。
“国史馆”是典藏政府机关档案较集中的地方，尤其是历任“总统”“副总统”的档案均藏于此。1990年代，蒋介石的个人档案移交给“国史馆”，并很快开放，更使得“国史馆”在学界声名大振。我去“国史馆”主要是看蒋介石档案。馆内的大部分档案是可以复印的，但蒋档一直不能复印，只能带电脑去录入。最早开放的是原件，查阅者必须戴上馆里提供的橡胶手套与口罩，以保护档案。
档案馆负责阅览的几位女士，对大陆学者很友好，查档中的任何问题，她们都乐于帮助。那时大陆的机关普遍有“门难进，脸难看”现象，所以对“国史馆”工作人员的印象极深、极佳。因为去一趟确实不方便，通常是要整天在那里看档案，“国史馆”最初是有工作人员小食堂的，查档者也可以蹭午饭。后来食堂取消，改由饮食公司送午餐便当，工作人员与查档者自行选定。大家每天进馆第一件事，就是先选订午餐便当，工作人员也会为我们提供菜品及口味方面的建议，很是热情。
因为特殊的机缘，我是少数能进入蒋介石档案库房的史学工作者，大陆学者应该是唯一的。2007年我在政大客座教书，有门课是“民国史史料研读”，经由政大校方联系，我带学生到“国史馆”参观，了解档案的收集、典藏保管与利用的全过程。馆方十分好客，由一位处长出面接待、介绍。最后是参观设在库房8楼的B802室“蒋中正总统文物特藏室”，特藏室内就是神秘的“大溪档案”。上电梯时，处长要刷卡才能启动，到达楼层后，我作为带队教师要登记签名。处长介绍，特藏室是“国史馆”最核心的部分，库房除了恒温等基本条件外，墙体与门也经过特殊处理，与银行金库完全相同，库房的锁需要两人分持的钥匙同时启用才能打开。
进入特藏室，里面有张图简要地说明蒋介石档案从大陆运台的基本线路。处长介绍说，蒋介石十分注意个人档案的保管，1949年春他下令由南京运到上海，再由运送黄金的船运到台北，先存放在台湾银行的金库里，之后才移到大溪，成为著名的“大溪档案”。蒋介石1949年抢运到台湾的最重要的东西有三：黄金、故宫文物、他的档案。黄金与故宫文物人所共知，但档案的事很少有人提及。蒋介石档案最后是从“阳明书屋”连同书橱一起移交给“国史馆”的，所有文件都装在原先的书橱中。
处长特意介绍了一个特殊的书柜，里面有个架子。蒋介石在世时，即使是获准看其档案文件的人，也不能接触文件本身，必须由保管人员翻好，放在架子上，关上玻璃门，查阅者只能隔着玻璃看，看完一页后，再请保管人员帮助翻页。2010年左右，“国史馆”的阅览室搬到闹市区的长沙街，蒋档也完成了数字化扫描，阅览起来方便多了。
“党史馆”原名“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曾是个位高权重的“部级单位”，罗家伦、秦孝仪等当过主任。2000年国民党选举失败后，机构大幅度改组，“一切为了拼选举”，“党史会”降为文化传播委员会下属的“党史馆”，目前专任人员只有主任1人，日常阅览等工作要聘请工读生来维持。因为这样的变化，学者有时会为称其为“党史会”还是“党史馆”犯愁。有台湾学者指出，国民党对抗民进党最大的资本，就是国民党是个有光荣历史的百年政党，马英九没有眼光，压缩党史会，等于是“自宫”。
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是台湾最正规的一家档案馆，管理水平很高，开放规则也最明确。我在近代史所档案馆查阅的，主要是朱家骅档案、外交部档案、陈诚日记、陈之迈日记等。
朱家骅是浙江人，担任过教育部长，与浙江大学及竺可桢关系密切。我在他的档案中找到抗战时期与竺可桢的往来信件，便向档案馆提出高精度彩色复制，经请示主管所长后，获得允许。这批信件，成为浙大档案馆的校史展品。
在近代史所查档有段难忘的经历。2012年9月，我在台北参加会议，报告的是篇关于蒋介石与陈诚的论文。评论人陈三井教授指出，论文资料上有缺陷，为什么用了蒋介石的日记，而不用陈诚日记？我已查阅过“国史馆”档案的全部目录，显示没有陈诚日记，便在回应的环节中据实以告，说陈诚应该没有日记。晚餐时，陈永发教授告诉我说，陈诚有日记，没在“国史馆”，家属捐给近代史所档案馆了。我大喜过望，立即决定改签机票，推迟一天返回，去近代史所档案馆看。次日，我赶到时，档案馆还未开门。工作人员告诉我，陈诚的资料刚刚扫描结束，查阅需要馆长批准，不巧的是，馆长当天请假，要所长批准。我只好到所长办公室碰运气，黄克武所长那天有安排，一早就到了，他批准了我的申请，我荣幸地成了第一个阅读到陈诚日记的学者。当天，我一直坐在档案馆阅读、打字录入。到下班关门时，只出门喝了两次水，共录入了6000余字。
我将抄录的陈诚日记内容加到一篇已二校的论文中，很快发表出来，近代史所有陈诚日记的消息就在学界传开。但杨天石教授到档案馆去查阅，却遭到馆长婉拒，理由是与家属有协议，只先扫描，暂不开放。杨教授质问：“陈红民不是已经看过了吗，还发表了论文？”馆长才发现，是黄所长不了解协议细节，给我阅读是个错误（对我而言，当然是个美丽的错误）。之后，在几次场合，杨天石教授都批评近代史所档案的开放尺度不一。好在，2015年夏天，陈诚日记公开出版了。
