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一生——汪曾祺谈片
文 | 施京吾
北京京剧团一个“控制使用”的摘帽右派，因为参与“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改编受到江青青睐，“忽然”大红大紫，“忽然”享受群众集会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政治待遇，当然，最终又回归作家行列……
成长于乡土之间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
高邮隶属扬州，在扬州之北，人杰地灵。历史上出过几位了不起的人物，宋代词人秦少游，明代散曲家王磐与清代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汪曾祺又为高邮增添了一抹亮色，甚至有人以“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赞之，可见汪氏文名不薄。
汪家是高邮的大户人家，有三千亩良田，祖父汪嘉勋，中过晚清末科功名，是比秀才略高的“拨贡”，因功名尚未达入仕标准，便经营了两家药房万全堂和保全堂，尤善治眼疾。汪嘉勋生有三子，汪曾祺是三子汪菊生的儿子，汪菊生多才多艺，吹拉弹唱颇为精通，尤喜绘画。汪曾祺生于这样一个得功名、精医道、喜文艺的家庭，颇受汪家的宠爱与熏陶，少年时便在文化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在语文、书法、绘画以及京剧方面都有一定训练。特别在中学时受业师韦子廉影响，认真学习过桐城派古文，法度严谨，落笔精炼，汪曾祺自己也认为桐城派古文“对我的文章洗练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不过汪曾祺重文轻理，理科和英文一概不佳，他的几何老师甚至斥责他的几何是“桐城派几何”。但无论如何，汪曾祺直到高中毕业也没费多大事。到1939年，已高中毕业的汪曾祺决定报考西南联大，经一路颠簸来到昆明，顺利入学。
战火中的西南联大虽条件十分艰苦，可是集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名校的名师于一身，各种稀奇古怪的教授、稀奇古怪的教学方式应有尽有，高度体现了学术自由的教育风范。汪曾祺听过金岳霖讲逻辑，闻一多讲楚辞，朱自清讲宋词。他在文章中多有回忆，说闻一多上课，自己先点上一袋烟，然后抽烟的学生也跟着把烟点上；而唐兰上“词选”，基本不讲习内容，用浓重的无锡口音摇头晃脑地把词吟诵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一阕词就算讲完了，学生居然也能心领神会。当然，还有狂傲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一为陈寅恪，一为冯友兰，还没忘记把自己算进去，总算“谦虚”地与唐兰各占半个。
到了大二，汪曾祺正式成为仰慕已久的沈从文的弟子，沈先生也对这位弟子关爱有加，如汪的小说《异秉》就是在沈先生反复指导下推荐发表的，后来还推荐过汪的《小学钟声》《复仇》等。汪曾祺在创作才能上是属于有“异秉”的人，他有着独特的文学意识，如《复仇》《落魄》等，具有明显的西方文学气质。
少年时富足的乡村生活，使汪曾祺性格中带有浓厚的名士色彩，悠闲、散漫、慵懒、我行我素。这种性格若处于稳定的中年时期，倒也显得自在，但对于正在求学中的青年汪曾祺，却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他竟然没能大学毕业。1944年正值抗战紧要关头，本应在1943年毕业的汪曾祺有英语和体育两门功课不及格，到第二年补考才过关，不巧又碰到政府规定：当年毕业的西南联大学生必须为陈纳德的飞虎队作译员。汪曾祺爱面子，因为在艰苦的环境中找不到一条没有洞的裤子，索性没按规定去军队报到，结果受到校方处置，只拿到了一张“肄业证”。
这个结果对汪曾祺可算狼狈。不过“祸兮福兮”无人知晓，至少没在档案里留下个“里通外国”之类的罪名。离开学校的汪曾祺在昆明盘桓了两年，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认识了比他大两岁的施松卿，并建立了恋爱关系。两年后的1946年初秋，汪曾祺来到上海，沈从文先生再施援手，将他推荐给李健吾，由李健吾介绍，汪得以在上海致远中学教书。到1948年春，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后因施松卿到北京大学任教，汪曾祺继而北上与之团聚。
凑数的右派
1949年初，中共接管北平，1950年汪曾祺进入北京文联，成为《北京文艺》编辑，他的上头领导是老舍。汪曾祺虽有“文才”却无“文名”，且作品极少，不过老舍眼光独到。他说：“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老舍乃文章大家，对文字有敏锐的嗅觉，汪、林两位日后果然被他言中。
