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胡乔木
胡木英/口述 周海滨/整理
胡木英在“红二代聚会”上发言
2014年2月15日，在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新春团拜会上，会长胡木英说，“马年的到来，大家是否都感到了一股越来越强的清风扑面而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举起了反‘四风’、反腐倡廉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旗帜，向弥漫多年的歪风邪气、向老虎苍蝇们开刀，动真格的了……新一届党中央有了非常好的开局……当然我们也知道，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特别像打虎拍蝇的对象都是党内干部、政府官员。他们掌握执政大权，编织了各种关系网，形成了多个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关系，牵一而动百！不像当年打土豪劣绅、日本鬼子、国民党军队那样敌我分明……这场斗争极为复杂艰难，衷心希望我们红二代认清形势……传承弘扬父辈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传递正能量，发现、扶持所有健康力量，不打横炮、不帮倒忙、不信谣不传谣、不干扰党中央的部署，像父辈一样，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抛弃个人的、现在或历史的各种恩恩怨怨，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胡木英，胡乔木之女，1941年生于延安。胡乔木被誉为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29岁到毛泽东身边，从助手到“党内一支笔”到“新闻大管家”，宦海沉浮50年，一度销声匿迹，直至邓时代被重新启用。
胡木英的讲话，一石激起千重浪，尤其是“衷心希望我们红二代……不打横炮、不帮倒忙、不信谣不传谣、不干扰党中央的部署”，让外界有了诸多解读，甚至有媒体不惜从外地赴京采访胡木英，并解读这番话的用意何在（由于无关本文主旨，不再赘述）。
其实，京城红二代举行春节团拜，已经成为惯例，笔者数度受邀参加。团拜会上除了演讲还会放映一部红色电影，2014年放映的是红色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2013年则放映了《忠诚与背叛》，还多了一个唱红歌《我是一个兵》的环节。正如张闻天之子张虹生先生赞赏的那样，胡木英女士的组织能力很强，每年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团拜会都有近千人参加，热情高涨。
从《沁园春·雪》谈起
笔者印象中的胡木英，对毛泽东推崇备至。“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是毛泽东的名作《沁园春·雪》。由于这首词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一些政要大贾又喜将其悬挂高墙，《沁园春·雪》乃成为流传甚广的一首词。曾有人宣称，这首词实为胡乔木所作。
那是2009年前后，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沁园春·雪》是胡乔木的词作。网文言之凿凿地说：“胡乔木在《炎黄春秋》发表的访谈录中说《沁园春·雪》为他原创，毛改动四个字，以毛的名义发表，后据为己有，毛死后，胡乔木公开澄清说《沁园春·雪》是他原创的。在访谈录中，胡乔木还说《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完全是他执笔写作的，毛泽东只是签个署名而已。《沁园春·雪》公之于世的时间是1945年9月，为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根据《炎黄春秋》《百年潮》的报道，这首词作是胡乔木原创于1942年。刘少奇为了‘包装’毛泽东，就要求是自己秘书的胡乔木，把《沁园春·雪》交给毛泽东。毛改动了四个字‘原驰蜡象’，就成了毛的词作。1945年9月，《新华日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沁园春·雪》时，把时间‘倒填’为1936年。”
2009年10月初，又有署名为“罗冰”的《毛泽东选集真相》在一些论坛及多家海外中文网站发文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对于《沁园春·雪》，文中说：“胡乔木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为此，笔者查阅《炎黄春秋》历年杂志，发现并没有这篇访问胡乔木的文章，也未曾发现有人在此发文考据《沁园春·雪》作者。由于上述网文作者没有说明该访谈录发表在《炎黄春秋》何年何期，为防止查阅过刊有纰漏，2014年2月16日笔者致电《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徐庆全先生询问。他很坚定地表示，没有刊发过类似文章。此外，胡乔木从未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包装”之说子虚乌有。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新闻发言人曾就 “毛泽东选集真相”“ 《沁园春·雪》著作权”进行了回应：“这都是谣言。胡乔木从未提出过要对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进行审核。胡乔木生前倒是多次说过，毛泽东经常为他修改文章和其他作品。”
2009年11月10日，笔者就此访问了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她是国家工商总局的退休干部，住在高大乔木掩映下的万寿路。这天的北京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很适合谈论《沁园春·雪》的话题——
