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诗“少小离家”的不同解读
□ 沈良桂
1957年3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乘专列来到湖南省株洲市视察三三一厂，陪同的有李先念等中央有关部委的领导人，还有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视察中，刘少奇同志参观车间后步行到生活区，看职工宿舍，看厂长住房，并在厂里住下来，听取厂领导的汇报以及湖南省委与株洲市委的汇报和请示。他的专列就停靠在附近的铁路上，时间长达三天。
三三一厂是个大型航空企业。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于1954年8月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它是飞机的心脏。要知道解放前，被农民称为“洋马儿”的自行车也难以造出来，现在居然能造飞机了，这是何等的跨越！10月25日，毛泽东主席专门致信嘉勉，信中说：“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和增强国际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20世纪50年代制造飞机的企业意味着是当时的高精尖，中央首长频频前来参观考察，仅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者，先后就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十大元帅中，有六位接踵而至。但视察最早、停留最长、指示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刘少奇。
笔者当时在厂部工作，听厂长们说，少奇同志对工厂的“自建公助”最感兴趣，要郭固邦厂长进行详细的汇报。同时也有批评，说“厂长宿舍里的沙发太多了”。还指示，对干部的生活作风要管教好，对乱搞男女关系者要加重处分，不能重用等。所谓“自建公助”就是职工自己建房，厂里给予一定资助。当时员工大多数是单身，住集体宿舍，随着年岁的增长，不少人要结婚生子了，妻儿在老家，没有住房，只能长期住单身宿舍。住房问题成了工厂突出的矛盾，如果都等公家建房分配，那将轮到猴年马月？于是有人便节衣缩食、因陋就简地自建住房。厂领导由此得到启发，认为这是一条新路子，应该加以提倡，工厂可给予适当补助，并拟订了一个“自建公助”的办法。
少奇同志听了郭厂长的汇报，甚为赞赏，认为这个经验有普遍意义，要求厂里认真总结，写成报告送给他。当时他还引用了两首唐诗：一首是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另一首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少奇同志说，两首七言，一个“儿童相见不相识”，一个“悔教夫婿觅封侯”，说明古人在外地做官或久客他乡，也多是单身独处，并不都带老婆孩子。
三三一厂遵嘱将“自建公助”的报告送到北京，刘少奇审阅后，即批送《人民日报》，该报以头版头条刊出，向全国推广。然而自此以后，由于极左路线导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吃紧，几十年不涨工资，“自建”与“公助”都因失去经济基础而烟消云散。
“文革”中，三三一厂揭批刘少奇的株洲之行，主要罪行就是积极推广受到毛主席批评的“自建公助”。但毛主席是怎样批评的，谁也说不清。近日翻阅《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看到一篇《致刘少奇》，始知当年批评的原委。全信如下：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诗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言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知章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贺知章，浙江萧山人，《回乡偶书》是他晚年回归故里时所作。由于生动自然地反映了久客回乡老人的感遇而脍炙人口。关于“儿童”与贺的关系问题，历代注家之间早有分歧。刘少奇把“儿童”视为贺的儿女，这在唐诗选注中是主流说法。把此诗解释为贺知章为官未带家眷，则是刘少奇的见解，也不失为一家之言。毛泽东则自成一家，他的考证理由充分，很有说服力。古代的回乡诗中，也有“邻人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样的诗句。
如何理解一句古诗，实在是小事一桩，毛泽东却如此认真地考据论证，这与他的性格有关。毛泽东自己说“我中了书毒”，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或者说两大特征：
一是读史成癖。浩浩3300多卷的《二十四史》，即使专业史学家也未必能一一读完，而党务国务大任在肩的毛泽东居然通读了一遍。另一鸿篇巨制、300卷300万字的《资治通鉴》，只因它“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毛泽东对身边工作的孟锦云说，他先后读了17遍。
二是引古成癖。毛泽东无论说话、作报告、写文章、写书信，总要引经据典，且信手拈来，几乎是不引不讲演，不引不撰文。而且，还往往把引古作为开展斗争、克敌制胜的独特武器。例如，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为批判“反冒进”，他引用战国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娶了一个丑媳妇，但是登徒子始终对她忠贞不二，他是模范地遵守‘婚姻法’的，宋玉却说他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再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为批判彭德怀，毛泽东批文《关于枚乘七发》，并将《七发》作为大会文件印发。刘少奇1957年南巡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引用贺知章《回乡偶书》，这在引古成癖的毛泽东看来，的确有点“关公面前耍大刀”。
毛泽东如此郑重其事地致信刘少奇，有两点难以理解：
其一，刘少奇是政治家，他到三三一厂是去指导工作而不是作文史考察。当时引用两首唐诗，仅仅是为缓解住房矛盾提供例证罢了，即使不当亦无大碍，毛泽东何以如此看重，以至“睡不着觉”？
其二，时值1958年初，在一反再反周恩来（包括刘少奇）的“反冒进”之后，毛泽东亲自走到第一线直接组织指挥全国全面“大跃进”运动，正是日理万机之时，怎么会有闲心、闲暇去考证一个文人、一句古诗？
历史总是迷雾重重，这样的疑问，恐怕只有进一步考证才能解出答案。在此，笔者也欢迎各方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