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是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由于她自毙身亡，一生只活了31岁。娜杰日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对著名夫妻间的关系究竟怎样，作为“第一夫人”的她为什么年纪轻轻便走上自杀的绝路呢？
文│徐隆彬
与斯大林结为伉俪
娜杰日达于1901年生于巴库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谢·阿里卢耶夫是一名钳工，很早便投身革命活动，并于1898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母亲欧里加·叶甫根尼耶芙娜积极支持丈夫的事业，在十月革命前也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员。夫妻二人与列宁、季诺维也夫、加里宁、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领袖均非常熟悉，并在各方面为他们提供过帮助。
20世纪初阿里卢耶夫一家搬到了彼得堡（1917年3月改称彼得格勒），因在该市电灯公司当技术工人的阿里卢耶夫工资较高，全家很快拥有了一套四间的住房。当时彼得堡是革命风暴的中心，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多在此活动，这套住房遂成了这些领袖秘密联系的一个据点，全家人也因此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帮助。同时由于家庭条件较为富裕，家中的四个孩子巴维尔、费多尔、安娜和娜杰日达均得以在中学读书。
1917年对俄国来说是个非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先后爆发了推翻沙皇政府统治的二月革命和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作为中学生的娜杰日达积极投身革命，且因表现突出而被同学称为“布尔什维克”。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中学生在追求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星”。在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意气风发、不畏强暴的著名中年革命家斯大林，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娜杰日达追求的“星”；在进行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和平年代，风流潇洒、才华横溢的著名中年电影导演卡甫列尔，是充满梦幻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娜杰日达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追求的“星”。当然娜杰日达之所以爱上斯大林还有一个原因，即斯大林不仅经常出入她的家门，而且还曾救过她的命：1903年在巴库的时候，只有两岁大的娜杰日达在海岸玩耍时不慎跌入海中，恰好从此路过的斯大林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把这个命悬一线的小姑娘救了上来。
然而娜杰日达的母亲却不赞成女儿对年长她22岁的斯大林以身相许。斯维特兰娜写道：
“未来的岳母欧里加对斯大林非常好，但她不满意女儿的婚姻。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试图劝说妈妈放弃这桩婚姻，甚至骂她是‘傻瓜’。”大概正因为母亲的反对，或许也由于她内心在这件事上的挣扎，1918年初娜杰日达从情绪到形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18年1月16日她在给她父母的朋友阿丽莎·伊万诺夫娜的信中写道：“我现在的缺点是变得很凶而且粗暴。”1918年2月她在给阿丽莎的信中又写道：“我体重减了20磅，所有的裙子和衬衣都改过了——不然都会掉下来。甚至有人怀疑我爱上了什么人，因为我消瘦得很。”
尽管从信中的意思看，她否认她的消瘦与爱上了什么人有关，事实上却应该是有关的。因为据斯维特兰娜讲，1918年2月的这封信是她母亲在彼得格勒写的最后一封信，“不久，妈妈就结婚了，和她的丈夫一同去莫斯科。在莫斯科她先是在列宁的秘书处……工作。”而根据确切的资料，时任苏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是1918年3月10日随他所在的中央机关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自此莫斯科成了苏俄的首都）。由此可以推断，斯大林与娜杰日达结婚的时间应在1918年2月中下旬至3月上旬之间，而娜杰日达的消瘦正发生在此前不久。
任职于列宁秘书处