周海滨：有人说《沁园春·雪》是你父亲写的？
胡木英：不是。父亲没参加过长征，壮丽景观没经历过，这不是凭想象就能写出来的，而且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不会写出主席那样的气魄。
胡木英说，父亲不健谈也不爱聊天，散步时也不大理我们，总是自己想自己的事情。在胡木英看来，父亲的性格是沉默而内敛的。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评价，“他一介书生，清秀文雅……并不说话。”
此后，在多个公开场合，她都强调了《沁园春·雪》不是父亲胡乔木所填词作。在2011年《胡乔木：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发布会上，又有记者抛出这个问题。她在现场回答说：我记得通过周海滨回应过这个问题，父亲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这个说法是谣传。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认为“诗者，人之性情者也”。性情温和的胡乔木与《沁园春·雪》的作品性情相距甚远，1946年其夫人谷羽到华东参加土改，胡乔木写下婉约清新的新诗《人比月光更美丽》：“晚上立在月光里，抱着小孩等着妻。小孩不管天多远，伸手尽和月亮玩。忽见母亲悄悄来，欢呼一声投母怀。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
此外，查阅资料显示，《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丙子年)2月。笔者查阅《毛泽东年谱》，确有1936年2月上旬，毛泽东在陕西清涧县准备东渡黄河时遇大雪的记录。
甫时，胡乔木还没有来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奉调延安是1937年7月的事。
“我是1941年1月23日生于延安。我出生半个月左右，父亲就去给主席当秘书了。”胡木英说。当时，胡乔木和夫人谷羽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1941年2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来到胡乔木所住的窑洞，“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于是，陈伯达将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通过陈伯达，毛泽东点将胡乔木当秘书。
不仅当秘书的时间不相吻合，而且胡乔木尝试写词的时间也不吻合。程中原在《胡乔木的诗词情缘》中说：“胡乔木重新拿起诗笔，已经是1964年了。这时他用心着力写的不是新诗，而是旧体，而且是他一直没有尝试过的体裁——词。”1964年岁末，胡乔木的《词十六首》由毛泽东定稿，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期同时登出。
1965年1月21日，胡乔木曾回信读者：
耿庆国同志：
一月十日来信收到。你在毕业后决心服从国家的分配，到党最需要的任何地方去，搞一辈子革命和建设，这个志愿很好，祝你成功地实现你的愿望。 你对于我的几首词感觉兴趣，因而问起我以前写过的能不能发表。我告诉你吧，以前我没有写过词，这次发表的是我初次的习作。以后可能还写一些或发表一些，但这现在还不能决定。当然，我以前曾经读过一些词，作过一些初步的研究，否则是不会一下子就写出来的 ……
胡乔木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我告诉你吧，以前我没有写过词，这次发表的是我初次的习作”——显示了这是胡乔木小试牛刀之词作。
胡木英说，1961年，胡乔木因神经衰弱只能休养，才开始写诗词，“父亲写完诗当然想请诗作高手毛泽东改。毛泽东也很乐意改父亲的诗，改得很仔细”。毛泽东收到“词十六首”后曾悉心修改，如《菩萨蛮》其五，原句为“新汤旧药，无多滋味，怎堪久煮？”毛改为“膏肓病重，新汤旧药，怎堪多煮？”对于毛泽东的改笔，胡乔木也同毛商榷。1965年1月，胡乔木又写成“词二十七首”，毛泽东收到后看了两遍，觉得新作“较前十六首略有逊色”，没有动手修改。胡乔木听取郭沫若等人的意见，花了好几个月工夫，精心修改，再次送毛泽东阅正。毛悉心批改后于9月5日回复胡乔木：
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请康生商伯达、冷西办理。
毛泽东这次修改六处。胡乔木又作了一些修改，另补送近作七律五首，合共为“诗词二十六首”，于9月10日致函康生，请他代转主席。毛泽东在9月15日又阅改一过，在几处特别满意的地方，写上“改得好”“好句”“好”等批语，凌晨3点改毕，给乔木一信，说：“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这样，胡乔木的《诗词二十六首》就在1965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和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程中原《胡乔木的诗词情缘》）
1966年7月底，江青把胡乔木送诗词给毛泽东修改作为一条罪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当面指斥：“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是给主席找麻烦，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 胡木英记得父亲从这之后就没再写诗词了，“到1980年代后期写了一些，但也比原来少多了”。
跟着主席进了中南海
1949年6月，毛泽东离开香山双清别墅进驻中南海丰泽园。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亦随之搬进中南海。
