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不夕阳
——福建的那些人那些事
□ 余世存
【福建有灵气、正气、清气】
福建的山水真是好。中原内地多是一马平川，起伏也多是一些可怜的丘陵；西部则苍凉，或有着地连天般的高难；苏杭是秀气了，水乡的浓郁难以浇化开大块；岭南的鸟语有着距离，不能让人心安。当然，中国各地都有风景名胜，只是个性化的喜好难为外人道。我喜欢福建的山水，自成格局，自有天地。
我第一次到福建已是人近中年。作为一个走马匆匆的游客，尽管多数时候呆在都市里，却仍能感到自然的力量、美和友谊。天风海涛、街树野花、碧水丹山，处处让人感觉到生命置身于天地自然之中。甚至庙宇也让我称道，开放、平凡，不高高在上，立身于大地之上不局促，但也绝不浪费。福建让我重温或说发现了自然，因此我在鼓浪屿、在南日岛、在厦大的校园里长久地徘徊，在刻着弘一法师“悲欣交集”的巨大山石前流连。
对一个地方怀抱亲切，一定有社会关系使然。是的，我的朋友郭玉闪、曾金燕就是福建人，这些优秀的中国人在福建生长，走出福建而在国家社会层面上服务于我们。我到了他们的家乡，对其山水不免有一种谬托知己的自家人之感。其他，则是因胡少安先生而了解到福建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共产党人，项南。项公的清正、不幸都让人想起传统文明中的贤良，听说有人申请为其立庙以便祭祀。我们中国现代化百年，传统文明之道仍不绝如线，这尤其值得对现代化想当然而数典忘祖的人们记取，我因此在《非常道》里写了项公的几则故事。甚至在北大经济学院的一次讲座上，我在最后提到了项南，把他作为社会改革其兴实速的例子。虽然至今多数中国人被忽悠说现实的改进需要一两代或子子孙孙的努力，甚至他们自己也绝望地以为有生之年永难见人间大同了，但孔子的弟子们都明白数年即可变法变国，儒家社会的贤臣名将们更是实践了数年间政通人和的民生民权之梦。项南主政福建不足5年，却让福建人念念不忘，也多少说明了这个道理。我一度逢人说项，以至于一个河南的企业家想跟我一道去福建访访项南的遗迹。
我是一个孤陋的人。这仅有的几个人物却足以让我对福建感觉亲切。它有灵气、仙气、神气、正气、清气，应接不暇的风物也并非江南那样的尤物易逝易脆，而是坚韧又柔和，敞开又自足。
现代化的征服，使得很多地方的山水、树木、人物都死掉了。河流、花朵、人民都失去了精气神，无奈无采地数着日子。但福建的山水还是活的，活脱脱活泼泼的。在拟人化的人性教育里，大概没有比榕树更恰当的树木能够时刻给我们以生命示范了。如福建人自己所说：世上有哪一种树像榕树，能把根长出地面；又有哪一种树像榕树，枝繁叶茂、独木成林、气度不凡、大家风范？榕树象征希望，旺盛的生命力，开拓、向上、坚韧，等等。而在泉州、福州等地，圆寂半个多世纪的弘一法师的精灵仍能触动我们，法师的书法，从真气淋漓的联语到临终遗笔，都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慈悲和爱。慎之生前也说过，看弘一的字想哭，一个生命的波动示意能够让另一生命以泪相酬，这是何等的正觉完善。
我喜欢福建的山水，我相信山水的精灵仍在呵护我们、安慰我们。
【三代人在为一个人写传】
因缘际会，我决意离开消磨人的都市，卜居乡下，调养身体，看云发呆。我在南国高原，整日曝晒于阳光下。端庄地站立在阳光里该有多好，篷松地飘散在惊风中该有多好。一天接受的阳光相当于在都市里一年的收获吧。迟到的中年投荒，因为身体生理对都市的厌倦把自己交给了乡野。当然，乡村并非桃花源。每到赶集日，看到辛苦一生仍在劳作的老农们，看到他们因陋就简地在江湖医生那里治疗牙病、眼病、关节病等，就知道他们一代代努力的方向：城市化、现代化，今天仍是他们可望不可即的目标；而国家社会的现代要素，文教卫公检法等公共服务产品，有时与其说是服务于他们，不如说是诱惑和收割。在这样远远追赶式的生存学习中，他们没有积累，没有创造，没有个性，没有自信。他们的幸福只能存在于差序格局里半径最小的一格亲友圈中。