1954年，汪被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当《民间文学》编辑。自汪曾祺到北京，直到打成右派下放，在超过十年时间里，竟没写过一篇小说，这对于原本创作数量就不多的作家来说，显然不太正常。汪曾祺说，不写是因为不熟悉新的生活，这当然也是实话，但他内心里是否还有另外的想法，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十多年间，他还是小有斩获的，由他编剧的京剧《范进中举》获北京戏剧调演一等奖，此外会偶尔写点散文之类的小品文。
但淡泊至此的汪曾祺，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反右”的冲击。
“大鸣大放”时，汪曾祺虽身处文化界，对此却无动于衷，既不鸣也不放，更无批评建言，总是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结果在单位领导鼓动下，写了一段对领导人事安排的批评文章“发表”在黑板报上。这个“批评”连像样的文章都算不上，题目叫《惶惑》，其中有一句：“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领导们对此大为反感。文章结尾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但这“悠闲”的批评，却为汪曾祺留下了“罪证”。
很快，时局从“鸣放”到“反右”之间有了急剧转换。不过，最初的风浪没有打在汪曾祺身上，但到了划分右派时，单位发现右派人数不够，没有达到上级下达的指标，于是，他们佯装安排汪曾祺出差，还让他坐了软席卧铺，“享受”了一次领导待遇。等汪回到单位没几天，一顶“右派”帽子就稳稳地落在了他的头上，人性之诡谲可见一斑。经过一系列斗争批判，汪曾祺被定性为“一般右派”，被下放到河北张家口沙子岭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农科所劳动期间，汪曾祺的工作业绩比较突出，与当地群众相处得不错，1960年秋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的鉴定意见认为，汪曾祺“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按说汪曾祺可以回北京了，但将他打成右派的单位却不再愿意接收他，汪只好无奈地留在了农科所，心情相当沮丧。他给恩师沈从文写信，诉说“摘帽”之事，同时倾吐自己的苦恼。沈从文先生回了一封长信，宽慰、引导他：“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历史习惯虽然也会变，也在变，可是有的事变来变去却又到另一时辰变回去。写作上‘百花齐放’即或难望于同一时，却必然可在异地不同时能够体现。”
沈先生的回信对汪曾祺是莫大安慰，他的内心平静了不少。研究所给他安排了一项绘制一套马铃薯图谱的任务，汪曾祺还真够聪明，渐渐地区分出各种不同类型的马铃薯和食用感受，并完成了图谱的绘制。他在研究所期间的另一收获，是写出了1949年后的第一篇小说《羊舍一夕》，稍后又写出了《看水》和《王全》两个短篇，这三篇合集为《羊舍的夜晚》，于1963年1月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而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离汪曾祺小说的主旨远而又远。
既然已无望回到原单位，等待了一年的汪曾祺只好另谋出路，他给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杨毓珉对他的境遇颇为同情，经与剧团领导沟通，1962年初，汪曾祺终于回到了北京，进入北京京剧团。
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一文中说自己：“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确实，直到划为右派前的汪曾祺，在38年的人生中无一笔波澜，他有过富裕的时光，但远不能算显贵；也有过人生的低谷，却也说不上有多坎坷，即便成为右派，所吃的苦头也大抵没有超过其他右派。但等他到了北京京剧团，命运随之跌宕起来。
初编《芦荡火种》
北京京剧团的实力相当雄厚，有号称“四梁四柱”的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马富禄、李世济这样的顶尖艺术家，还有赵燕侠、谭元寿、马长礼、周和桐、小王玉蓉这样的中青年顶梁柱。
1963年初，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倡议，江青在上海找来几个剧本，一个是上海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另一个是上海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前者交给了中国京剧院，由阿甲负责改编，后者交给了北京京剧团。
《芦荡火种》的故事取材于崔左夫的回忆录《血染着的名字——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上世纪50年代末，被作家文牧改编为沪剧《碧水红旗》，1960年初演时改为《芦荡火种》，描写新四军伤病员对敌地下斗争的故事。江青“发现”此剧后，索来剧本交给北京京剧团。北京京剧团随后成立了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和薛恩厚四人组成的编剧小组，其中后三人承担着剧团不同的领导职务，主要编剧工作就由汪曾祺承担了起来。自觉“平淡”的汪曾祺，就此成为中国政治漩涡里不时被提起的一个人物。
