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外交与国民心态
□ 袁南生
外交与国民心态有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外交情势对国民心态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国民心态是制定外交战略与策略的重要考量与依据，同时也影响和牵制外交情势。考察影响中国千年外交的国民心态变化历程，有助于国人正确地看待自己，正确地看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从而有助于做好今天中国的大外交。
【千年外交史上国民的基本心态】
几千年来，有四种国民心态与中国外交如影相随，且相互影响——
天朝心态。在古代中国，“中国人——zhongguoren，这个名词的字面意思是‘中央帝国的公民’”，（艾米?蔡：《大国兴亡录》，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天朝心态即“中心之国”和“中央之国”心态，或者说帝国心态。古代国人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君临其他国家和民族。受天朝心态影响，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很少进行军事扩张，因国人认为，对于冥顽不灵的野蛮人，不必硬去教化他们，甚至还对他们颇为怜悯，给予丰厚的赏赐以“怀柔远人”；另一方面，国人有着天朝大国挥之不去的情怀，养成居高临下看待世界的习惯。例如，称“匈奴”为奴觉得不解气，王莽甚至下令改称为“恭奴”。任你哪国牛气哄哄，在某些国人眼里也不算什么。从对别国人的别称可以看出这一心态：称日本人为“倭寇”，美国人为“山姆大叔”，俄罗斯人为“老毛子”，韩国人叫“高丽棒子”，印度人成了“红头阿三”。天朝心态不加约束，容易走向大国沙文主义。
内向心态。内向心态的本质是农民心态。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小农经济是古代主要的经济形式。农业依附于土地，不稀罕牧场，其主要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封闭自守，活动范围极其有限。所以，农民缺乏对外扩张的本能和需要。不少游牧民族受汉族影响，持续、逐步地转为农耕方式，生存方式逐步汉化，从而使整个中华民族缺乏对外扩张的冲动。内向心态奠定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心理基础，同时也是自我封闭、闭关锁国的心理原因。几千年来，中国对外扩张的牵制主要来自国内因素，一部二十四史，主要内容是问鼎中原，而非对外扩张，中国人往往以在内战中获胜为荣。1888年，李鸿章游历欧洲，拜访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对他滔滔不绝地夸耀起自己镇压国内叛军的“丰功伟绩”，可是俾斯麦听了半天，最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我们德意志人从不以屠杀同胞为荣！”内向心态其影响在一些方面至今根深蒂固，导致一些国人虽西装革履，但在国际交往中我行我素，不守公德。例如，有的国人在国际航班上大声喧哗，全然不顾他人感受；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经他人首肯便吞云吐雾。在这些人看来，我怎样做，是我的事，只要不违法，谁也管不着。这与我们需要有的大国国民形象严重不符。
中庸心态。中庸心态的思想基础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中庸之道，原指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已内化成了国人的性格特征。它的积极一面在于能使人避免极端性和片面性，使思想和行为趋向合理。古人的中庸之道，今人称为平衡，就是不偏激，不要不及，也不要过头，就是把握好度，协调好关系，打好和牌，在平衡中寻求发展，这在外交当中至关重要。“中庸”外交首先体现为均衡性。守中意味着不走极端，均衡，是“中庸”外交的核心理念。鲁迅在《彷徨?幸福的家庭》一文中说：“……既无闭关自守之操切，也没有开放门户之不安：是很合于中庸之道的。”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表现为不扛旗，不出头，不搞对立，不唱高调，不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因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而影响双赢。但鲁迅也讲到了中庸心态也有消极面，他说：“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将屋子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在中庸心态影响之下，对本应旗帜鲜明亮明态度的却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本应抓住主动权的事却让人家获得先机，这在中国外交史上不乏先例。
面子心态。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总是以对方给不给面子和给多少面子来判定对方对自己的接纳程度，对彼此的关系进行认知和评价。“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宁可丢性命也不可丢面子。面子和国家利益不可完全割裂，国家的“面子”，专业术语叫做“荣誉”，是国家利益的一种软载体，也是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延伸。人类历史上为了国家荣誉而进行的战争为数不少。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有句台词，说蒋介石喜欢三碗面：“脸面、情面和场面”。其实，几千年来，在国际交往中，任何国家都在乎这三碗面。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启动破冰之旅，踏上中国领土之际，随行记者需要通过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需要中方给予方便。可中国那时根本没有这样的卫星。于是，周恩来总理决定租用美方卫星。美方认为租金需100万美元，建议中方不必租用，只要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即可，费用由美方承担。对此，周总理说，这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周当即指示：第一，中方租用美方一个通讯卫星，付给美方租金；第二，在租用期间，该卫星使用权属于中方。美方使用时，须向中方申请，并按要求交纳使用费。美国人听了很惊讶，说是“第一次遇到这样既精明又自重的谈判对手”。后来，心照不宣的中美双方将这两项费用之间画了个“等号”。国家确实需要维护面子，“既精明又自重”的周总理在谈笑自若间巧妙维护了国家尊严。但面子毕竟是虚的东西，很多时候不关乎国家核心利益，把面子看得太重，把面子置于国家核心利益之上，面子就成了沉重的负担，外交就难免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就可能为非核心利益所累，很容易使两国关系只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甚至酿成大错。鲁迅《且介亭杂文》有一篇《说“面子”》很透彻，说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面子；他既然没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只几十个字，国人对外交往中的面子心态跃然纸上。鲁迅笔下那位总理衙门官员，虽不得已签下卖国条约，但此公对同僚却有说辞：“我让洋人走边门，你们有这本事吗？”在面子心态影响下，人们在看待对外关系时常常忽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而是过于重虚名，争面子；若对方在交往时很给面子，便欣欣然；若不给面子，便主张还以“颜色”。当然，随着改革开放，这种心态的影响趋弱。在国家层面上，务实外交已是当今中国外交的显著特征之一。但仍须防范面子心态的滋生。
