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腰细是吾徒”
——陈寅恪激赏的史学天才张荫麟
□ 刘 超
1933年上，陈寅恪给傅斯年写信力荐一位青年：此君“言归国后不欲教授哲学，而欲研究史学，弟以为如此则北大史学系能聘之最佳。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陈公一代巨擘，何等严谨苛责之人，竟如此举荐，足见此青年之了得。
盛赞张荫麟的，陈寅恪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
前此十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的同事梁启超就已领教过这小子的气派了。有天晚上，梁做中国文化史演讲，一上台就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问：张荫麟是哪一位？张当场起立致敬。梁启超之所以点名张荫麟，是因为张写信去质问他前次演讲中的某一问题。梁启超自来就是个受争议的人物，被批评从不稀罕。但“张荫麟”却是个新鲜名字，他习惯性地以为又是某位教授前来“踢馆”了，但没想到来人居然是个小毛孩。这时的张荫麟，年方十七，是刚进清华的新生。这两位岭南老乡的会晤，也被认为是“新史学”开端期两大高手的切磋。
【“清华二麟”之佼佼者】
张荫麟生于仕宦之家，幼年丧母，与父亲、弟妹相依为命。是时家境殷实，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他幼承父教，早早奠定了宽广的基石，支撑日后恢宏的学术大厦。民国十二年，他考进清华中等科三年级。入学后仅半年，就于1923年撰成《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发于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对梁启超考证《老子》是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一批驳，征引经典凿凿有据。《学衡》与清华关系本就密切，此番编辑又以为作者是清华的国学教授，遂予发表。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给予揄扬，叹曰“此为天才也”，将来必有成就。于是便有了课堂上那次历史性的会面。清华师生大为震动，自此，张荫麟一举成名。当时《学衡》与北大的《新青年》对垒，身在清华的张荫麟遥相呼应《学衡》，成为其骨干作者，亦成为学术史上极重要的“学衡派”中最年轻的后起健将。
民国十五年夏，张父去世，家道中落。及此，张荫麟不但自己的学费来源断绝，还必须兄代父职，负担弟妹生活、求学的费用，境况极其窘迫。师长、朋友纷纷表示愿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但他却执意独立谋生，婉谢了众人的美意。从此，他更发愤写作，弟妹们生活、求学的费用，便靠其稿费维系。
那次讲演之后，一位比张荫麟高三个年级的学长注意到了他，那就是贺麟。两人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为终生挚友，人称“清华二麟”。两人的共同兴趣是听梁任公的演讲。有次梁任公讲“文史学家之修养”一题，还是“二麟”共同作笔记，联名发表。1925年秋，贺麟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张荫麟主持“书报介绍”副刊。贺虽为总编，但所写文章总要先经张看过后才发表。有次贺的文章被张批驳得体无完肤，只好自己将稿子撕掉。又有一次，贺为清华学生会起草文言文的宣言，张看了说太没有力量，又说你的古文太缺乏根底。贺只好偏劳张起草，自己则回到屋子里多读几篇古文。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研究院主任，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清华学术带来了新气象。张荫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吴宓初到清华，开了一班“翻译”课程，选习的人并不多。课堂上经常只有三人，那就是张荫麟、陈铨和贺麟，故被称为“吴门三杰”。日后，“三杰”各有杰出成就：贺麟成为有国际声望的哲学家，中国康德、黑格尔研究的“当然权威”，还一度成为重庆“中央训练团”的特邀讲师（另有冯友兰、钱穆、萧公权等），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帝王师”；陈铨成为哲学名家，还是名重一时的小说家、戏剧家、翻译家；张荫麟则更不消说了。
【不作“酷评”的批评家】