娜杰日达到列宁秘书处工作后，谦虚谨慎，积极肯干，在1918年当年便被发展为布尔什维克党员。但由于1921年3月她生下了儿子瓦西里，参加社会活动便少了些，结果在这一年开始的“清党”运动中，她被以“参加社会活动不够”为由而被清除出党。那个时候的党风就是如此，对谁都不迁就姑息。尽管如此，列宁还是觉得对娜杰日达的处理太过严厉，认为有必要给清党委员会领导人亚·索尔茨和彼·扎卢茨基写信，让他们了解暂时还不了解的情况：“我本人观察了她作为人民委员会事务管理局秘书的工作情况，也就是说，我很了解她。我认为必须指出，阿里卢耶夫一家，也就是父亲、母亲和两个女儿，早在十月革命前我就认识。特别是在1917年7月份，当时，我和季诺维也夫被迫躲藏起来，危险性很大。正是阿里卢耶夫一家四口掩护了我。他们对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充满信任，不仅掩护了我们两人，而且帮助我们进行了大量地下活动。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就难以逃脱克伦斯基密探的魔掌。”
结果，娜杰日达被恢复了党籍，但仍被降为预备党员，直到1924年下半年才得以转为正式党员。
从1922年秋季开始，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1922年11月21日，列宁的秘书们开始记《值班秘书日志》，第一个记日志的便是娜杰日达。
1923年3月，列宁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且基本丧失了工作能力，于1924年1月不幸逝世。列宁去世后，娜杰日达转到了《真理报》下设的《革命与文化》杂志编辑部工作，在此期间，她于1926年生下了女儿斯维特兰娜。
庞大家庭的女主人
除斯大林夫妇和他们所生的一双儿女外，家中的另一名成员是斯大林和前妻所生的儿子雅可夫。虽然正式的家庭成员就他们5人，但在他们家或长或短地居留的非正式家庭成员却不少，其中包括娜杰日达的父母、她的两个哥哥、她的姐姐和姐夫，斯大林前妻的两个姐妹、前妻的哥哥和嫂子。此外，家中还有管家、厨娘、保姆、家庭教师、警卫人员等。作为“公认的一家之主”的娜杰日达，在驾驭这架庞大的家庭机器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她把所有人都团结了起来，并使他们相互友爱，共同组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对性格有些叛逆且与父亲不断发生冲突的雅可夫视同己出，表现出了深厚的母爱，以至雅可夫把她当成了保护伞，与父亲闹翻后就到她的娘家居住。
然而，在与众多亲戚的接触中，娜杰日达也不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譬如她在对待贝利亚的态度上就明显表现出了这一点。据斯维特兰娜讲，父亲曾告诉她，1929年妈妈为贝利亚的事跟父亲大闹过一场：她要求他把贝利亚拒之门外。他问她：“贝利亚到底有什么不对头？拿出事实来！”她则一个劲地叫喊：“你还需要什么样的事实！我看他就是个坏蛋！我和他不能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于是他气愤地答道：“去你的吧！他是我的同志。他是一个优秀的‘契卡’人员。”
其实，娜杰日达从未与远在格鲁吉亚工作的贝利亚共过事，对他并不真的了解。她之所以对贝利亚采取这种态度，无疑是受到了她姐姐安娜和姐夫列坚斯的影响。上世纪20年代后期，列坚斯担任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贝利亚则为他的副手。列坚斯虽是本机关的掌门人，且还是斯大林的连襟，但因此公在个人修养、驾驭能力和业务水平方面无法与精明强干的贝利亚相匹敌，所以竟被后者挟制。不久，更是窝窝囊囊地被贝利亚排挤出了本机关。对贝利亚恨之入骨的列坚斯夫妇自然想通过娜杰日达向斯大林吹枕边风的方式来替他们报仇雪恨。
与对待雅可夫和亲戚们的宽容、友善态度不同，娜杰日达对自己所生的一对儿女，尤其是对女儿却表现得十分严厉。为了惩罚他们的过失，她甚至不惜大打出手，以至女儿不得不常常寻求父亲的庇护。然而她同时又很注意教育方法，并为此向教育专家作过请教。她一边请家庭教师教孩子们各种课程，一边又通过做各种游戏的方式来开发他们的智力和增加他们童年生活的乐趣。所以她虽在孩子们面前多板着面孔，但孩子们仍是那样的爱她和依赖她。
赫鲁晓夫的“彩票”
尽管娜杰日达作为“一家之主”，统筹兼顾着家庭中的各种事务，但她还是把主要的热情和精力放在了工作和事业上。1929年年中，莫斯科工业学院计划从全国有经验的青年干部中招收100名学员，经过3年的教育培养后，把他们输送到大的企业和政府经济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娜杰日达也和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一大批要求上进的青年干部一样，积极申请到该校学习。
这些干部多出身于贫苦工人家庭，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但他们却必须参加统一的入学考试，这就使他们感到沉重的压力，以致赫鲁晓夫不得不去走对自己有提携之恩、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的卡冈诺维奇的门子，而卡冈诺维奇果然就为赫鲁晓夫办成了此事。
