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的两重性
□ 许家祥
很多事情都有两重性，“诽谤”尤其如此。我们通常认为，“诽谤”是贬义词，即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的意思。其实，“诽谤”还有另一含义。在古代，“诽谤”就是“议是非”，提意见，指过失，是一个褒义词。对待“诽谤”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把它视作洪水猛兽，不让人说话，甚至杀言官、禁偶语、设腹诽罪、搞文字狱；二是把“诽谤”当作“明得失”的镜子，视为珍宝，从谏如流。
前者如西周的周厉王。他暴虐无道，远贤人亲小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国人没有不议论他的。周厉王知道后大怒，派人找来巫师，令其监视百姓，只要巫师告发，即加杀戳。百姓敢怒不敢言，“谤言”少了。周厉王高兴地告诉卿士召公：“吾能弥谤矣！”召公说：你这不是平息诽谤，而是禁止人民说话。接着警告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不听，暴虐依旧。过了三年，人民纷纷造反。周厉王仓皇逃至山西霍县，最终病死在这个荒僻之地。
后者如唐太宗李世民，不失为开明君主，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一日，他嫌群臣上奏之事不完全真实，欲加贬斥。魏征谏道：“古者立诽谤之木，欲闻己过，今之封事（用袋子封缄的上书），谤木之流也。陛下思闻得失，只可听任他们去讲。若是所言善，则有益于陛下；若是不善，也无损于国家。”唐太宗马上接受，高兴地说：“你讲得很对。”
对待“诽谤”的态度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周厉王因为暴虐又不让人民说话而激起民变，“夹着尾巴逃跑了”。而李世民广开言路，献言献策者很多，上下和谐，政通人和，出现了“贞观之治”，李世民因之被誉为“千古一帝”。
古代如此，今天亦如是。当今之世，凡是视“诽谤”为友，倡导民主，实行言论自由，允许百花齐放的国家，多是先进的、发达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草民可以“诽谤”政府，可以批评总统。前任德国总统武尔夫就因为帮助朋友办事、压制新闻媒体而被民众“批”下了台。而美国则在年复一年的“美国衰落论”的“诽谤”声中树立了危机意识，激发了进取精神，自上世纪初以来，一直将世界第一的位置保持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
北京天安门前有一对汉白玉柱子——华表。它挺拔的柱身上雕刻着精美的龙和云，与金碧辉煌的故宫浑然一体。古时没有举报信和“网上曝光”，便在交通要道和朝廷上树立“诽谤木”。“诽谤木”又叫“华表木”，相传华表既有道路标志的作用，又有路人留言的作用。后来的邮亭、传舍也用它作标识，名曰“桓木”或“表木”。古时的“桓”与“华”音相近，所以慢慢读成了“华表”。在这根木柱上，行人可刻写意见，因此它又叫“诽谤木”，具有“意见箱”的作用。今天，华表的柱身由木柱发展成了汉白玉，外观漂亮多了。遗憾的是，其内涵在新形势下并没有多少变化。在一些地方，“意见箱”有或没有都无所谓，有也是摆设，而吹喇叭、唱赞歌、抬轿子则成了时尚。
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看，“诽谤”与“被诽谤”是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被诽谤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主圣则臣直”，“被诽谤者”有雅量，“诽谤者”便有胆气，正所谓“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有太宗纳谏之君，则有魏征敢谏之臣，要倡导“诽谤之风”，必须从上做起。但还要看到，光靠“君主”的品德远远不够，关键靠制度，好制度可以使厌恶“诽谤”者接受“诽谤”，发达国家“诽谤成风”，主要是制度使然。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变迁，抨击时政的“诽谤”是治病“良药”，也是最好的防腐剂。“诽谤”与国家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只有让广大民众不因说真话而受到伤害，才是国家和政党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