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阶级性及其他
□ 盛禹九
最近，有人向我提出一些关于人性、阶级性和党性的问题。我的答复如下：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性。
什么是人性？荀子的解释是：“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也就是说，人性主要是指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或特性。人有两种属性：自然性，社会性。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本性，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争论。
众所周知，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孟子有“性善”说，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 ”。荀子有“性恶”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告子有“性无善恶”说，“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还有杨雄的“善恶混”说：“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孟德斯鸠等人主张人有善性。更多的人，如加尔文、黑格尔、尼采等，则强调人是绝对恶的。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人性是恶的。培根、费尔巴哈、马斯洛等人，则认为人有灵魂，灵魂可善可恶。
以上几种学说，我支持“善恶混”说。一个人呱呱落地，食是为了生存，色是为了繁衍。这是人的本能，自然属性。英国一位著名的动物学家用大量生物界的事实说明，动物和人类基因的基本特性就是“自私”，它们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不断地复制自己，在进化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争取生存和扩张。
人们常引用一句话：“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它说明，不论人的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都潜藏着“善”与“恶”（即“人性”与“兽性”）的因素。“自私”和“利己心”本身并不是恶，是人“生存和扩张”的需要，但可能产生恶。
人的欲望和需求是无穷的，除了食、色等“原欲”外，还有其他欲望或需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类有5个层次的需求：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些需求有的是先天的，更多是后天的。在社会资源匮乏、社会体制不合理或社会风气败坏的情况下，都能唤起人的恶性心理膨胀，如嫉妒、欺骗、贪婪、凶残等，于是“自私”变成“损人利己”，无恶不作。为了规范人的思想行为，减少和避免社会的矛盾与混乱，于是产生了道德和法律，起到了“止恶扬善”的作用。正如告子说的：“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第二个问题：人性和阶级性。
这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为了阐述毛泽东的这一思想，陈伯达写了《人性 党性 个性》一文，强调“在阶级社会里，人性的问题就是阶级性的问题。人性和阶级性的一致”。这个观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奉为圭臬。
其实，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在哲学上讲，就是共性与特殊性或总体与部分的关系。人类由各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财富和职业的人群所组成，每个民族、每个阶级除了各自不同的特殊性外，还具有许多相同的东西。把这些相同的集中起来，就是“人性”。强调部分并不能代替或取消全体，肯定阶级性不能否定共同的人性。
我们通常讲的人性，首先是区别于兽性而言的，主要是指人的美好品德，例如理性、仁爱、同情、宽容、互助，等等。孟子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所有人的共同属性，也就是“超阶级的”。
鲁迅说过，穷人没有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不知道捡煤渣老婆子的酸辛，灾区的灾民不会种兰花，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鲁迅这里讲的是人的阶级性。但是，鲁迅又明确反对“有产者与无产者只是有阶级性”的说法。鲁迅指出：“有些作者，意在使阶级意识明了锐利起来，就竭力增强阶级性说”，“因而走向了相反的极端”。“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阶级性），而非‘只有’（阶级性）。”（《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鲁迅这里说的“而非‘只有’（阶级性）”，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除“阶级性”之外，还有共同的“人性”。
“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在现实生活中到处可以找到。这方面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例如，国际法规定，战争中优待俘虏。这里体现的是人道主义，即人性。众所周知，二战中斯大林制造了“卡廷事件”，枪杀两万多波兰籍士官俘虏，这是反人性的。日本投降后，我国政府遣返全部的日本俘虏，大赦在押的经过教育改造的全部日本战犯，这是合乎人性的。又如当代大富豪比尔?盖茨，把几百亿美元的资产全部捐献出来，救助非洲的难民和艾滋病患者。最近报纸报道，美国有40名亿万富翁承诺捐一半家产给慈善事业，救济穷人。当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有那么多不分民族、阶级和信仰的人，伸出手来进行救援，这是“超阶级的人性”的表现。
长期以来，人们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一直批判“人性论”：1950年代批判作家巴人，1960年代批判李后主的诗词，批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批冯友兰的“抽象继承论”……特别是《第四十一》拍成电影问世后，曾引起文艺界一场大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女主角玛留特卡爱上白匪军官，即使她最后打死了他，也得不到观众的谅解，因为她根本就不该去爱敌人。另一种意见认为，玛留特卡和中尉的爱情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他们两人在孤岛上，没有第三人，谈不上有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之分。在打死中尉后，玛留特卡又止不住哭泣，这也是真情流露，因为毕竟与他相爱过。影片细腻地展现了玛留特卡复杂的内心世界，令人信服地表现了“人性”与“阶级意识”在她身上的尖锐冲突，这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的。苏联解体后，人们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十月革命中“红”、“白”两军相争的那段历史是非，对《第四十一》这部小说可能又有新的认识和评价。前几年，国内上演李安导演的影片《色?戒》，也反映出和《第四十一》同样的主题，但慢慢已引不起争论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
