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知识者及其“话筒”
文│梁晓声
小梁：
作为《同舟共进》的编委，我将你的约稿视为要求，认真对待。几经思考，决定以书信方式完成“任务”——这种方式更接近是讨论。我们中国人一向不乏批判之积极，讨论的能力次之。我认为平心静气地讨论某事某现象，尤其应是知识者的一种能力。而中国目前之诸事诸现象，不仅需要批判的勇气，也需要讨论之风的倡导。
【网络影响中国的正能量必须肯定】
关于网络，最初的说法是它“改变了世界”，而我更愿承认它“影响了世界”，对中国也是如此。“改变了世界”是很“文学”的说法，“影响了世界”才是较恰当的说法。
事实是，世界的主体状况并未因网络的产生而基本改变，只不过网络的能量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越来越被充分地利用而已。
尽管我不上网，对于网络影响中国的正能量却一向是看在眼里的。特别是，网络在暴露腐败现象与促进政府服务职能的进步方面功不可没。不论我们指出网络的多少不良现象，前提应是——网络影响中国的正能量必须肯定。我相信，以后也断不至于有那样的时候——网络的不良现象反而会以压倒的程度抵消它的正能量。
不但国家不会允许那样，人民大众也不会乐见那样。
你在约稿信中，用了“我们”二字。
据说中国有六亿多网民，约等于美国加俄罗斯加德、英、法三国的人口。希望如此之多的网民全体具有理性地在网上表达意见和态度的能力，未免理想主义。而今年与春晚互动的网民人数，据说竟达八亿以上。
我觉得，“我们”首先应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亦歧议多多，故我用的是“知识者”三字，泛指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人。并且，我还要再将“我们”限制一下，专指35岁以上的“知识者”。因为，35岁以下的“知识者”尤其男性，易有“愤青”之年龄特征，这在全世界也是一样的。对于他们的非理性网上表现，教诲也罢，告诫也罢，口诛笔伐也罢，都莫如有人作出好点的示范。
故我又认为，35岁以上的中国“知识者”，最应以网上的理性表现作出示范，总不能反过来啊！
网络对于人类具有知识、信息、交流、办公等方面的综合“工具”的属性，但也有“玩具”的属性。人类是动物中玩兴最高的种类，对新事物的玩兴超过任何动物。这还不是指网络游戏——非工作需要、求知需要、购物需要、了解需要的上网本身，往往具有“玩儿”
的性质。
网上某些垃圾内容的点击率，真实性可疑的“新闻”、八卦消息，没甚必要参予的“口水仗”，时不时搞得风生水起。语言暴力倾向、传谣，甚至添油加醋、将网络当成“脏话（注：文中“小梁”系指本刊编辑梁思慧）公共厕所”，以呈现污言秽语为快事，皆因将网络当成“玩具”而为。
我从阅读中知道——一百几十年前，全世界才十六亿多人口。今日之中国，近十四亿人口矣。此后，我便每以中国在人口上是一个“小世界”的眼来看某些中国现象，于是不复像之前那么动辄欲掷文字的“投枪匕首”了。我们对一个“小世界”的种种要求都不能太急。
以我的眼看来，网络及其派生功能起初使国人产生的大亢奋，其实不是愈演愈烈，倒是逐渐归于“退烧”阶段了。想当初，博客风行，人自“媒体”，网站如潮涌现，给我的感觉，比“文革”时期的“战斗队”产生的还快、还多。细思忖之，“文革”也未尝不是那时的青年们觉得“好玩儿”的“革命游戏”。却也不过“玩兴”持续了两年罢了，即使没有“上山下乡”运动，绝大多数人极度亢奋的“玩性”也便“退烧”了。
中国之网络文化现象正合着这样一条规律——人类再是爱玩儿的动物，那也断不会对某一种玩具玩起来没够的。所以“微博”一风靡，博客顿失半壁江山；而“微信”一时兴，相当部分网民又“喜新厌旧”，趣味从电脑转到手机上了。“微信绑架”现象，由是而生。
至于“网络约架”之事，不论也罢。十三亿多人口，六亿多网民的国家，那只是个案，没有评说的必要。我认为不评说也是一种态度。
【“我们”应该怎么做】
“人自话筒”“人自媒体”以前，普遍之国人在言论特别是意见性言论方面的公开权力是极有限的，从对国事到对社会百相的评说欲望长期感到压抑。
感到压抑是普遍国人意见参予意识的觉醒；网络平台使积蓄的意见几乎得以全面呈现，长期感到的压抑也终于得以释放。这是中国网民们最初之亢奋的涡轮。