在水木清华的园子里，少年才俊们本就普遍用功，张荫麟更是过人一等。在清华的几年，张荫麟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在与梁启超叫板后，他一发而不可收拾，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等知名报刊发表作品40多篇，这些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报刊。张荫麟的文章才识兼备，锋芒毕现，文笔犀利流动，富于批判精神，在盛产英才的清华历史上，可与比肩者，唯钱钟书而已。变幻莫测的历史还来了一个有意思的偶然：钱钟书履足清华之时（1929年），也就是张荫麟离开清华园之日。同一年中，同样少年成名、与乃兄张申府并称为“国宝”的张岱年，也踏足清华园。一批才华耀眼的人扑面涌来，那是多好的辰光呵！
清华文坛素来活跃，那时虽已无闻一多、梁实秋等健将，但仍有朱湘、陈铨、柳无忌等好手。张荫麟则文史哲并举，尤以科技史研究与文化批评见称，成果卓然，嘎嘎独造。在《所谓“中国女作家”》中，他对以冰心为代表的当红女作家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发表作品常要特地标明“女士”，且附上玉照；她们之招人耳目靠的多是“女”，而非“作家”。她们的作品多为“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感性垃圾）”，以中学生作文的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此语一出，着实让当时一批漂亮的“女作家”们难堪。
比这挖苦文章更精彩的，则是学术评论的攻错之作。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积极广泛地参加学术界的诸多讨论，与同时代学者多有评论商榷的文案往来。本着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天则，他对其他师辈如胡适、周树人，年长而负盛名者如顾颉刚、冯友兰、苏雪林、卫聚贤、朱希祖甚至恩师陈寅恪，也是如此。“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虽张之评论总是“是则是，非则非，毫不掩饰，毫不客气”，但被评论者都豁达大度，以奖掖新进的态度深许之。张荫麟最崇拜的是章太炎；对乡贤梁任公表面上敬而远之、一再“挑战”，内心实则一往情深。他还指出郑振铎的文史研究中有“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识；批评郭绍虞食“洋”不化，牵强附会。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上），时称名著，他却能举证确凿，指出定义混乱、取舍多由主观的毛病。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匆促从事，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他乃择要纠正，有力打击了“伪劣”出版物。
张是“批评”家，但绝非“酷评”家。他固不喜欢一味地唱赞歌，亦不轻易因作者的疏漏而抹杀全书的功劳。他虽批评《白话文学史》的诸种不善，却仍敏感地看出此书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证的优点；他虽对郭沫若的德文水平极为鄙夷，却盛赞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重大贡献”。
【留洋赴美的热血书生】
张荫麟是粹然书生，但生逢风云激荡之政治年代，亦有一腔热血。“五卅”风起，清华学生会为邵飘萍的《京报》办《上海惨剧特刊》，领衔者即张荫麟及马寅初、王造时、顾颉刚等人。
1929年夏，张荫麟由清华毕业，获5年官费留美的机会，旋即赴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深造。到美后，张荫麟先攻读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得到文学学士、硕士学位，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他每月可领到清华的80美元生活费，但为了省下钱来，一日三餐都自己动手。由于经常下厨，对烹饪也颇有心得，他发明了一种用美式烤炉烹制中式“叉烧”的方法，做出来的“叉烧”美味可口，为大伙儿的食谱增色不少。当然，这个书虫的最大嗜好还是书。对于衣着他从不讲究，平常穿的总是那两套西装，简直是数年如一日。他把生活简化成了两个选项：吃饭或买旧书，因此每月几乎能把生活费的一半寄回国内，令同仁们望尘莫及。