我能理解今天的农民何以连一个茅厕都盖不好，也能理解他们任由村庄成为垃圾场。龚自珍也理解了一些问题，“中年才子躭丝竹，俭岁高人厌薜萝”，那已是农耕文明的晚期了，而他眼里仍多是同类。直到今天，我们华文化的全体子民仍未找到安身的生存方式。在龚自珍之前，大唐帝国的诗人更少圣贤之心，诗人说，他只对风、云、雨、电感兴趣，他需要的是聆听天籁，是感觉自然与身体的碰撞。这对今天的我们显然是奢侈了。帝国的才人们不需要创造即可享受，不需要付出即可体验。今天的中国人却得从头开始，从蒙昧中开始生命的全部演进史。
这种最可痛惜的生存状态，让人坐忘的山水仍不能给予全部的轻松。一如年轻的朋友“骇”过之后仍无路可走。良园虽好，非久居之地。中国之大，何处能安下我们的身心？作为中国人，我知道我们的历史有着三五年即“海县清一，寰区大定”的文化力量，也知道“一年成居，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生存示范和文明成就，但今天的中国人却跟文明的安慰遥遥无期。
我就这样在乡下开始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2008年清明节前，少安先生找到我，说是项南的纪念亭在福建落成了，问我有无兴趣去看看。我当然有兴趣，只是未能成行。我知道这一盛事凝结着夏蒙先生的心血，这个有历史感的同龄人很早就为项南记录、保存了不少影像资料。项南去世后，夏蒙更是多方奔走，向人们介绍一个共产党人的人格成就，最终使这个共产党人走进了中国史。从饶宗颐、潘主兰，到陈建霖，到夏蒙、胡少安，这老中青三代人在为一个人写传，又是在延续中国文化，还原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表达中国文化的当代品格。
一两个贤臣廉吏挽救不了一个王朝，但对特定时空中的黎民百姓来说，他们生存的改善往往依赖于前者。这是我们文明至今的事实。
当少安先生邀请我再去福建做神仙游时，已是深秋了。我跟几位前辈、朋友坐车到连城，参观了纪念项南的碑亭。碑亭在冠豸山上，由新加坡华侨李陆大先生捐资兴建，陈建霖先生设计，汉唐风格。大理石的碑石上刻着赵朴初的《项南同志哀辞》，据说是赵朴老在听说项南去世后书写的，“四十三年前，与君初相识。意态惊英发，言辞喜真挚……”200多字一气呵成，神完气足。项南生前喜欢王冕的诗“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纪念项南的“清气亭”三个字，是国学大家饶宗颐先生书写。至于亭柱上的楹联，出自已故大书法家潘主兰之手。 我们在碑亭间流连，似乎跟文明史的某种东西相惜相恋。起项南于九泉，他一定对历史的这种厚爱稍感宽慰。
【自称武夷山“狗官”的那个人】
为项南痛哭的非止一人。10年前，项南病逝的消息传到福建，有一个人正在车上，他叫司机停车，自己下车后对着北方，双膝跪地，痛哭失声，司机劝阻半天而不能止。
这个人就是陈建霖。少安一再向我推荐，希望我能会会这个奇人。据少安介绍，这个人是武夷山的大功臣，自称“狗官”，一条“看山狗”，谁要破坏武夷山，谁要在山上砍树，他就咬谁。陈建霖一辈子都在武夷山生活，只要在武夷山，他就每天骑车几十公里上班。他还徒步走遍了武夷，山上没有他不熟悉的地方。从“文革”到1980年代开放、1990年代的经济大建设，陈都为保护武夷山的树木耗尽精神。自1980年代起，陈建霖就是作家记者们的好素材，像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中就写到了陈建霖。
这么一个名人仍窝在武夷山。少安说，不要以为陈建霖只是别人笔下的对象，外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类似义务护林工一样的公务员，一个有点儿偏执的退休老人。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天才，书画、木刻、设计，样样来得。甚至不要以为他只是地方上的名士奇才，他的资讯并不短缺，读书多，对时政同样有及时性的关注。陈的交往也广，从国家领导人、文化名流，到贩夫走卒，他都有好朋友。这让我对陈建霖有着长久的猜想，他算哪一类人：行动力强的艺术家、艺术天分高的公务员、山中国士、对富贵有着另类性格的土财主、愤世嫉俗者、怀才不遇者、名士、英雄……
