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五一口号”中的“万岁”问题
□ 谢 泳
张素华的《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一文（《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否定了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中引述陈友群在中直机关第二组的发言，即“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
郭道晖特别注明，他所引用的这段发言，出自当时中直机关的会议简报。李锐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发表文章指出，“这是1980年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案时，朱德秘书陈友群亲口说的，登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简报（中直第五组第32号，1980年11月17日）。而张素华的文章则是查阅了1950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原始档案。
我先谈一个学术规则问题。
从一般的学术规则上说，郭、李文章给出了文献的原始出处，但不完善。因为引述的是一个从未公开的会议简报，严格说，应当再给出完整影印件。《炎黄春秋》刊发李锐文章时，可能是出于保密的原因，只影印了原件的片断。
张素华引用原始档案，严格说，也不完全符合现代学术规则。因为首次引用原始档案，应当给出：一、档案的具体详细保存地；二、档案的卷宗号；三、使用档案的平等条件；四、档案的完整原始照片。
我不是说张素华不了解这些学术规则，而是说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学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当把有使用档案特殊权利的学者和一般的学者放在同一个层面评价。我相信张素华使用档案的真实性，但我希望以后具有使用特殊档案权利的中共党史研究者，要对自己使用档案的前提作出说明，声明自己是以特殊身份获得查阅档案资格的，以保证学术对话的平等权利。
回到问题本身，我补充三条另外的材料：
一、1950年5月10日出版，中宣部负责主编的《宣传通讯》，曾刊出1950年4月23日制定的《中央关于纪念“五一”的方法和内容的指示》，其中提到“在宣传中除依照中央所发口号及关于发展生产的一般宣传外……”，按张素华提示，毛泽东4月21日即修改了“五一口号”，但奇怪的是《宣传通讯》却没有按照一般惯例刊出这个口号，按李锐文章中说法，这个文件起草过程中可能存在复杂性。
二、1950年8月1日出版的《宣传通讯》第2期第6页至第8页，发表了一个“八一口号”，口号恰好也是35条。其中第31至35条顺序排列是：毛主席万岁，朱德司令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八一口号”是附在1950年7月《中共中央与军委关于建军节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指示》后，另外单独发出的，距离“五一口号”，时间只有两个月。如果按张素华提到的档案中刘少奇亲笔改过的“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成了后来发表的正式“五一口号”，那么两个月后制定的“八一口号”中，为何没有延续刘少奇的提法，而还用了“毛主席万岁”？如果这些文件都是胡乔木负责起草的，说明胡乔木在行文习惯中有他固定遵守的规则，而刘少奇的改动并没有影响胡乔木的习惯，这说明胡乔木更了解毛泽东。
三、1957年7月7日出版的《宣传通讯》第9期刊载了《中央关于“七一”刊像、挂像、唱歌办法的规定》，这个规定注明制定时间是1951年6月。其中第一条规定：“一般报纸在一版右侧刊毛、刘、周、朱照片，左侧刊马、恩、列、斯照片，均由上而下。”第二条规定：“纪念会场悬挂马、恩、列、斯、毛、刘、周、朱八人照片，排为一列，由左向右（自台下看）。”到了1951年9月，《宣传通讯》第19期第7页刊出《中央关于庆祝国庆节办法的通知》，其中第三条规定：“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游行时领袖像的排列顺序如下：第一排面向自左至右毛泽东、孙中山；第二排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第三排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下是各国人民的领袖像，即朝鲜金日成、越南胡志明、波兰贝鲁特……”
这条“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的规定，可与李锐“毛泽东当年是要让人欢呼他‘万岁’”的判断互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