这期间，身在西半球的张荫麟，始终不曾忘却另一个半球上的那片土地。他依然为国内报刊撰稿，兴趣之广泛，批判之强烈，丝毫未变。抵美后不久，他又写出一篇《史学家的梁任公先生》寄给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他还运用人类学理论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进行了评论。他认为该书“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有好几种优点”。郭书的好处就在于“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整理古史。但他又认为“郭先生研究的指针，乃是50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而郭“竟毫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 的社会进化论，并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之处。“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张氏之思路，迥异于常人，足见其史识超拔处。
1931年，冯友兰以《中国哲学史》（上）轰动学坛，蜚声中外，也成为学界大佬。陈寅恪等对此也多有褒扬。张荫麟却老实不客气地指出了书中的史实错误，还批评该书忽视读者的感受，“直用原料而没有消化”，“普通读者不容易得到要领”。他还强调说，不能仅凭“吾从周”、“吾其为东周”这些话的“票面价值”，便认定孔子是守旧复古者。他提出哲学史负有两项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系统地、扼要地阐明；二是历史的，要考察各家学说起源、成立的时代，作者的生平，思想的发展，其学说与别家学说的相互影响等。张文有理有据，冯友兰修书致谢。
【为高中教材呕心沥血】
民国二十二年秋，沐浴了4年欧美风雨的张荫麟提早结束了留学生涯。提早回国，原因之一是他很早就恋上了做家庭教师时教过的一位小姐伦慧珠（伦明之女）。之后苦苦追求，但女子并不搭理，使他饱尝伤痛。此时女子又继续和他通信交往，他当然想早日回国去办婚书了。
因陈寅恪的鼎力推荐，他获得了教职。但他并没有去汉花园（北大），而是重新回到清华园，任历史、哲学两系的双聘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内行人知道，“隔行如隔山”，要跨越一个行当有时简直比登天还难。但张荫麟跨行了，而且游刃有余。他的主要兴趣在中国古代史，但在1935年，他居然发表了《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这就逐步逼近了他融会贯通的治学理念：从古代史到近现代史，从科技史到思想史，到哲学社会学，完全打通。时人惊叹道：“这不是天才，绝不能有这样的成就！”很快，他便由讲师升为教授。
张荫麟身居学院高墙之内，但眼光常越出高墙之外。1934年上，有人发表《当前历史学家的责任》，张荫麟立即撰成《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应道：几代人都吃尽了教科书的苦头，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教本都是从神农黄帝三代一直到宋元明清，“一笔流水账，满纸人名、地名、年代和战争”。这样的教本只能使学生对本国历史畏惧、厌恶、麻痹、淡漠。“学生们国史知识之低，良好的国史课本之缺乏要负很大的责任”。因此，“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对于如何创造较为理想的历史教材，除了正确完备的资料外，他特别提出了几点：一要有个性；二要有可读性；三要科学性、艺术性与思想性交融兼备。他认为要将史观隐含在历史叙述中，使史料与史观之间“有若无”，达到出虚入实的化境，才能使“润物细无声”。
也许正是此文，引起了著名“大炮”傅斯年的注意。不久，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聘人主编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其中《中国通史》请傅斯年担纲。傅当年不曾接纳张荫麟来北大，此番则转荐了张荫麟。
是时日军步步紧逼，国难越重，人文素质教育越发吃紧。首当其冲的，是对青少年一代的通史教育。作为一名史学家，国难之际何以救国？他认为只有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启迪民智，唤醒大众。为这区区一本高中教材，他动用了颇为豪华的阵容：张本人亲自执笔汉以前，吴晗负责唐以后，千家驹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各人成稿最后由他综合融汇划一。为开出一种新体裁，使史学走出象牙塔，融入民间，这课本既不重考证，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在表述方式上，他以简洁浅显的语言娓娓而谈，使学生始终对历史学习保持强烈的兴趣。