第一次到福建因缘不够，与陈建霖失之交臂。这一次少安做足了准备，并出人意料地把郑仲兵、李洪林诸公拉上，我从福州赶到厦门跟郑老师会合，真是意外之喜。我们在厦门逗留半天，一起上武夷山。
晚上的武夷山，不算寒冷却也凉得可以。在机场出口，看到少安跟人打招呼，想到这就是陈建霖，不觉莞尔。陈的长相太像丁聪笔下的人了，只是小丁漫画到了陈建霖的头脸，使这个退休的老人显示着一种奇气、拗气。他已经68岁的人了，比郑仲兵老师只小一岁，但显然他的身体要比郑老师好得多。
陈建霖把我们接到宾馆休息，一路上充当导游。陈的说话极快，像没经过脑子，随时随地随人的问话脱口而出。他的声音高亢，中气十足中又显然受过伤害，一种自残式的伤害，一种内心经历过极多极大隐痛的结果，但凄凉中绝不雅驯，而有一种冷眼向洋且占有式的决绝，一种最高判决式的苍茫。他说城市街道，说领导人一级保护的待遇，说题词者与造假者共创的面子和谐。这个孤独的老人像雅典的苏格拉底，似乎只有不停地言说才能宣泄他的孤愤，才能让只揭开了冰山一角的真相留住。
第二天，陈建霖接着做我们的导游。听讲他的经历，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开始的孤军奋战，跟时流抗争。破四旧、毁文物的时候，他想办法从农民、工人手里，从工地上把石碑、牌坊、石龟、佛像等抢救下来。毁林的时候，他向农民、村干部、政府官员哀求、下跪，能救一棵树就救一棵树。他求一个农民手下留情的故事广为流传，身上仅有的5元钱不够，又跑回家拿出60元给农民，只是为救一棵松树。
这样的成就当然有限。他亲眼见过无数的四五人合抱才抱得住的百年、千年樟树，今天只剩下几棵了。说起他年轻时眼中的武夷山，陈建霖几乎只剩下感叹。1980年代，当时的地方政府要盖大楼，嫌政府大院里一棵900岁高龄的大樟树碍事，决定砍伐。陈建霖疯了一样四处告状、求援，为树请命，并拉来建筑大师杨廷宝帮忙。我们这次参观了这棵大樟树，高大苍劲，树冠宽阔，其绿荫足以覆盖五个篮球场，成百上千只小鸟在上面嬉戏、鸣叫。
因为这种几十年间的社会破坏，原来可以走船逆流的九曲溪水已经浅得可以，只能划竹筏顺流了。但是，陈一生与武夷同在，他有限的努力仍结出了可观的果实。自1980年代以来，以旅游为中心目标的地方政府开始了对武夷山的开发，而作为武夷山景区管委会的基建科长，陈建霖有了用武之地。他设计了不少旅游路线，把武夷山变成了一个园林景区。而许多材料，都来自于他当年的收集……
20多年前，项南也为陈建霖感动过。当时的武夷山像天生丽质的仙子，任由社会上作践，以至于项南学会了陈建霖的巧言，去劝说农民，不要再砍树了，树就是大王峰的衣服，你砍了树就是把人家的裤头扒了。由此可见当年的蛮化，而今大王峰附近的山水如园林，远近皆可观，远观山川之秀，近看人文匠心。这一切，都跟陈建霖有关。
我以为陈建霖做基建时是他一生中最舒心的日子，问时得到的回答却不是。陈一生没有舒心过，他对武夷山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他保护了一辈子的武夷山，但武夷山却被他们“弄成这个样子”。如今，除了黄岗山一带的自然保护区还有原始森林的风貌外，其他地方，已不能用森林相称了。山上虽然还有树木，但合抱之木已寥寥可数。陈建霖说：“就算是砍一半留一半也好呀，可他们实行三光政策，砍得精光！”虽然我们眼中的武夷算得上山清水秀，而且武夷山已被联合国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但善言的陈建霖说：“全世界都在走后门！”
的确，陈建霖的善言给每一个接触他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善言不是乖巧，而是幽默、辛辣的讽刺，含泪的笑。据说他当年就把项南说笑了，项南无可奈何地批评他：你这个人，就是嘴快。他为此得罪了不少人，甚至上级或中央来人时，会有官员提前把他“监护”起来，以免他向人告状。我们能想象陈建霖经历了这么多，而出口愤激又幽默的原因。陈建霖也把我们说笑了，一向方正、清严、不苟言笑的李洪林老人被陈建霖说得开怀。而一生愁苦、命蹇的郑仲兵也被陈建霖引发，童心十足。