经过改编的剧本，剧名由沪剧的《芦荡火种》改为《地下联络员》，主要是描写阿庆嫂如何英勇机智、如何保护伤员的，突出的是地下斗争，主角阿庆嫂由赵燕侠扮演，郭建光由高宝贤扮演，胡传魁由周和桐扮演，演刁德一的则是一丑角。
但第一次改编的效果并不理想，江青与彭真、罗瑞卿等观看了彩排后一声不吭，撒手不再过问。但彭、罗认为此剧的基础不错，希望剧团再下功夫把剧本改好。彭真对这出戏是真心关心，特意请北京市委安排编剧们到颐和园集中居住了一段时间，还安排剧组到部队去体验生活，熟悉部队生活状况。同时，剧团也调整了演员阵容，将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的谭元寿和马长礼调回北京，分别扮演郭建光和刁德一。1964年1月22日上海沪剧团在北京演出时，还安排剧组观看了沪剧《芦荡火种》的演出，以方便观摩、学习、借鉴。
汪曾祺根据彭真、罗瑞卿的指示，对剧本进行了精心调理，尤其在人物的刻画和文学表达上，特别注意克服“脸谱化”的问题。比较而言，《沙家浜》是八个样板戏中人物形象较丰满、戏剧冲突较强烈、语言文学性较突出的一出戏。如郭建光的一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的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相当诗情画意，那种剑拔弩张的斗争性并不强烈。剧组还对人物的舞台刻画进行了细致处理，使人物形象丰满起来，尤其表现在“智斗”一场戏中。
经过再度改编的剧目，经1964年3月彭真等北京市领导再次审看，将剧名由《地下联络员》改回原来沪剧的《芦荡火种》，决定对外公演。
此次重排的《芦荡火种》一炮走红，赢得观众强烈反响，在北京连续演出一百多场，盛况空前。《北京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和多篇评论给予高度赞誉。
1964年4月中旬，从上海赶回北京的江青，在专机上读到关于《芦荡火种》的评论文章，抵京当晚就去观看了演出。剧组因第一次改编不够成功，对江青还颇抱歉意，演出格外卖力，希望能得到她的鼓励和支持。结果，江青见面就对演职人员大发雷霆：“你们好大的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在飞机上我从报纸上就看见你们的广告了，还有给你们吹捧的社论。不行！这出戏是我管的，我说什么时候行了才能对外演出，懂吗？”她还表示：“彭真给你们发一篇社论，我给你们排戏，以后让《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
演职人员对江青的震怒深感惊诧，其实，江青之怒不过是认为彭真抢了自己的风头而已，其心昭昭。从这以后，江青介入剧目的“修改”，折腾了十多天，把剧组累得够呛，但剧本几乎原样未动——江青并没有明确的思路，但经过这么一折腾，这出戏自然就归在了她的名下，成了她的功劳。
1964年4月27日，《芦荡火种》照原样进行了演出，观看演出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等，该剧得到盛赞。7月23日，毛泽东、彭真、谭震林、康生等也观看了演出，毛在接见演员时说：“阿庆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剧组深感鼓舞。几天后，江青到剧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据汪曾祺回忆，毛的指示主要有三点：要突出新四军的音乐形象；结尾要修改；剧名定为《沙家浜》。毛泽东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 “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从此，《芦荡火种》正式定名为《沙家浜》，并成为后来八个样板戏中的一颗耀眼明珠。
唯一可以在江青面前翘二郎腿、抽烟的人
到了这一年冬季，江青在中南海颐年堂召见薛恩厚、汪曾祺和阎肃，这是汪曾祺第一次面见江青。江下达的任务是把小说《红岩》改编成京剧。接下来几个月，汪曾祺随剧团到重庆体验生活，结果因江青一句话：“我万万没有想到四川党那时还有王明路线”，后停止了这出戏的创作，另外编造了一出戏《山城旭日》。此剧后来彩排了几场，因编造痕迹实在太重，最终不了了之。
这时，“文革”拉开序幕，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剧团里的青年演员们纷纷举旗造反，汪曾祺很快被揪了出来。原因是他和薛恩厚合写了一个剧本《小翠》（还有剧团把名字改为《狐仙小翠》），说的是《聊斋》中的故事。由于剧本里傻公子把狐狸说成猫，这就成为汪曾祺的罪证，造反派说“猫”就是“毛”，指毛主席，如此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当然要被揪出来的。此外，汪曾祺在他编的一个现代小戏《雪花飘》写过这样的唱词：“同在天安门下住，不是亲来也是亲”，造反派说他跟地富反坏右也要亲，不然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加上他的右派经历，属于有“前科”的人，汪曾祺成为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