知识者亦人也，所以同样亢奋，于是网上呈现一派喧嚣与狂欢。
大多数上网表达意见者，都有一显一潜两种愿望，也可以说是两种目的。显愿望是自己的意见被公认是很深刻、很重要的，潜愿望是自己这个人由此被公认是很精英、很卓越的。
此点正常——好比“文革”时期全没了文学，文学的“春天”一经到来，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有太多值得写的事了，一写必一鸣惊人，好作品问世的同时即成为大作家，从此“天下谁人不识君”了。
于是，某些人极在乎自己意见言论的点击率。倘离预期较远，则今日刚更新，明日又更新；倘反应一般，便一番比一番言词激烈；倘遭反对，便视为“论敌”，于是全力以赴地“应战”。结果往往是，不知不觉地，言论吸引眼球倒是吸引眼球了，理性的品质却丧失了。
而非理性的言论，被心怀叵测者利用传播的时候比理性言论多得多。在网络言论、文章向非理性状态倾斜的情况下，理性之言论、文章反被漠视。“竞争眼球”的局面一旦形成，知识者卷入其境，始终秉持理性是很不容易的。
又结果是——想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刚被戴上那顶“桂冠”没几天，“公知”就成了贬人的话；今日才在网上被封为“意见领袖”，也许隔夜之间却被“板砖”拍惨了。
对于“我们”在网络时代的角色定位，有如下愚见，诚呈共勉：
1．不论“我们”中谁，不论其名气多么“高大上”，或自视多高，以时时守此清醒为好——文化知识者，进言之，一切社会学科知识者，对社会进步产生巨大影响力这一事实早已是历史现象，并且不会再重现。“我们”中任何一人，在网上不过是六亿分之一。在“人自话筒”的网上，“我们”的话筒分毫特殊性也无。当今的网上有一股沆瀣难散的戾气，知识者也是语言暴力喜欢攻击的对象，不管“我们”中那人多么的君子，以及网上言论多么的正确。这乃是“我们”的宿命。既是时代宿命，便当坦然认命。
2．所谓“独立之精神”，意指既不媚权贵，亦不悦“众”。网上之“群众”，与现实生活中之“人民群众”不可同日而语，往往只能以“众”言之。以上两个“不”，往往使“我们”中某些朋友陷于“横身而立”之境。这尤其是时代宿命。“我们”中有人由于不能正确对待孤立，也不愿附在权贵的皮上，于是不由自主地取悦于“网众”，便一味地尽说脱离现实与复杂国情的网上话，结果还是使自己变成了“一撮毛”，只不过附在无理性质量可言的“皮”上了，这是同样不足取的。还莫如干脆“横身而立”，反而比较的对得起“我们”之名伤。
所谓“自由之思想”，我认为是指思想的过程——理性之思想的果实，才是“自由之思想”的终极目的。精神赖思想而独立；思想携精神始自由。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只不过是绝对“言论自由”，未必能结出理性之思想的果实——这是我多年来的写作心得，未知对也不对。中国目前较缺的是理性思想，我辈当奉献之，勿以为耻。
3．有能力将一己之见写成文章或书籍者，不应荒废了这一传统的发表思想的方式。比之于网络，此传统方式的好处是——虽同样看不见，但读者毕竟是有读书习惯的人。杨志遭遇牛二，林冲遭遇高衙内高太尉，冉?阿让遭遇沙威……类似的情况在作者与读者关系中较少见。并且，文章较之于网上言论，毕竟严谨一些，非“碎片化”的呈现，更有益于完整思想的表达，被篡改、断章取义甚至利用的几率小些。
中国是世界上读书人口不多的国家，为有
读书习惯的少数人服务，仍很值得。
“我们”中更喜欢网络表达的朋友，我的建议是——以克服作“意见领袖”的想头为明智。一名知识者，也许会因为对某事某现象率先发声，或确有真知灼见，于是一时被“网众”捧为“意见领袖”。但千万别当真。某类“网众”乃特殊之“众”，绝无耐心也无诚意拥戴什么“意见领袖”的。某时需要一下“意见领袖”，只不过是心照不宣的一种“玩儿法”，也是心照不宣的狡狯的利用。又何况，国人对现实的意见千般百种，竟能在许多方面成为“意见领袖”的人，还没生出来。生出来的都不可能是——不论本人多么想是，想是的意愿多么良好。
4．不应太任性地说和写。
单独的一个人，除了变态，面对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或不论任何并非罪大恶极的同类，是不太会啐唾沫的。但善良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后，其实是有许多“群众”向他投石头、啐唾沫的——只因为他的话他们不爱听。