胡木英一年级还未读完，便随学校来到了北平，学校也改名为中直育英小学。学生主要是中央领袖、部分领导干部子女和部分中直机关干部职工的亲属子女。“那个时候学校里大家都不知道你父母是谁，老师也不让大家问，大家也没这个习惯问；谁的父母官比谁的父母官大什么的，这些概念都不存在，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革命的后代。后来大一点了才知道，哦，原来他的父亲是谁，他的父亲是谁”。
胡乔木的家在春藕斋西边的静谷，同住在静谷的，还有由胡乔木推荐当了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静谷紧邻毛泽东起居的院落。作为毛泽东得力的两个大秘书，胡乔木、田家英都居住在这个园子里。
然而，父亲在胡木英的眼里依然是忙碌的。“父亲工作忙，我们见面很少，见面时间最多是在饭桌上，当时我在育英小学寄宿，两周回一次家。1951年他因胃溃疡做了手术在家养病及节假日期间，我们就陪他散步划船”。
此时，胡乔木虽然仍是毛泽东的秘书，但是秘书的角色在褪去。胡乔木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新闻总署第一任署长，后又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在中南海居住的人绝大多数都和胡乔木认识，但胡木英看到与父亲交往较多的是凯丰、林默涵、张际春等人，他们都曾在中宣部任职。
195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胡乔木夜以继日地为中共中央写作一篇后来被称为“党史《史记》”的文章。“父亲坐在放满凉水的澡盆里，趴在一块木板上写”，由于胡乔木对中国共产党30年的历史非常熟稔，“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
杨尚昆回忆说，“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 。” 195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此书再版多次，每次再版父亲还要‘精雕细刻’一下”，胡木英说。
1950年下半年到1954年，胡乔木家又搬到了怀仁堂南面的颐园，与彭德怀住的永福堂仅隔着增福堂一座院落。胡木英对彭老总家的地图记忆深刻，一次她随父亲到彭老总家，看到办公室一个巨大无比的地图，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县、区、公社，甚至更小的区域单位，都标得清楚细致。“我后来才知道，军事地图才是那样详尽的”。
十年休养
一次，胡木英陪父亲乘车外出，返回中南海后司机直接送他们回家。这时，前方有个穿裙子的中年女子正在汽车道上漫步。司机感觉行车间距够用，没有减速就直接开了过去。
轿车从她身边掠过一刻，她吓了一跳，非常不满地向车里瞥了一眼，胡木英也吓了一跳——那是江青。
胡乔木批评司机：“你完全可以放慢一点速度嘛，回家又不是赶什么急事。哪怕跟在她后面慢慢走，也用不着这么超过惊吓着她。”
“那是一位老司机，父亲从未如此严肃地批评过他。父亲和江青打过许多年交道，了解她的性格脾气，担心会节外生枝。但‘文革’伊始，还真是江青首先向我父亲发的难。”而江青发难的理由就是胡乔木让毛泽东改诗。
1961年胡乔木两度到湖南调查，深入到了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如实向毛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时的胡木英已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然而，读了一个学期后，因病休学。于是，胡木英跟着父亲在湖南考察了近两个月，目睹了父亲另外一次批评人。
“那是在湘潭县，从农家搞完调查出来，看到一位从宁乡县讨饭到湘潭的姑娘。她那时17岁了，可皮包骨头、身材矮小，看上去也就10岁左右”。胡木英刚调查的那家农户，拿出一碗饭菜给姑娘，她马上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胡木英问了姑娘才知道她父母都死于饥荒，已经是孤儿，在当地靠捡野菜充饥，可大队干部不允许，不仅殴打她还踢坏了菜篮，当地待不下去，她就逃出来讨饭。说完，姑娘就走了，谁也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
胡木英回去后向父亲谈起这件事，父亲责怪她没处理好，没帮姑娘找个安身的地方。“只了解了问题，没有解决问题”。在这之后不久，胡乔木听到调查组关于湘乡县也有饿死人的事，而且比原以为情况比较严重的宁乡县更甚，干部却不敢向上反映。他立即改变自己原工作计划，亲自到湘乡去做调查。县里的领导向胡乔木汇报时，还敷衍说不知有死人的情况。胡乔木发火了。
当晚，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毛泽东看了胡乔木的信，4月15日将此信批转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主席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农业六十条中，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 至1961年4月21日，韶山公社的食堂几乎全部解散。
1959年庐山会议，胡乔木赞成“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前途光明”的指导思想，对印发彭德怀同志的信，把会议的方向根本改变并不赞同。后期要他起草决议，他不赞成把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说成是反党集团。
杨尚昆回忆说：“在他（胡乔木）那个位置上，有许多事情确实也很难办。庐山会议后期，少奇同志同他有个谈话，意思是还要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他在当时的空气下，不敢去跟主席说。武昌会议要公布粮食生产数字，这个数字水分较大，陈云同志主张不公布，要他转告主席，他也不敢去跟主席说。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向我报告（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平心而论，那时就是报告了，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乔木受批评后，有点想不通，加之长期劳累，身体本来就弱，结果他的神经衰弱症越来越重，只能长期休养了。”