人性其实是个好东西，它引导人们向上，向真，向善。不讲人性，批判人性论，只能导致“兽性”的滋长和泛滥。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文革”制造了无数惨剧，是对“人性”的大扭曲、大摧残，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这个教训，使之不再重演。
第三个问题：人性和党性。
“党性”是个新名词，是近代政治斗争的产物。古代也有政治斗争，但没有政党。“党”的繁体字“黨”是由“尚”“黑”两字拼成。古语中凡是和党有关联的词语几乎全带有贬义，如“朋党”、“党徒”、“死党”、“结党营私”、“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等等。宋代的欧阳修写过《朋党论》一文，说君子、小人都可结为“朋党”。欧阳修要求宋仁宗以史为鉴，“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于是，“朋党”一词有了新意。
“党性”这个词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列宁在1905年写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绝对需要有最严格的集中制和最严格的纪律”。这篇文章公开批判那些“无党性的写作者”，并且带有火气地写道：“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列宁认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是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为此列宁和马尔托夫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共产党没有取得政权前，为了组织一个有战斗力、能勇猛进攻的革命党，强调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严格的纪律，这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也许是必要的。但取得政权后，仍把权力高度集中作为“党性”的最重要的原则和纪律，这对发扬党内民主只能起到消极作用。
“党性”原则一直被强调，并经常能听到一种批判：“党性不纯。”其实，所谓“党性”，就是党派意识。每个政党都宣称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实际上，任何政党都只能代表它那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而且，谁“代表”谁，需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和手续，通过“被代表人”的举手或投票的认可。
实质上，只要是领袖的号召、上级的指示，就得无条件地坚决执行，这叫“有党性”。如果对领袖和上级的指示有所怀疑，提出自己的见解，便是“缺乏党性”，就要受到党的追究。林彪一语道破：“党性，遵命性也。”又说：“（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柯庆施说得更绝：“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不讲是非原则，只有“迷信”、“盲从”，这已经不是“党性”，而是地地道道的“奴性”！
林彪说的“遵命性党性”，对一般党员来说是难以避免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许多大人物，比如周恩来，也始终摆脱不了“遵命性党性”的羁绊。众所周知，周恩来说过：“宁可犯政治上的错误，也不犯组织上的错误”。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周恩来就曾检讨分析自己身上存在着“党内奴性、软弱性”，原因是受到社会和家庭的影响（1943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其实，这 “奴性、软弱性”之所以能在党内风行，与体制也不无关系。有人在读完陈伯达《人性 党性 个性》一文后，写出如下评语：“党性上天，人性靠边。谁玩个性，先抽几鞭。”这个评语，透露出某些信息。
把“党性”发展到极致的一个例子是范元甄。范元甄是李锐的前妻，她的女儿李南央写了《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详细叙述范元甄因多次受到政治冲击和株连，心理严重扭曲，满脑子只有“阶级斗争”和“党性”，没有人性。她疯狂无理地迫害自己的丈夫。例如，李锐于1960年4月因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而被发配北大荒，快饿死了，写信给范请她寄点东西。作为妻子的范元甄不仅不寄东西，反而去信挖苦，还把他们夫妻的枕边话写成材料向上揭发。范还批判自己的哥哥，对侄子无情无义，对妹妹冷酷无情，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当阶级敌人对待。范元甄至死对她所干的蠢事没有一点反思。王若水在《左倾心理病》一文中指出：“范元甄的性格有个人因素，又是制度的产物。某种制度塑出某种性格的人，这种社会性格的人又成为该制度的维护者。”这样的“党性”，已完全脱离当初“解放全人类”、“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完全“异化”了。
也有相反的例子：比范元甄稍早一点参加革命的韦君宜，晚年写了《思痛录》一书，对自己早年因为坚持“党性”，扭曲人性，斩断亲情，甚至违背良心，在“运动”中对同志和友人“落井下石”……一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韦君宜曾是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位善良、正直的共产党员。她晚年的反思，再现了“人性”的光辉，使她的思想上升到很高的境界。
党性属政治范畴，人性属道德范畴。这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并非互相对立的，而应该互相交融。上世纪末，胡绩伟和胡乔木就“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论辩”。胡绩伟强调“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胡乔木批判它“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事实证明，胡乔木的观点很荒谬——既然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建党宗旨，“党性”和“人民性”不就是一致的么？
当然，胡绩伟讲的“人民性”与“人性”不是同一概念，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这个口号，对一个政党来说，既是政治纲领，也是道德纲领。普列汉诺夫在《政治遗嘱》中说：“不讲道德的政治是犯罪。”它说明，政治必须和道德相结合，党性也必须和人性、人民性相结合。离开人性和人民性讲党性，强调它的阶级性，是很难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甚至会走向反面。苏共从兴起到消亡，几十年间严酷的经验教训，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