从1934年接受委托，到1940年《中国史纲》出版，张荫麟一共花了5年多时间全身心投入，但也才完成了东汉前历史的编纂。而这5年也正是他年富力强、最富创作力的时期。编此书时他感叹：“写这种文章是很费苦心的。”然而，其意义也非同一般。及至1937年1月，当部分章节率先在《大公报·史地周刊》披露时，即有读者主动投书报刊，称读之感到无限的快慰。按说，大手笔写小册子本非难事，尤其是像张荫麟这样的清华大教授。但张极为重视，专门向清华告假，一心编纂。这段时间他仍住在清华的教员住宅区。就在这期间，他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写一篇文章时，他都要一口气完成。因为写作总要数易其稿，他常常就几个晚上不睡，硬撑到文章完成才大睡几天，大吃几顿，或进城逛书摊，或找朋友谈笑顽嬉。这几近疯狂的工作方式，使他的健康日益受损。
【为婚姻“献上花圈”】
那是个文化的时代，也是“革命加恋爱”的时代。张荫麟在学术上前进，也在感情上前行。1935年4月，一纸婚书终于将他与伦慧珠绑在一起。然而，这不是段幸福的婚姻。婚后第二天，张出去拜客，回来走到隔壁人家，看见主人连忙说：对不起，累你久候了。主人莫明其妙。过了好一会儿，张才明白自己走错了。下午吴晗去看他，但见他满手是泥，蹲在地上垒假山，说是把朋友所送的花圈的花来布置花园，好极、妙极！吴纠正说是花篮不是花圈。张也发觉不对，但嘴上还是倔强：“圈与篮虽不同，而其为花则一也。”朋友给他起一外号，叫“张长文昏公”。他无法赖，也给朋友挨个起外号：文迂公、文迷公……他还挖苦吴晗，如你不幸早逝的话，我一定会编印遗文、墓志、行状、传记之类，一概负责到底。吴晗也照样还他一嘴。没想一语成谶，仅三五年后，张就为自己的婚姻献上了花圈，也为自己的人生献上了花圈。
1937年，七七事变。北国狼烟四起，张荫麟在战乱中只身脱险流落南方。教科书工作已进行两年，长篇完成了大半；猝行之际，竟没有带走一个字。这当然对他日后的撰研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不久，浙江大学聘他住在天目山禅源寺短期讲学。尔后，随着战火逐渐往南蔓延，浙大几度迁校，张荫麟也辗转南移。联大在昆明开学后，张荫麟受聘为教授，前往昆明任教。彼时，他惊悉吴晗也到了昆明，且设法誊录了长编成稿已经发表的一部分。张见这录稿，欣喜若狂，立刻在吴家安营扎寨，补撰《中国史纲》第十章和自序。终于，他完成了第一册的定稿，也即教科书东汉以前的部分。为防意外，他只好将已完成部分先行出版，这也是他有生之年唯一正式出版的作品。
这段时间，他一边上课，一边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第八组（文化组）的研究员。民国二十八年初，一介书生张荫麟居然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似有请他在中央训练团讲授逻辑的意思”。他颇为兴奋，“以为对于政治或略有效献的机会”，于是接受重庆军事委员会政冶部的邀请，担任顾问。在该处小住时，他受到政治部部长陈诚的礼遇，并拟定宣传工作纲要，编印了一册《蒋委员长抗战必胜训词释义》。但他想对抗战有所贡献，不愿徒充顾问，只资清谈，因觉事无可为，不辞而别，再回联大授课。
这次短暂的从政经历，使他发现国民党已病入膏肓，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彻底失望。他随即严厉地口诛笔伐，写下了《论修明政治的途径》，但因言语激烈，生前始终无处发表。文章略谓国民党统治距离“任贤使能、赏功罚罪”的境地“还很远”。然而他能够口诛笔伐，不能身体力行，认为“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他鼓吹改善平民实际生活，增强低级公务员、学校教师及士兵的生活待遇，并把这作为他政治思想的突出主线。当然，这一切，也只不过是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而已。
【移师浙大：天才的绝唱】
张荫麟在联大本就因“大佬”太多而略感压抑，在遭受了失败婚姻的打击后，乃决意离开。在此前夕，他费时多年的专著《中国史纲》（上古篇）终于出版。料不成，名字居然被印成了“杨荫麟”。这薄薄的小书不幸成为作者终生的绝唱。
长久以来，完成一部理想的通史都是无数史家的毕生梦想。张的恩师、老辈翘楚陈寅恪就希望能穷毕生精力，写一部《资治通鉴》式的中国通史。不幸因着战乱、目瞽而落空。年轻一辈之殿军张荫麟也有此志。陈当然热望其成，并始终关注。而另外一位久负盛名的通史高手钱穆同样对张荫麟备极推许。钱“常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然而，张也未能如愿。