1961年6月1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长期病休。毛在阅过病假函后，很快复信：“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如你转地疗养，谷（指胡妻谷羽——编者注）宜随去。”
“父亲的患病和他的特殊工作状态有关。毛主席喜欢晚上工作，有些事想起来了，就一个电话把父亲召去。特别是后来，父亲神经衰弱，睡眠要靠安眠药，有时刚吃下安眠药，主席电话来了，又得把父亲弄醒。到主席那里常常是一谈两三个小时，谈完回来，却再也无法入睡了。”
胡乔木从此离开了党内的理论核心，因而也就未参与“文革”前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的起草和制定等工作。
“1966年6月父亲从杭州回来，匆匆忙忙地跟主席见了一面，主席让他到北京后‘多看、少说’”。毛泽东知道，胡乔木是“一介书生”，一旦说出不合时宜的话，定然惹火烧身。1967年1月17日，病休的胡乔木还是受到了冲击。
这天上午十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街批”。第二天，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宝山，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甚至把他父母的头颅从墓中取走。
“那时候我弟弟在北京邮电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的党委书记夫妻跟我父母很熟，两家往来挺多的。父亲到邮电学院看看大字报，说了一些话，本来就是一般的谈话，在‘文革’中成了问题了，被称为‘保皇派’”。
胡木英说，北京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就开始揪斗、抄家，家里的藏书被造反派拉走一部分。“邮电学院开了个头，之后造反派开批斗会，只要跟父亲沾着边的，就都拉着他去”。
持续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到1967年的“五一”才峰回路转。这一天，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去看望胡乔木，虽然没有看成，但是红卫兵们也不敢去批斗了。
据说，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5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的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五一看烟火，主席路过南长街来我家，之前汪东兴先来看路线、周围环境。那天晚上全家很兴奋地等着主席来，结果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陪着主席，到一个常年不开的门前面按铃，最终就错过了”。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主席。张耀祠见无人开门，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总理抓住这个机会，让中办下了个文，说以后不准揪斗胡乔木了，有问题在家里提问。要没有这一下子，父亲可能就不行了，他本来当时身体就不好”。关键时，毛泽东的这个举动救了胡乔木。
1976年，毛泽东去世。胡乔木没有想到，10年前的那次见面，是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父亲提出去作最后的告别，但是无论怎么请求，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不让去。父亲跟主席这么多年，对主席有很深的感情。他就给江青写信，但最后江青还是拒绝了”。“文革”后，这又成了他的罪状，被人抓住这个小辫子不放，说“胡乔木给江青写效忠信”，以此为由反对起用他。
近观胡乔木
胡乔木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看书是最大乐趣。
“父亲的生活很简单，不工作的时候就看书，各方面的书都看，历史、自然、哲学、文学，古今中外的书都看，还有政治方面的书也看”。胡木英回忆说，父亲看书很快，挺厚的书没两天就看完了。也有看得慢的，比如思想史、哲学方面的。
胡乔木还喜欢藏书。“各个出版社出新书，经常请他看，他自己也经常去书店买，尤其是旧书店，包括语言文字方面的，像有一本音乐辞典，他也买。”
“父亲只要一去外地，从不去逛街，就去旧书店淘书，每次回来都带几摞书”。胡乔木的藏书最后达到了4万余册。1995年12月，胡乔木生前藏书分别捐赠给中央档案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和江苏省盐城市。
胡木英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在奋笔疾书。“父亲总趴在办公桌前，写呀、写呀，从我刚有记忆，在延安的窑洞里，父亲穿着厚厚大大的灰色棉衣，坐在小方桌的煤油灯下写着；进北京城后，坐在长方形办公桌的电灯座灯前，他在写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要人扶他半靠着坐起，伏在我们支在他面前的玻璃板上，颤颤抖抖地写出了向巴金祝寿的贺电，虽然他记错了日期……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法计算得出来了”。
“文革”期间，胡木英和父亲分开了很长时间，父亲一个人在家，孩子们每次回家，都能强烈地感觉到父亲喜悦的心情，他虽然嘴上不说，神态、语气都显得很高兴。“我们心里清楚，他受了很多苦很寂寞孤独，但从没在孩子面前表露过”。有一次，胡木英帮父亲换床单、洗衣服……收拾收拾，父亲喃喃地说“这才像家啊！”
