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的打人与道歉
□ 赵 勇
读邢小群老师的《我们曾历经沧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里面有访谈贺延光的部分。邢老师问：“文革”初批斗老师是不是你领头？贺延光答，他没有领头参与批斗过老师，因为从外地转到北京，年纪小，很自卑，对自己的班主任也有一种畏惧感。“红卫兵开始兴打人的时候，我是一个观望者，既没参与，也不知道制止。为什么不制止？因为那是‘革命行动’”。而他分析自己没参与打人，深层原因与父亲的教育有关：“我父亲在社会上刚乱的时候就警告过我，说：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条是不虐待俘虏。现在社会这么乱，有的红卫兵打人，甚至打死人，这是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我父亲对我讲别的道理，可能没有用，但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起作用的。因为我从小就把当兵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对革命军人的基本要求。所以打人的事我从没参与过，这真的应该感谢我父亲。”
我对这段文字感兴趣，是因为学期末时，清华大学的一位学生辗转与我联系，说要写关于红卫兵的期末论文，有两个问题想对我做一访谈：一、为什么红卫兵打人？二、为什么打人之后不道歉？本来我是没有回答问题的资格的，因为我既没当过红卫兵，也没对红卫兵现象作过专门研究，但我还是回了封长邮件，陈述了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答复大体如下：打人在“文革”期间可能首先意味着“政治正确”，具有某种合法性，所以红卫兵小将们面对他们的批斗对象，往往会诉诸武力。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很可能与长期的仇恨教育、斗争哲学有关。众所周知，以前奉行的是斗争哲学，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而既然要斗，就要斗出一个结果，就会不择手段。这种哲学从小学开始就进入到教育机制当中，成为一些课文的内容（如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等），从而让“阶级仇，民族恨”在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所以以我的推测，红卫兵打人并不那么简单，这种行为应该是斗争哲学和仇恨教育的肢体化反应。
另一方面，暴力美学借助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对青少年构成了一种长期的熏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占领了他们的无意识领域。钱理群曾写过《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其中分析过《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风骤雨》中斗争的场面，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群众性的暴力，被描写成革命的狂欢节，既是阶级斗争的极致，也是美的极致：作者所欣赏的正是这种强暴的美……”这种强暴的美既然已成新的美学原则，也就意味着暴力经过美学的包装不但具有了合法性，而且具有了某种示范性和观赏性。与此同时，暴力美学又借助于文学作品、电影、连环画等媒介，开始向日常生活渗透，以致成了人们追求模仿的样板。
除此之外，我还谈到了青春叛逆期的心理特点。当一个社会比较正常时，那种与父母较劲、向社会叫板的逆反心理还会约束在理性的河床里，而不至于酿成灾难。但当全社会都非理性起来之后，借助于这种社会氛围，逆反心理不但会变成一种心理宣泄，而且还会得到某种保护。于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武装下，打人便成了堂而皇之的事情。
这位学生想让我挖掘一下打人的深层原因，我想我也就只能挖掘到这种程度了。而与第一个问题相比，第二个问题却不太好回答。我首先想到的是，打人之后道歉，其前提是他们能认识到此种举动极端错误，如果不承认这是错误之举，道歉也就无从谈起。我之所以想到这一层，是因为张承志曾用日文写作并出版过一部《红卫兵时代》。关于这本书，他曾写下如下文字：“我毕竟为红卫兵——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和叛逆性质，坚决地实行了赞颂。”（《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这意味着张承志在反思红卫兵现象时主要是在肯定。这当然不是说他也在肯定“打人”正确，但问题是，如果一些人也像张承志那样去正面评价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甚至有一种“青春无悔”的情感色彩，那么道歉与否在他们那里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其次，当真相大白之后，他们或许会觉得委屈，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也大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是荒废了学业，而且因为后来的“上山下乡”而受到变相的惩罚。法国学者潘鸣啸在《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指出：“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下放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如果当年批过斗、打过人的红卫兵意识到他们已被变相惩处，自己的负罪感或许就会减弱许多。
如果排除以上两种情况，打过人而不道歉的心理就会变得更加微妙复杂。打人者若干年后但凡有了“良心发现”，便会意识到当年的“革命行动”既让自己蒙羞，也让自己负罪。道歉本来是减轻道德重负的一种方式，但道歉本身又使自己置身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将因此从“匿名”的幽暗中走出，经受众目睽睽的拷问。或许正是这种颇为矛盾的心理，使他们选择了沉默。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已经有人打破了这种沉默。2010年6月，申小珂等8名红卫兵学生写道歉信，向当年北京外国语学校程璧老师“请罪”，一时成为话题。44年后，年过花甲的学生向86岁的老师道歉，舆论普遍认为是“带了个好头”。道歉者因此获得了某种心灵自由，程璧老师回信中那句“你们也是受害者”，也让许多人感动。然而，在这种皆大欢喜的背后，我依然看到了隐藏得更深的问题。细读那两封道歉信，申小珂当年虽是看管“黑帮”的“典狱长”，“但我没有打过您，没有折磨过您”，而只是言语“教训”。而另一位学生胡滨则引申小珂另一封来信，说出了他率先道歉的原委：“‘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指他当过‘典狱长’，但没有动手打过人）‘这种信只有我这样的人写最合适。’（解释了为什么他首先出面道歉）他说明为什么他比动手打了人的红卫兵容易忏悔，同时也不因为后者未曾道歉而自己也不做。”
如此看来，这两封道歉信之所以能写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动过粗、打过人。而打过人者，或打人致残致死者（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报道，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虽然也经受着心灵的煎熬（申小珂在信中说：“一个在宁夏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说起当年在打姚淑禧教导主任的时候，他在旁边踹了她一脚。这个同学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十分后悔”），但若是真的站出来道歉，或许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而现在看来，有这种勇气的人少得可怜甚至几近于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中很可能涉及人性、道德乃至文化层面更幽深的部分，而这个问题要想说清楚，似乎更不容易。
当然，我也想告诉这位同学，“红卫兵打人”是个全称判断，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大事件背后个体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比如，贺延光当过红卫兵，却没打过人。虽然这种“没打过”不是因为道德自律，而是因为那种特殊的“家教”，但无论如何，他没有滑入负罪的深渊。如果当年的红卫兵都有这种家庭教育，且这种教育能起一些作用，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也不至于走火入魔到那种程度。但问题是，当国将不国时，家风、家教、家规等的作用也微乎其微乃至荡然无存。“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变成“大革文化命”，显然就是从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人伦秩序开始的。而贺延光能在那个时代心存敬畏，大概也算是一个特殊的个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