【宋代以来的外交与清流心态】
自宋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走向。清流心态在朝廷和社会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目为清流派。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中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为什么宋代会产生清流心态呢？
本来，宋代是欧美历史学家不吝溢美之辞的一个时代，它在经济、文化、科技上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达到了古典中国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代，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出现在宋朝。宋代的GDP占全球的50%。国家综合实力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国，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登载文章，这样评价宋代：“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其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考试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宏……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经济大国不等于安全大国，“弱宋”二字似乎是把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宋朝给盖棺定了论。“靖康之难”后，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男人被要求宁战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流心态由此产生。与此同时，作为对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总结，人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岳飞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秦桧的卖国投降划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抱有清流心态的人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清流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但这种愤恨和渴望是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具有清流心态者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在爱国（当时名之为为了社稷）的口号下，常常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协和无原则的退让混为一谈，打不下去不得不谈判时，对将军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则希望外交家们在谈判桌上能拿到，否则谈判之人很容易被批为“卖国”。清流派不少人惯于纸上谈兵而不了解真实情况，往往缺乏实干之才。例如，晚清清流代表人物张佩纶，在中法战争中因固执言战，被朝廷派去福建马尾前线督师。《清史稿》记载了他无法实践自己激愤大志的窘况：“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砲声作，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佩纶遁鼓山麓，乡人拒之，曰：‘我会办大臣也！’拒如初。”实际上，盲目主和与盲目主战一样短视和危险。清流心态一方面是外交运作的民意基础，善加利用可以作为外交谈判中的一张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限制外交运作的空间，对实现合理和必要的妥协形成牵制，也就是从“左”的方面对外交运作形成干扰。顾维钧以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又说: “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晚清以来的外交与新的心态】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革命与救亡成为中华民族两大历史性任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持续高涨，新的情况催生了两种新的国民心态。
一是革命心态。这一心态最基本的特征是将意识形态的异同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十月革命以后，苏俄为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急于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19年7月，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告放弃帝俄在中国因侵略而获得的一切特权。然而，1921年6月，苏军悍然侵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外蒙古，接着与外蒙古当局签订《苏蒙条约》，确认双方政府相互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1922年8月，外交总长顾维钧对来访的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表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是苏军从外蒙古撤离。顾维钧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奇怪的是，苏军侵入面积等于43个台湾、140个香港的外蒙古，国人舆论却并不站在顾维钧这一边，相反却要求北京政府“无条件与苏俄建交”。此时，不但北京大学生上街示威，新闻机构对外交部大加鞭挞，李大钊也亲自找到顾维钧，对顾的立场表示愤慨，甚至说“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孙中山也对顾的做法表示反对，到了最后，居然连以吴佩孚为首的各地军阀将领都发电报到外交部，指责顾维钧。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顾维钧，警告他如不改变立场，赵家楼的故事就将重演。也就是威胁顾要用五四运动中火烧卖国贼曹汝霖家的办法来对付他。果然，一个寄给顾维钧的装有炸弹的包裹把家中的2名佣人炸伤。越飞接着会见孙中山，以此施压北京政府，与孙发表联合宣言，孙承认苏军在外蒙的军事存在。这使做对了事情的顾维钧处在难堪和脆弱的境地。国人受十月革命影响，从意识形态出发看待外蒙古事件，没有认识到苏俄对华宣言只是一种外交姿态，并没打算真正实行。革命心态影响下的国人对同样的事情，难免以意识形态划线，如对美军强奸沈崇事件，国人发出了雷霆万钧般的抗议，而对一桩桩苏军强奸中国妇女事件，则鲜有大规模抗议之声。