胡乔木曾说，“‘文革’这几年我就是被冷藏起来了”，当时因为周总理的批文，1967年5月后，他没再挨斗，但是也不能出去，只能在家里赋闲，看看书，别的事情也做不了。那期间他又系统地看了一遍马列、《资本论》。
喜欢文字的胡乔木，给孩子取名字却有点让人意外。胡乔木给胡木英姐弟三个分别取名：胜利、幸福、和平。“我的名字叫胜利意思是希望共产党苏联能够胜利。弟弟是1944年出生的，当时大生产运动见成效了，能够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比前几年好多了，就叫幸福。小弟弟是1950年生的，当时有一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毕加索还画了和平鸽”。
后来，胡乔木并没有要求子女改过名字。胡木英1960年上了大学，觉得再叫胜利不太好听，给人感觉就是个小孩名，主动提出要自己改名字。她从父亲母亲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父亲胡乔木取一个“木”字，母亲李桂英取一个“英”字”，这样连起来就叫胡木英了。“弟弟改名的时候，父亲就让他跟着我改，就叫胡石英”。
1963年夏天，胡乔木带三个孩子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和毛泽东一起游泳。毛泽东问起了三个孩子的名字，胡乔木还是说着原名。毛泽东评价道，“‘胜利’当然很好，‘幸福’也不错，只是‘和平’不‘和平’!” 。毛泽东随口而出的戏言，使“和平”心中不安。回家之后，这孩子宣布自己不再叫“和平”，而是改名“海泳”——取自“中南海游泳池”，以纪念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说的那番话。
这样一来，胡乔木全家都改过名字。胡乔木的原名也不是来自《诗经》，叫胡鼎新，但乔木的笔名他很早就用了。胡乔木与李桂英结婚后，让妻子改名谷羽，“谷羽”出自《诗经》“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山谷中的小鸟迁于乔木，和父亲很配，特别有诗意”。
喜欢和知识分子在一起
在胡乔木众多知识分子朋友中，季羡林是不同于众的一个，因为两人曾是清华大学同学。“父亲对季羡林的专业很感兴趣，后来主动看望他”。
1930年夏，季羡林与胡乔木同时考入清华大学。当时，胡乔木考取的是物理系，但因喜欢文科，入学后随即转进了少时就钟爱的历史系。18岁的胡乔木是清华园内的活跃人物。当时19岁的季羡林在外语系。“父亲在学校时候就与季老认识，还动员他参与革命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名为胡鼎新的胡乔木，因参与并领导北平学生游行示威，进了北平市警察局的黑名单。他不得不中断在清华的学业，先是调到共青团北平市委担任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后又离开北平，回家乡盐城隐蔽。从此，胡乔木与季羡林中断了联系。1935年，季羡林去德国留学，一去十年，胡乔木也去了延安。
季羡林1946年回国，三年后解放军进入北京城。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的信，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他在信中告诉季羡林说，现在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文的人才，问季羡林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季羡林表示同意。后来有一段时间，东语系成了北大最大的系，人才济济，热闹非凡。
尽管在季羡林眼里，“南北两乔木都没有官架子，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我本来应该回报点儿东西的，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
终于有一回，季羡林去了胡乔木家中。1986年冬天，北京大学学生有一些活动，引起胡乔木的关注，很想找季羡林聊聊，听听他的看法。当时，胡乔木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前往北京大学看望季羡林，诸多不便。于是胡乔木把自己的车派来，接季羡林及其儿子、孙女到中南海住处。胡乔木说：“今天我们是老校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
“季老来了后，我们全家人都出来作陪。”中午，胡乔木请季羡林在家中一起吃饭。季羡林回忆说：“他们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乔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儿，也就一清二楚了。 ”
其实，胡乔木并非只关心季羡林这个老同学，他还关心钱钟书等知识分子。胡木英说，“钱钟书是了不起的才子。翻译毛选的时候，钱钟书曾经参加，父亲了解钱钟书的水平很高。他们知识面广，想谈都能谈得开，能谈得来。钱钟书的《管锥编》能出版，我父亲出了很大力，一般来说这种专业书比较高深，一般人看不进去，我父亲觉得这个书很值得出，有文学价值，钱钟书为这个很感谢我父亲”。“不仅仅是钱钟书，当时还解决了好几个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父亲让弟弟、秘书到他们家里看，发现的确住房很困难，很难搞研究，就跟有关部门联系解决一下”。
直至1992年，胡乔木病重，季羡林去医院看望。季羡林惋惜地说，“这是我同乔木最后一次见面。”1992年9月28日，中共著名政治理论家胡乔木与世长辞，享年80岁。而就在这年的7月份，他在病床上还对陪伴了他50余年的老伴谷羽说：“我要活到90岁。”
与他一起离开的，还有他希望做的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50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著作。”
参考资料
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