陈建霖说每个北京人都是一个小吸尘器，他欢迎大家来武夷山新陈代谢。看着陈建霖上下坡行走如飞，我问他检查身体有什么高指标。陈答，什么都不高，就是工资高了。原来他的基本工资多年都在500元左右，退休之后反而有所增高。陈在前面带我们逛景区，他接一电话，答之：“哦，我在哪里啊，我在太平间啊，你要过来吗？”这样的话几乎把我们笑坏了。路过一处房地产项目，看着三四层高的独栋别墅，陈建霖说，犹太人居住点。经他一说，我们明白过来，可不是吗，中产阶级或富豪们的休闲豪宅栋栋挨在一起，跟山水完全不协调，倒像是示众的材料和受监控的对象。
陈是性情中人，杨继绳的大著《墓碑》出版不久，他看了一晚上而多次流泪；但白天仍坚持陪我们。陈又是目高于顶放言无忌的。当年项南到武夷山，拍马者请项公写字，陈当面指责，并说项南非书家；到项南倒霉时，陈预感有领导要来把项南的题字毁掉，而提前藏好，果然如是。
对我们来说，陈是朋友，是英雄战士，是艺术家，是知识分子，更是神仙。我们去陈家，看他的书画作品、木刻作品和收藏，那是真正的文化、历史和中国啊，那么多的东西几十年间就与陈建霖为伴，相依为命，那些东西连同他的盆景，可以做一个私人博物馆而有余。我们也算是有过阅历的，李洪林、郑仲兵、胡少安等先生更见过不少好东西，但在陈建霖的作品和收藏面前，只能无言地感叹。许多作品，都是陈建霖在孤独中做出来了，他看到一块石头捡回来，用几天时间刻出一个实用又美观的面盆，一块木头在他的手下就是仕女、观音等美好的象征，一棵树根则变成了达摩、孤僧……当他的同龄人多在紧跟时代的时候，当人们多在战天斗地、发财致富、追求社会成功的时候，陈像一个集英雄和艺术心性一身的神灵，静观时代和世人的迁移，默默地为同胞、为世界创造并保存了美好的事物，创造并保存了天人价值。他从未想过把一生的所有拿出来变现，他是淡泊的。给他几捆钱扰乱他的心性和生活，不如与他安静地在武夷山上喝上半天茶。他的享受就是在武夷山上喝茶、聊天、读书，他恋恋不已的是武夷山水。
【项南、陈建霖的价值示范】
尽管那么多的记者、作家写了陈建霖，但像历史一样公正地还原他的人并不多；如同今天的中国对项南、任仲夷等人的态度一样。历史正义和文明正义还未全面现身。李洪林的感慨是对的，陈建霖的意义远非一个环保者一个文化人一个公务员所能概括得了。陈的人生成就可能需要后来者不断地发掘和明认。正像张謇跟南通的关系、卢作孚跟北碚的关系一样，陈建霖的起点和条件虽低，却也以一生的努力印证了个人与地理的关系。按传统文史学者们的笔法，人们纪传陈建霖，将称其“陈武夷建霖先生”。这个人间的神仙，如果有墓志，那应该是可以慰人慰己的，比如，“命乖粗完一生事，无愧身伴武夷灵”。
我相信正是有这些人的存在和相互认知，他们的人生才在最孤绝中也有着安慰。我们经常为某些人惋惜，说他没有活过漫漫长夜。但实际上，中国文化从未以类似末日审判的尺度来评判人生。新天新地的神话扫荡了前人的历史和芸芸众生的意义，人人以为只有活好今天、活在“明天更美好”的时代才值得。今天的中国人甚至多以活一天享受文明的新生活为荣：如果新的技术、新的享受、新的政治生态还未来到就倒下了，那真是死不瞑目；如果以现时的财富、权贵、名声等尺度来评判而不能及格，那真是人生的失败。
但文化中国从未丧失它的品质，在社会衰败面前，中国的文化人、贤良大臣、山中野夫，仍以自身的光热温暖了世人。我的福建之行见证了社会转型中的价值示范，这种社会转型，有许多称呼，乱世、道德失衡、价值失序，很多人以为这种时代的人生就是随波逐流，就是人云亦云。但夏蒙、胡少安、陈建霖们却示范了道理、礼仪和一种永恒的历史价值。无论是项南纪念碑亭，还是武夷山的陈建霖足迹，还是潘主兰的书法艺术，都是民间的力量显示了当代弥足珍贵的文明。礼失掉了，文明不见了，请以文明来说服人，这些民间力量就是文明，就是礼仪。
我相信那些离我们而去的孤苦的中国人有着至上的尊严，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也有着自觉，如项南、任仲夷……我相信他们走得安详，一如潘主兰为项南写下的挽联：天地有正气，江山不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