但具有中学学历的娜杰日达却是凭实力考入工学院的。她在1929年9月进入该校后选择了化学系，读化学纤维专业。她听课认真，学习努力。1931年9月21日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我每天晚上不得不做很多功课”。斯维特兰娜则介绍道：“她的笔记记得整齐干净，大约是很模范的吧！她制图制得很好，在她的房间里放着一块制图板。”
她对自己“第一夫人”的身份毫无自豪、优越之感，也绝不搞什么特殊：衣着朴素，每天挤公交车上学、回家，和同学们一起排队打饭；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据赫鲁晓夫说，娜杰日达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得以和同学们平等相处，甚至故意让人误以为她是学院里一位名叫阿里卢耶夫的学员的妹妹或妻子。
在娜杰日达这批学员读书期间，工学院的师生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斗争异常激烈，有拥护斯大林代表的中央路线的，也有拥护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代表的右倾路线的。在这场斗争中赫鲁晓夫上蹿下跳，成了一颗耀眼的“反右”明星，并因此于1930年夏当上了工学院的党委书记。娜杰日达虽十分注重文化课的学习，但作为化学系党小组长的她也积极投身到了“反右”斗争中，而且她试图在这个方面得到赫鲁晓夫的指导。作为“反右”斗争同一战壕的战友，娜杰日达对赫鲁晓夫是尊重而欣赏的，因此她忍不住把他的“反右”壮举回家讲给他的夫君听，由此竟促成了赫鲁晓夫在日后的飞黄腾达，且无论政治风浪如何凶险，他都能化险为夷，屹立不倒。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起初，我认为在莫斯科党组织里的晋升，应归功于卡冈诺维奇的帮助，但不久我开始认识到我的步步晋升倒不是卡冈诺维奇而是斯大林自己在起作用。显然，斯大林通过他的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里卢耶娃，一直在注视着我的行动……
直到我担任了莫斯科市委书记并开始经常去斯大林家里吃饭，我才认识到娜佳（娜杰日达的爱称）怎样详细地把我在工业学院为维护总路线而斗争的情况一一告诉了斯大林。有时，斯大林还提醒连我自己也早忘记的一些细节。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居然活了下来，而大多数和我同辈的人物……都被当作人民的公敌而掉了脑袋……那么为什么我逃脱了他们的那种厄运呢？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娜佳的报告影响了斯大林决定对我采取的态度。我把这叫做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了一张中彩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得过我。
夫妻间的真实关系
斯大林对娜杰日达这位具有浪漫的革命理想、拥护他的政治主张、在年龄上则堪作他的女儿的年轻妻子是很疼爱的。1922年4月16日，他在给母亲叶·朱加施维里的信中写道：有位妇女讲：“活着的时候，我要让自己的紫罗兰花高兴；如果我死了，墓地的小虫们将因此而快活。”“这位妇女就是我的妻子。我尽力使她不受委屈。”
只要工作不是特别紧张，每年夏天斯大林都要带着她去风光如画的南方城市索契度假；而只要两人身处两地，便不断地鸿雁传书。我们所见到的两人在1929年8月28日至1931年9月21日的来往信件表明，他们是相互体贴、彼此关爱的。夫妻地位不仅是平等的，而且她对他的毫不顾忌和他对她的尊重、在乎甚至超出了我们原来的想象：
——她可以向他就家庭以外的即国家的某些事情提出批评和建议。1929年9月2日，她在给他的信中说：“莫斯科到处都在排队购买牛奶和肉，这种情景让人很不愉快。主要的是，这本来可以通过正确的组织方式来改善的。”她在1931年9月的一封信中又说：“要想给莫斯科一个令人满意的外表，目前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些措施和条件，还应在技术上作进一步的改进。”这个月的21日，她在把画家维·杰尼的一本书和一封信转寄给斯大林的同时，附函道：“我理解这封信是去国外治病的请求，当然，关于这一点他在信里什么也没写，但是，我觉得我的理解是正确的。我认为是可以答应他的……”