【“小马哥”蜕变史：五见马英九】
第一次见到马英九，是1997年在哈佛大学。那年马英九以台湾“法务部长”资格到纽约参加世界禁毒大会，会后以校友身份顺访哈佛大学（他是哈佛法学院博士），应邀到费正清中心演讲。
那时，我是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对马英九只是耳闻。一位来自台湾的燕京图书馆女工作人员，兴奋地逢人就说，小马哥要来演讲，他在台湾如何如何受欢迎。那天中午她拉我去听马的演讲，演讲场地不大，挤满了听众。马英九深受一些台湾女性的欢迎，老天爷把“大众情人”的所有要素都堆到了他那里，真是“万千宠爱在一身”：优渥的家世、名校的教育背景、高大的身材、英俊的面庞、彬彬有礼的仪态。
哈佛毕业的马英九深谙美国的演讲文化。演讲开始，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问听众：这是什么？大家茫然，他说这是一包可卡因。然后又问，多少钱一包？大家又茫然，他说，在纽约10美元，但在台湾是5倍至10倍的价格。这就是为何台湾毒品泛滥的原因。由此开始，他讲解在台湾开展“扫黑专案”的背景与措施。他的演讲娓娓道来，意气风发，间或还穿插些幽默，让听众笑声不断。主持演讲的费正清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柯伟林教授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注意这位台湾政坛的新星。
第二次见到马英九，是2005年10月底，我赴台参加“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讨论会”。此时国民党已沦为在野党，会议规模不大，只专门邀请了5位大陆学者，加上在台访问的，只有8位大陆学者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也悄然转型，强调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的关系。
会议进行时，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正忙得两脚朝天，一方面在应付选举，一方面他老爸马鹤凌正病危住院，但他还是在26日抽空在午餐时间来到会场，简单演讲。经过挫折洗礼的“小马哥”多了些沉稳，但依然帅气逼人。马的口才确实好，辩才滔滔，他从国际法的角度入手，讲“开罗宣言”后台湾回归中国，批驳“台湾地位未定论”。然后，他说马上要去医院探视老爸（次日，马鹤凌便过世）。离开前，他与大陆学者一一寒暄、握手。马的人气真高，他与大陆学者合影时，不少在场的台湾学者、学生，尤其是女性，都拥上来。
第三次见到马英九，是2010年12月2日，中正文教基金会等主办的“《蒋介石日记》与民国史研究研讨会”，在圆山大饭店敦睦厅开幕。会议代表进入会场时，要进行简单的安检，看来是有重要人物要出场。因为马英九来，台湾的重要媒体都到了，在会场后面架起了长枪短炮，阵势很大。
相距5年，又见马英九，他已贵为“总统”。马英九的演讲从蒋介石到台湾后对于“选举”的一份批示开始，延伸到国民党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利用演讲为现在的国民党加分。
据我现场观察，这5年间，马英九是有所变，又有所不变。变的是，脸上多了沧桑，言行有些拘谨，甚至是刻板，他也想表现轻松点，如赞到蒋介石坚持写了55年日记，就调侃了一句：“惭愧，本人没有这样的毅力。”但脸上的轻松稍纵即逝。不变的是，他态度仍然谦和，举止彬彬有礼。他进场后，先与在前排就座的嘉宾（多是前高官）与资深学者握手，再上台。演讲前，先向大家鞠躬。演讲结束离开会场时，再与前排的嘉宾握手，从另一个方向退场，并与两边学者握手。我正巧坐在边上，得以和马“第二次握手”。
岁月流逝与政坛历练，消灭了一个阳光有活力的“小马哥”，留下一个有些政客味的马英九。
第四次见马英九，是2012年的9月13日。我赴台参加“国史馆”主办的“中国近代国家的型塑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台湾官方为纪念辛亥革命、建立民国100周年而开。我们到达“国史馆”时，看到门口有安检仪，就知道是马英九要来开幕式讲话。