但几个月后，汪曾祺于1967年4月20日突遭“解放”。这天上午，军代表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作者、“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找到汪曾祺，指出汪的剧作《小翠》“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要汪作个检讨，之后就可以“解放”了。汪曾祺不满，不予执行。到了中午，连“检查”也不需要了，只需汪表个态，军代表连表态的词都想好了：“就说跟着首长搞京剧革命，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情况如此紧急，原来是中央首长马上要接见汪曾祺。汪大概说了这样几句话：“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同志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这样，在“文革”后，这几句话成为汪曾祺依附江青的证据之一。
当晚，汪曾祺陪同江青观看了自己在“文革”前不久编造的《山城旭日》，他与阎肃分坐江青左右——在当时，这属于很高的荣誉。在那个诚惶诚恐的年代，汪得以“解放”，自然对江心存感激。在1977年5月6日《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的检查中，汪曾祺写道：“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最初只是觉得她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生死在一手之间，汪曾祺的想法也不奇怪。
“解放”汪曾祺的目的是为了改戏，而汪曾祺的报答就是努力完善剧本。
《沙家浜》原来的剧情是以阿庆嫂为主角带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斗争，刘少奇靠边站了，地下斗争也要改为以武装斗争为主，原来的配角郭建光成为了主角，需要大量增加戏份，并为他设计成套唱腔。阿庆嫂则降为配角，而扮演者赵燕侠此时已经被打倒，改由刘秀荣主演，后来刘又被打倒，再由洪雪飞主演。
江青飞扬跋扈、蛮不讲理，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她对汪曾祺却表现得颇为偏爱，尽管没有放弃自己的基本“原则”——对汪“控制使用”。按照汪曾祺的“身份”，他是正宗的地主阶级出身，又是旧知识分子、右派，还写过《小翠》《雪花飘》这类“毒草”，在“文革”的非常时期，本应极少有翻身的机会，汪曾祺不仅是个例外，而且还获得意想不到的青睐。
大约在1965年，江青送给汪曾祺一套版本颇为珍贵的《毛选》，各卷都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其中第一卷第一次印刷的数量只有两千册，市面上极少见，基本都由毛泽东自己留下送人的。在第一卷的扉页上江青还亲笔题签：“赠汪曾祺同志，江青。”据说江青的字写得不错，是专门练过的。
江青曾问汪曾祺：“汪曾祺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说：“没有。”江青还对萧甲说：“汪曾祺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此外，江青说自己“看《红灯记》就落泪”，为此汪曾祺在背后嘀咕：“这不好，这会损寿的。”结果有人汇报上去，江青说这是“咒我早死”。北京市委很紧张，急忙让汪曾祺作检讨，汪回应道，话没有恶意，只是诙谐罢了。这些“错误”放在“文革”期间是相当严重了，但江青看重汪的笔力，网开一面，并没有给他安上“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名。
但江青对汪曾祺除了优待外，也并非没有“原则”。1968年冬，马长礼在传达江青指示时，就说了这么一条：“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江青并没有忘记这些。“控制使用”这条，也表明汪曾祺始终还是异类，他还必须夹着尾巴，还必须谨小慎微、战战兢兢。
夹着“尾巴”的汪曾祺，尾巴始终夹得不太紧，还是露出了性格中我行我素的一面。他告诉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翘着二郎腿、可以抽烟的人。
攀上“政治生涯”高峰
1970年5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沙家浜》的定稿会。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定稿后的剧本将在6月份的《红旗》上发表，同时还要配发署名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的评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照耀着〈沙家浜〉的成长》，时间相当紧迫。参加定稿的有江青、姚文元、叶群等人。