——她敢于让他利用总书记的身份来纠正她所认为的某件不公正之事。1929年9月20日左右，娜杰日达写信告诉斯大林，她去《真理报》下面的单位办理注销证时，担任《真理报》党支部书记、编委会成员和“党的生活”部主任的科瓦廖夫向她诉说了自己的冤屈：1929年9月1日，《真理报》发表的一组要求同右倾做斗争的文章中提到了列宁格勒一些因受到批判而自杀的党员的名字，结果引起了在莫斯科主持中央工作的莫洛托夫和他所领导的中央机关的不满，指责《真理报》事先不向中央请示就擅自发表了这组文章。尽管这组文章在发表前，《真理报》的所有编委都看过，而且谁也没有提到请示中央的问题，但在受到中央的指责后，人们却把责任全推到了科瓦廖夫一人身上。前几天莫洛托夫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一同召见了科瓦廖夫和他的死对头、私欲很重的《真理报》编辑克鲁明。召见时克鲁明继续诬陷和攻击科瓦廖夫，硬说他无视编委会而自作主张地发表了这组文章。莫洛托夫听后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指责《真理报》的党支部不执行中央的路线。科瓦廖夫忍不住想进行解释，但奥尔忠尼启则却粗暴地打断了他。这次召见后，又召开了有工农检查副人民委员克利尼茨基参加的《真理报》编委会会议，他在会上宣称，科瓦廖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会议认为科瓦廖夫是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并根据克鲁明的提议，撤销了他“党的生活”部主任的职务。
娜杰日达就这件事在信中评论道：“这简直太荒唐了。而一般来说只有把他派到这里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门才能解除他的职务，而不是克鲁明。”即使“认为需要免除他的职务，也不能用‘党性不坚定’、‘科瓦廖夫事件’、‘季诺维也夫分子’等等作为理由。”信中还写道：“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干预这一类事情，但我觉得，对于这样明显不合理的事你应该管管。”为此她告知斯大林：“《真理报》的这一切问题政治局将于9月26日（星期四）予以解决”。
斯大林收到这封信后，不仅没有对她干预这类事情进行责难，相反他当即回信道：对科瓦廖夫“这件事我了解得很少，但我想你是对的。如果科瓦廖夫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么编委会，也就是事件的当事方，就更有错误了。看来他们是想让科瓦廖夫当‘替罪羊’。如果还不晚的话，我将做能做的一切。”随即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发去电报，明确指出，让科瓦廖夫当“替罪羊”是不对的。此后他又就这一事件同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交换了电报和信件，除了指示加强中央对报纸的监管外，还指出，把责任推到科瓦廖夫身上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不正确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改正错误的方法”。
9月27日，娜杰日达复信斯大林：“非常高兴，在科瓦廖夫这件事上你对我表示的信任。”
——她甚至敢连续地对他进行抱怨、挖苦和使小性子。1930年9月19日，娜杰日达致信在索契的斯大林：从你那里回来的同志讲，你的气色不太好。“由于这种情况我受到了莫洛托夫夫妇的责怪，说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下等等……今年的这个夏天我没有感觉到你愿意我推迟离开的日期，而是相反。去年夏天这一点非常明显，而今年却不是这样。带着这样的心情留下当然就没什么意思了，因为这已完全改变了我留下来的意义和益处。”在信的最后，她让他回信，但“如果你不是很满意我的这封信，那也只能随你便了。”
斯大林收到此信后，于9月24日回信对她进行了解释和抚慰，而且其口吻就像是在哄一个孩子，随这封信他还给她寄去了鲜桃子。
动辄得咎，斯大林对妻子的脾性显然有些心烦，但他还是对她表现出了足够的雅量。10月8日，他在给她的回信中这样写道：“不知道为什么你最近开始夸奖起我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是好，还是不好呢？……你在信中暗示我的什么旅行，告诉你，我什么地方（真的是任何地方！）也没去，也不想去。”
如果说1930年夏娜杰日达和斯大林进行了几封不太愉快的通信的话，那么1931年夏两人的通信却再次表明了他们关系的融洽和亲密。他们相互嘘寒问暖，各自讲述自己的活动和耳闻目睹的某些新闻、趣事；他几次让她给他寄书，而她除把他所要的书寄去外，还把估计他会感兴趣的书及自己最近拍的照片也一并寄去了。然而，从1931年秋到1932年秋这一年间她对他却越来越不满意，以致心情烦闷、郁郁寡欢，最终于1932年11月8日开枪自毙。
自杀及其原因
据斯维特兰娜的保姆讲，在娜杰日达自杀前不久，她中学时期的一位女友来看她。她对女友说：“一切都烦恼极了”，“一切都烦恼死了”，“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女友问：“那么孩子呢，孩子呢？”她答道：“一切，连孩子在内。”
据斯维特兰娜本人讲，她妈妈在自杀前夜，至多是前一两天，把她叫到她的房间，久久地教导她做一个怎样的人，并且如何做人，一再叮嘱她：“不要喝酒！”“永远不要喝酒！”
由此可见，娜杰日达的自杀并非是一时起意，突然想不开。尽管如此，自杀的导火索依然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