那段时间，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台湾称“钓鱼台”）发生激烈争执。刚开始第二次“总统”任期的马英九，开幕词主要围绕钓鱼岛展开。他说，1895年前钓鱼岛就是中国领土，日本侵占钓鱼岛，“没有国际法上的效力”。他认为对钓鱼台应采取的正确作法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马英九特别提到40年前，蒋介石在海外“保钓运动”兴起时对留美学界的表态，在主权的立场上，“寸土片石，在所必争”。马英九真不愧是演讲高手，在这个政治宣示性很强的讲话中，他既表明了台湾当局的立场，又十分自然地展现了自己作为法学博士的学养与曾参与“保钓运动”的历史。无论从演讲的内容还是表达形式，都难以挑剔。
但从外表上看，马明显老了很多，讲话也不如原来流畅。真是“岁月催人老”——当年小马哥今何在？
第五次见马英九，严格说起来是一次会议两次见面。2015年7月6日，我赴台北参加“战争的历史记忆：抗战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国史馆”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会场设在圆山饭店。说来有意思，20年前，大陆纪念抗战是在7月7日，台湾在9月3日开会。20年后，大陆宣布9月3日举行纪念抗战胜利阅兵，台湾就提前到7月7日开会，两岸总是不同调。
会议通知，6日晚6：30在二楼有个招待会，7日上午是开幕式。我6日入住后，先去圆山饭店的游泳池游泳，临近6：30时，我穿着休闲装到二楼，以为是个普通的晚餐，没想到安检仪在门口，再看进入的人，都是西装领带。正疑惑间，办会人员招呼：“陈教授，快进去，马英九就要到了。”原来，晚上是个非常正式的招待会，除去会议代表，还有一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与帮助过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等，马英九率“行政院长”等政坛高官出席。我身穿T恤坐在那里，有点扎眼。马英九的演讲是礼仪性的，只有几分钟。但他上主席台之前，与演讲结束，均与前排的资深学者们握手致意。
7日上午，研讨会开幕，这是一次大型的学术研讨会，除了历史学界的代表外，还有档案与博物馆学界的许多代表。马英九到会致辞，他从世界、中国大陆与台湾三个层面，谈了纪念对日抗战胜利与光复台湾的意义。在世界层面上，8年抗战不仅拯救了中国，也帮助盟国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中国大陆层面上，马英九强调是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了抗战胜利，“八年抗战由国民政府领导，中共参与辅助”。这样的表述，比起以前完全否认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甚至污蔑中共“游而不击”“扰乱后方”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台湾层面，他历数日据时期台湾不绝如缕的抗日活动，称赞他们的爱国行为。马英九强调：“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都应该忠于抗战历史，永志不忘。”这与此前习、马新加坡会面的精神是一致的。马英九表示，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是基于“侵略的错误或可原谅，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的信念。“我们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要谴责侵略；不是要炫耀胜利，而是要追求和平”。
据透露，这篇讲稿是由几位重要的历史学教授撰写的，他们一直忙到凌晨。
这次讲话时，马英九在台湾的执政已经7年，时间上快赶上8年抗战了，他的声誉直线下降，民调显示甚至比陈水扁还低，当时就有人断言，次年的“大选”国民党将大败。从当年人见人爱的“小马哥”，成了天怒人怨的“票房毒药”，马英九只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
我认为，马英九外形帅、家世好、学历高、清廉正直，但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充满了打乱战、拉帮结派、有手腕善用潜规则的人，马英九只能败下阵来。他能当好谨守分际的公务员、大学教授，但绝不是政党领袖的合适人选。
“小马哥”的“蜕变史”再次说明，时间是把无情的杀猪刀，政坛是个惨烈的搏击场。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