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抄《讲话》”这件事
□ 赵 勇
2012年5月，百名作家、艺术家“抄《讲话》”酿成了一个不小的文化事件。而2012年10月以来，抄写了《讲话》并且不断回应这件事情的，似乎也就剩莫言一人了。这也难怪，莫言获得诺奖之后，伴随着巨大的荣誉，也招来了不少的批评和质疑，而“抄《讲话》”便是这批评和质疑的一个“声部”。于是莫言不得不反复解释，以此回应相关批评。现在看来，这种回应既道出了一些实情，也呈现出了种种“症候”，值得分析。
据莫言本人说，他对“抄《讲话》”的首次回应是在与阿刀田高的对谈中，但我查阅这篇对谈（2012年8月17日）的速记稿——《莫言、阿刀田高：小说为何存在》，莫言只有对《讲话》一分为二的评价，而并无有关“抄写”的说法。因此，可以把莫言获得诺奖在第二次媒体见面会（2012年10月12日）上的说法看作他对这件事情的首次公开回应。当时在回答法新社记者的提问时，莫言既认为《讲话》有局限，又觉得能够认可《讲话》中的一些道理，于是就“抄”了它。之后他还进一步说：“我觉得要出一本书，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来这件事情出了这么多批评的意见和辱骂的意见，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但是我抄了，我不后悔。我觉得我抄这个《讲话》和我的创作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我抄它，是因为它里面有割裂的成分。我突破它，是因为它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创作的需要。”（《莫言：搁置钓鱼岛争端 鱼类都感谢你们》）
“我抄了，我不后悔”应该是一个很硬气的回答，联想到2012年5月，同样“抄《讲话》”的叶兆言“有些后悔”，而周国平则意识到他自己“做了一件多么糊涂的事”，那么，莫言的这个回答就不只是亮出了自己的态度，而且似乎还隐含着对那些表示反悔的作家的不屑。但问题是，回答得如此高调，就像唱歌伊始调子起高了一样，再想落下来就有难度了。
但我还是看到了莫言的进一步解释。2013年3月，一则报道中曾出现过这样的文字：“他在采访中解释说，他在出版界的一位朋友在一次会议场合请他参与抄写，并且准备好了纸笔，连抄写的段落都为他选好了。莫言说出于想炫耀自己书法的虚荣心，就一口答应了。”（《莫言接受外媒采访忏悔：为前途让妻子流产》）而类似的说法，其实在莫言去瑞典领奖时就有了，只不过当时没有报道，国内的读者也就不可能看到。2012年12月11日，莫言曾接受过瑞典国家广播电台记者夏谷的专访，访谈的最后，夏谷也抛出了“抄《讲话》”的问题，莫言的回答是这样的：“说实话，这其实更是个商业行为。那家出版社的编辑，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为了多卖书赚钱，搞了这么一个创意。在一次会议中他拿着纸笔找到我，要我手抄一段讲话。他说已经请一百多位作家参与。我问：‘我应该写什么？’他说：‘我已经给你选好了这一段。’并不是我刻意选择要抄写哪一部分。另外，当时，我也有借机‘秀’一下自己书法的虚荣想法。事后，有些人将这件事做无限的政治解读，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常用的手法。”（莫言编著《盛典——诺奖之行》）由于莫言在这本书的折页上特意申明：“本书中收录的我的演讲和访谈，是最忠实于我的原话的。”因此，我们可以以此为准。
耐人寻味的是，与最初的高调答复相比，这个解释显然低了八度。而从这个解释中，我们应该也能发现更多信息。首先，莫言强调这里有朋友之情，又有“秀”书法的虚荣心理，如此一来，就淡化了他抄《讲话》的政治色彩。其次，把这本书的创意和出版主要看作商业行为，应该是对这件事情政治色彩的进一步淡化。既然是商业行为，又碍于朋友情面，抄写时又没过脑子，所以，一些人在政治层面的纠缠就失去了充分理由。而如此解释，客观上也对他的那次高调答复构成了某种消解。
尽管我从莫言的这个回答中读出了一些话语策略，但我依然认为这个解释更可爱一些，也更可信一些。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出于情面而帮忙，可以理解。莫言的字确实写得不错，想“秀”钢笔字，也可以理解。而且，这种说法还解构了出版者的“宏大叙事”—— 在《出版说明》中，该书主编何建明指出，《讲话》“是对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光辉篇章，至今仍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指路明灯”。而抄录毛泽东的《讲话》，则是“一次特别的纪念活动”。莫言则挑破了这层政治包装，让人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一个变着法子卖书赚钱的事情。
然而，就在我相信了莫言的这番解释时，却又看到了他的最新说辞。2013年4月21日，莫言应邀在中央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4周年纪念活动上作《文学创作漫谈》主题演讲，随后网上流传着一个莫言对毛泽东评价的录音（三分半钟左右），莫言在录音中说：“你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不好，讲得不对，但是你要想想1941年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1941年的时候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吗？根本未必……因为我觉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历史文献，它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它在历史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今天要出一本这样的纪念性文集本身不是一种错误。”
我不太清楚莫言说这番话的具体语境，但仅从录音来听，莫言似乎有些火气。这个答复中，1941年是一个知识性错误，可忽略不计。我感兴趣的是，他在这里并没有再谈论这个文集的商业性，而是开始强调这个文集出版的合理性了。而这个合理性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正确性。这也意味着，莫言的解释转了一圈，最终又回到了“我抄了，我不后悔”的套路上。
于是我想起刘再复对莫言“抄《讲话》”一事的评价。莫言获奖后，刘再复在多个层面都在为莫言辩护，唯独这件事情他抛开了情面。他说：……莫言“又抄写，又解释，这又是冒傻气了”。但莫言参与抄写，只能说是“犯傻”，“顶多只能算‘幼稚’，不应以此对他进行人格裁判”。（《刘再复、许纪霖谈莫言》）这也算是给莫言找了个台阶。但莫言好像没有借坡下驴。种种解释表明，莫言似乎极力要澄清的是，虽然抄写这件事情比较复杂，但他既没“犯傻”，也不“幼稚”。他的这个行为，既是不经意之举，同时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或者可以说，他后来对《讲话》一分为二的评价，是在以事后的理性思考为当时的虚荣心理埋单。最终，他用理性的推衍缝合了当时潜意识中所形成的裂痕。
关于毛泽东《讲话》的是非功过，在这篇短文中自然是无法展开讨论的。但我总觉得，假如不是作秀，一位作家对《讲话》的理解、解释和相关评论，必然牵涉到他的思想境界。同时，我还想到的是，作家固然不必是《讲话》研究专家，但《讲话》除了字面上的东西，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它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何种关系？凡此种种，还是多了解一些为好。否则，若只是说一些“《讲话》之后，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对于中国文艺的发展、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推动，意义重大”之类的大话、空话，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莫言有为《讲话》以及“抄《讲话》”辩护的权利，但我觉得在辩护时，最好再去做些功课，有些深度思考，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人云亦云的官样话语上。如果以后还是这么个辩护套路，那么，说法越肯定，语气越坚决，或许娱乐效果就越来越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