定稿时先由演员读剧本，有需要修改的地方由江青一一指出，汪曾祺恰为执笔者。在后来的“检查”中汪曾祺写道，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青同志为了这场戏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汪曾祺写出的词令江青十分赞赏。十几个小时的定稿会直到次日凌晨结束，汪曾祺应付自如。江青的赞赏使汪攀上了“政治生涯”的最高峰：登天安门。
5月19日晚10点半，江青的秘书电话通知北京京剧团，要汪曾祺参加第二天在天安门举行的声援柬埔寨人民群众大会。集会次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列出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毛泽东、林彪均在其中，江青缺席。汪曾祺则排在“革命文艺战士”的行列，剧团里同上天安门的还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在这群“革命文艺战士”中，汪曾祺是唯一的文人，以至让当时关在牛棚里的林斤澜看到报纸后惊喜，以为又出现了什么路线变化。“文革”后他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了。”
但汪曾祺对上天安门并不太在意，当时他正在为《红旗》杂志赶写评论，他对军代表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军代表表示：“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在全国一片风声鹤唳的情况下汪曾祺受到如此优待，许多人自然认为他投靠了江青。
1972年4月，江青指示剧团将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改编成京剧，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该剧时，还是江青一锤定音：“写词也得有人，叫汪曾祺写。”汪曾祺四次到内蒙古体验生活，却由于江青“编剧思路”完全脱离生活，遭到众人的反对，剧目半途夭折。
汪曾祺还参与了样板戏《杜鹃山》部分场次的修改。到了1976年2月，于会泳要把电影《决裂》改编成京剧，这是汪曾祺参与的最后一部“革命现代京剧”，到10月11日开会汇报各自设想的时候，“四人帮”已经垮台，此剧就此寿终正寝。
审查与回归
“文革”结束后，工作组进驻北京京剧团清查“四人帮”分子，主要清查剧团领导和主要演员，汪曾祺是“怀疑对象”，并不在清查之列。但他自认为了解内情，为一些受到审查的人抱不平，认为这些人与“四人帮”集团只是工作关系，没有参与篡党夺权的阴谋，不能再用“文革”那套整人的办法搞运动，他不仅找工作组提意见，还写大字报。出乎汪曾祺意料的是，有人揭发“四人帮”倒台前曾经组织了“第二套班底”，企图东山再起。由于汪在“文革”中受到“重用”的经历，转身成为“第二套班底”的重点清查对象，勒令交代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是否为“四人帮”留下的“潜伏分子”。
其实对汪曾祺而言，并没有什么“投靠”行为，他被“解放”后，在工作上就一直比较卖力。他先后为《沙家浜》写过３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刊登在1970年2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中按领导的意思突出了江青搞样板戏的功劳：“我们最近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在开打中，让郭建光和黑田开打，最后把黑田踩在脚下”“江青同志曾经指出，应当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关键的地方，小节骨眼上，不放过”，诸如此类带有吹捧性质的文字。他还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各种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在样板戏交流会上，作过两次有关《沙家浜》的报告。一次，剧团传达江青的指示，汪曾祺提议说，江青同志身体很好，咱们小声说三遍“乌拉”好不好？江青优待他是事实，而汪曾祺的“回报”，大致也就这么多。
清查的结果是：汪曾祺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说明，足够出一本书；而汪夫人出于担心，将江青赠送的毛选扉页撕下来烧了。他和“四人帮”集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瓜葛。
结束了两年审查，汪曾祺这才真正回归到作家行列，连续写出了《大淖记事》《受戒》等名作，成为当代颇具中国文学特征的卓然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