史家多注重经验而缺乏哲思，而哲学家则每嫌玄虚。内行都知道，通史的独特神韵就在于“通”，其最高目标即“精神”与“体系”的融通、境与意的完全圆融。然而“此曲只应天上有”，荫麟虽心向往之，也明乎此事仰之弥高。有人说，近代迄今，中国通史成百上千，但其中的上乘之作，也就只有两部半：一部是钱穆的《国史大纲》，一部是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剩下半部就是张氏的《中国史纲》。之所以是“半部”，乃因其未完成。因着他洋溢的史才、精湛的史学、卓越的史识，他的通史已达出神入化之境，平静冷峻有似吕著，而文采飞扬则不减钱书。试看其第八章第四节《项羽在关中》之一段：
刘季到了咸阳，看着堂皇的宫殿，缛丽的帷帐和无数的美女狗马珍宝，便住下不肯出。奈不得樊哙和张良苦劝婉谏，才把宫中的财宝和府库封起，退驻霸上，以等待各方的领袖来共同处分。他又把父老召来，宣布废除秦朝的苛法，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人民大喜，纷纷送上牛羊来犒军，刘季一概辞谢不受。
在论析晚周的时代风貌时，张未作刻板的分析，而是来了个漂亮的比喻：“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运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论世变的剧繁，战国的十年每可以抵得过春秋的一世纪。”以全新的思路，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采的境界，实现哲学、艺术与史学的圆融，这正合于张荫麟所崇敬的太史公之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如此，顾颉刚惊叹：此书一出，便已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纪元。胡适从来就恨不得把“学衡派”横扫干净，但他还是情难自禁地非常看重《中国史纲》。
1940年初，浙大迁至黔北遵义。秋，张荫麟受张其昀之邀，再次来浙大，主讲历史系最难的一门课——中国通史，后年聘为国史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史学组主任导师。
张荫麟早年即患心脏病，一登高就心悸。但他平日身体很好，极少病，乃自信至少可活七八十岁。抗战期间，他平时营养坏，离婚后心境更坏。自打离开昆明到了遵义，他就出现了精力短绌、神志不旺的征象。由于长期对自己健康疏于管理，更由于长期的过度操劳与感情创伤，张荫麟的身体日益衰弱。及至1942年，终有一日，慢性肾炎发作了。校方全力以赴，四处寻医问药。可惜环境极其恶劣，缺医少药，病情日重。然而即使在生病期间，他还在为他的《中国史纲》拼命，致使病情不断恶化，很快药石罔效。最后，他肾功能衰竭，全身浮肿。病痛的折磨令他难以忍受，常号陶大叫。弥留之际，他与病床前诸位学生逐一握别，颂《庄子·秋水篇》。朗诵时，声音悲凉，诵后似感舒畅，默然无语。也许，至此他已泯视生死、得失之束缚，无喜怒之萦怀，将天地与自我合一。这是智者最后唱出的生命之歌。末，徐徐气绝。
那是在1942年10月24日凌晨3时。秋意微寒。
噩耗传至昆明，联大故人大恸。校长梅贻琦长叹：他要是在西南联大大概不会死吧。
追悼会上，吴宓物伤其类，他声泪俱下，哽咽难语。遥想当年张新婚时他曾赠有贺联，更是情不能已，便做挽联曰：“玉碎珠沉怜尔我，麟伤凤逝黯人天。”在日记中，他动情地写道：“英才早逝，殆成定例。宓素以荫麟为第二梁任公，爱其博雅能文，而惜其晚岁《中国通史》之作，创为新体……且未卒业而殂逝，亦与任公同。”
张瞑目后，被葬在遵义老城南门外碧云山天主教墓地。浙大复员回杭后，他的孤坟被遗忘在遵义郊外，冷落于荒烟蔓草中。至于他所钟爱的许多藏书，则在北平自生自灭。
东莞，石龙镇竹园街。
这是条长148米、宽4米的小巷，里面有锈迹斑斑的铁门，有粗壮的圆木栅栏，一些人家的门框上挂着小块“护宅神位”牌，黑乎乎的电线和横逸而出的阳台遮蔽了小巷上空的天光，让人产生了恍如走在幽暗的历史隧道中的幻觉。
一位少年摇着单车铃铛从小巷深处弯出，打破了停滞的时间的宁静。这就是当年孕育过张荫麟的地方。只是，这里一切都已物人皆非。时光是用来遗忘的。在无涯的时光的荒野里，有太多的物事发生过，又有太多的人和事被淡忘了。便是四近那些生活了好几十年的最老最老的原住民，也全然不知这小巷中曾走出那样一位人物。百余年前生于兹长于兹的那位不世奇才，已完全被历史的烟尘所封存。当年的一切，已了然无痕。
谨以此文纪念张荫麟逝世70周年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