这时那些人像兽。
所以，“我们”中的某些朋友，在同样遭遇下，似乎也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承受。如果所发表的意见言论或网文主旨属于理性之思想，沉默并不意味着自己的思想便是“意见垃圾”。它既已发表在网上，时间终将证明其价值。它于众声喧哗之际的存在便是难能可贵的意义。
而网络的另一个真相是——理性的网民对于网上理性的思想表达，往往只认同了，接受了，并不非跟贴支持的。他们大抵是很内向的一些网民。不要因为他们的缄默以为他们根本不存在。
理性之思想的表达，从来都不会是只受攻击、全无支持者的绝对孤立的表达。要相信某些人的支持在内心里。
但愿“我们”大家都这样要求自己：
“我们”是以说和写为己任的。不说不写，“我们”也就不是“我们”了。
“我们”之说和写，既每自诩为“己任”，那就不应该是太过任性的说和写。中国之当下，还缺希望能任性地说和写的人吗？
当为着中国的进步、人民大众的权力之依法确立和利益不受危害而需要有人大声疾呼时，那正是社会最需要“我们”之时，“我们”应当仁不让。
当正义在网络表达方式中显然已是主导能量时，其实“我们”只欣慰于此，不作追随也罢。因那时少了“我们”正能量也还是正能量；倒是相反时，“我们”的缄默才是羞耻。
当“我们”之间看法相左，意见对立时，免不了也会理论一番的。理性之辩论是谓“理论”。正确之思想更是在“理论”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辩论失去了理性而升级为“骂仗”，结果只能被看客当成“热闹”。
“理论”之所以为“理论”，“论”时的“礼”是不可不兼顾的。
骂人虽也被说成是“一种艺术”，但目前中国擅长此“艺术”的人委实多了去了。窃以为，不骂人也还是能在“理论”的过程始终秉持理性的思想原则，是比“骂人的艺术”更“艺术”的能力。所以，“理论”甚至也可以提倡为“礼论”。
如果“我们”都能以身作则，示范此风，肯定比中国的青少年从我们身上学到的是“骂人的艺术”好。那样，“礼论”就断不会变成热闹了，而看“礼论”结果的人们，便是在看“理论”之“理”是如何形成的了。
于是，看“口水仗”的看客也会少些的。
【我的预言】
我非预言家，却也还是可以预言一下的——两年或三年后，中国之网络现象将与现在大为不同。
首先是网络语言之污言秽语、暴力倾向会少。不可能完全没有，但会明显式微。同时表达意见之理性特征会增加，因而网络所呈现的公众意见会更不容漠视。因为理性之意见表达的力量是无借口可压制的。
我的预言与“政治”二字无关，所依据的纯粹是社会学观察的一己经验。
事实上，我认为今日之中国网络现象，与几年前相比已渐趋常态。不远的将来，中国之网络现象，将可能基本常态化，即——它将主要体现为工具以及社会公器之一种，那时只有少数人还会将它当成玩具或娱乐公器。由乱象层出而渐类型归分，乃世间普遍规律。连宇宙都循此规律，网络安能例外？
别的孩子都玩过的东西自己想尽情地玩却总没玩过，或虽玩过却没玩过瘾——这样的孩子潜意识里是不愿长大的。从前的孩子玩过几样玩具后忽然就长大了；我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对上网、微信的玩兴已经不再膨胀。
我所言的“常态化”，并非意味着网络将丧失推动中国进步的能量，此种能量，不仅不会因“常态化”而丧失，反会因“常态化”形成通过“社会公器”行使的、不可让渡的民间权力——我将之视为“试验民权”。
并且我看到，各级政府在此种权力的影响下，确实发生了一些前所未见的职能改变。
网络之“公器”能量，绝不是任何人任何方面所能阻挡的，只能某种程度地限制而已。网络意见表达这一种民间的“试验民权”体现得越文明、理性，限制的手段越无的放矢。
网络之“公器”，也绝不是任何有领袖欲的人想在其上呼风呼雨便能那样的，充其量只能作出呼风唤雨的架式而已。
网络既属“公器”，便是属于中国人大家的。属于大家的，当由大家来爱护，要像爱护公共环境那样爱护。
至于“我们”，更须带好头，而不是相反。
2015年2月18日于北京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作家，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