冷战时代是国人革命心态最厚重的时代。在此期间，中国一方面处于与国际社会的半隔绝状态，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被排斥于联合国大门之外；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受意识形态影响甚重，以意识形态划线，“革命”色彩浓厚，对国际上的一些制度、规则持挑战的态度，要破旧立新。在革命心态影响下，人们惯于用“非红即白”、“非好即坏”、“非友即敌”的思维方式观察国际事务。先是树敌，然后寻友，最后才去谋事。不少人甚至以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心态看待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以致十年动乱中发生砸印度、缅甸、印尼的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这类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同40多个已建交或半建交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外交纠纷。1967年8月22日晚，万人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的防线，从三面冲进英国驻华代办处，并放火焚烧，致使9辆汽车及许多房屋被烧毁，英国代办等遭到殴打，全体英国外交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请罪”。不久，又发生了群众突然包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事件。当周总理气愤地质问组织者为何要包围苏联大使馆时，组织者竟振振有辞地回答：“既然可以火烧英代办处，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新形势下的革命心态仍不难发现，最常见的就是对中外关系抱先入为主的成见，武断地认定某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只要中国国内有风吹草动，就认为是某个国家在捣鬼。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多数国人已逐渐认识到，国家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多维度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共同利益。
二是受辱心态，也叫弱国心态、受害者心态。近代以来，中国成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掠夺的受害者。鸦片战争使中国沦落为一个备受“外来蛮夷欺凌的衰弱民族”，从一个在科学技术上独占鳌头、文化先进发达的国家，变成了在新兴科学技术面前无所适从、在文化发展上不知所措的国家。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中国国民心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挫伤。因此，从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历史记忆，使得国人在民族心态方面十分重视国家的荣辱兴衰，对祖国的发展抱有深切的关怀之心。然而，另一方面，这也给国人留下了“受害者心态”。一些人在对外交往中老是持着怀疑的目光，担心对方是否有加害之意。如遇纠纷、争议，第一反应常常是“你有何歹意？”而不是理性地探究纠纷的根源，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受辱心态者，对别人的评论自然十分在意。别人说我好，就喜出望外，到处说“某某说我好了”，好像别人说我好，我的身价也就提高了；对别人的批评则不加分析，一概斥之为“反华”。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强权政治，一些国家仍盛行旧时代的思维方式。但如果老被“受害者心态”驱使，对国家长远发展无益。胡锦涛主席在访问日本时的讲话中提出了如何对待仇恨的新思维，他说要牢记历史但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这话很有分量，值得深思。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多数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已经越来越自信。
中国在复兴，这已成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然而，国际社会却反应不一。对于外界的种种说法，一些国人有时会过于敏感。总之，对于国际社会就中国复兴反应的新变化，一些国人缺少良好的大国心态。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开放，这部分人越来越少，但某些不良心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人对此务必要有正确认识。要知道，中国几千年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GDP一直是世界第一，即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其实也一直是个经济大国。《大国的兴衰》引用经济史学者贝罗克的统计，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此后，中国GDP仍长期保持世界第二、第三位。1890年，中国GDP约为日本的5倍，但中国军队却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这些年，中国发展了，国人越来越自豪，这很自然。但一些国人的心态开始浮躁起来，在对外态度上开始骄傲起来。网络论坛中的外交报复论调、国际赛场上国人的愤激情绪，伴随着中国GDP的增长和国际关注度的提高逐渐蔓延。还有的人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非洲、拉美的中小发展中国家，以为天下就中国一枝独秀，甚至误以为中小发展中国家的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他们。弥漫在部分国人特别是某些中国官员之中的“虚骄之气”，确实令人担忧。连中国学界一些学人，也大谈特谈“中国的世纪”来刺激“暴发户心态”，诱使国人奔向民族主义狂热的火坑。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居盛思衰，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以谦虚的态度加强对外交往，与各国获得更多共同语言，促进相互合作，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美国、日本等强国都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大国兴衰自有其规律，兴于忧患，衰于安乐，不能日子刚好过一点就忘乎所以。古语说：“君子坦荡荡”。坦荡荡者，就是坦然对待外部世界的反应，无论是赞誉、奉承，还是批评、指责，不管是好意的，还是恶意的，都泰然处之，不为所动；同时，摆正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做自己该做的事，承担应负的责任，谋取正当的利益，堂堂正正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