可是从形式上看，“导火索”又显得非常简单：在纪念十月革命15周年的节日晚宴上，兴致很高的斯大林对她喊了一声：“哎，你也喝一杯。”她则怒不可遏地喊道：“我不是你的什么‘哎’！”接着她站起身来，气呼呼地离开了宴会厅。
莫洛托夫的夫人波琳娜随即跟了出来。据波琳娜称，她们两人围着克里姆林宫的宫殿散了几圈步后，娜杰日达渐渐平静下来。“她平静下来以后，就和我谈起学院的事情，她对自己能即将工作很高兴，对工作的前途想得也很多……当她完全平静下来以后，我们就分手各自回家睡觉。我当时满以为什么事都没有了，一切都过去了。可是第二天早晨来了电话，通知我们这可怕的消息……”
娜杰日达是11月8日夜间用“松牌”小手枪自杀的，这支小手枪是她哥哥巴维尔从德国带回来作为礼物送给她的。由于斯大林睡在距她较远的另一个房间，服务人员的房间则距离更远，加之小手枪的枪声很小，所以直到早晨才发现她躺在了床前的血泊中，此时她的全身已经冰凉。
娜杰日达的自杀使斯大林很受伤害，也使他非常难过，但他却始终搞不懂她自杀的原因。斯维特兰娜写道：父亲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自杀，“为什么在他背上给他以这样可怕的打击？他那么聪明当然不会不明白：自杀的行为总是想‘惩罚’某人……但他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惩罚他？于是他问周围的人：难道他不善于体贴她吗？难道他没有把她作为妻子去爱她？难道他没有作为人去尊敬她？难道他少陪她去几次戏院就那么重要吗？莫非这真是十分重要？”斯维特兰娜还写道：直到父亲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他都在痛苦地寻找母亲自杀的原因，“但是他没有找到……他四处寻找‘是谁之罪’，谁给她‘灌输了这种思想’，也许他想，如果找出这个人，他就会发现一个他的非常重要的敌人。”
那么，娜杰日达自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她的性格有许多弱点：敏感、多疑、较真、好生气、神经质，性格上的这些弱点加上她与斯大林在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她总觉得丈夫对她爱得不深，关心不够，凭空去拿他的不是，或者把他的某些过失放大数倍，然后便胡思乱想，走进了死胡同。而她性格上的另一弱点——不愿与人交往和自我封闭——又使得她难以从死胡同里走出来。关于娜杰日达的这种性格弱点，她本人在1926年1月11日给斯大林前妻的嫂子玛·斯瓦尼泽的信中写道：“我在莫斯科根本不同任何人来往。有时都感到奇怪：这么多年竟没有亲近的朋友，但这可能是由性格决定的。”斯维特兰娜则这样写道：“妈妈是个非常内向的、自尊心很强的人。她情绪不好时，也从来不承认心里有什么事。她不喜欢谈她个人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她的性格弱点而造成的她的长时间的心情压抑和憋闷，使她感到没有了生活的乐趣，进而发展到厌世。巴维尔的妻子热尼亚甚至在斯大林等亲友面前直言：“娜佳患有忧郁症，娜佳有病。”
第二，她也曾试图改变一下生活环境，以便使心情能变得轻松一些。据她的姐姐安娜说，妹妹在工学院毕业前几个星期，计划到她所在的城市哈尔科夫，在那里按所学专业找一份工作，并在那里独立生活。她的这一计划很可能遭到了斯大林的反对，因为当时斯维特兰娜只有6岁，瓦西里也只有11岁，且颇难管教，而雅可夫与父亲则差不多彼此视作仇敌，此外家中还有一大群服务人员，离开了她这个“一家之主”，实在难办。她只好放弃去哈尔科夫工作的计划，而这样一来她试图改变生活环境的希望也破灭了。
第三，在那天的晚宴上，斯大林那句让她喝一杯的话对她造成的刺激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原因在于她滴酒不沾，否则就犯病。据斯维特兰娜说，父亲曾对她讲过，有一次母亲在工学院参加晚会时只喝了一点酒，回到家就病倒了，两臂都痉挛了，最后还是在他的搀扶下才睡到床上的。很有可能对酒视作大敌的娜杰日达平时也经常劝丈夫不喝或少喝酒，而在那天的晚宴上，斯大林不仅不把她平时的劝诫当回事，反而像故意气她似地喝了一杯又一杯，不用说，她此时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而他见她脸色如此难看就想故意逗她一下，开玩笑式地让她喝一杯，不料这竟引爆了她心中积蓄已久的火药。
第四，在娜杰日达生活的那个年代，自杀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正如斯维特兰娜所说：“那些岁月的人们……如果他们认为不可能生活下去了，那么他们就会自杀。”“那个时候，常有开枪自杀的事。许多著名的党的活动家，一个接着一个地自杀了。”关于自杀的事例也确实俯拾皆是。譬如，斯大林的长子雅可夫也曾自杀过，只是未遂而已。在娜杰日达自杀之前，在党内颇有影响的阿·越飞和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了，而在娜杰日达自杀之后，在党内地位更高的奥尔忠尼启则和托姆斯基也自杀了。斯维特兰娜写道：“妈妈不过是她自己时代的孩子。”何况她还那么年轻，“31岁的年纪对她来说，冷静思考的时期还没有到来。”应该说，斯维特兰娜的这些话是有道理的。
苏联官方没有公布娜杰日达的真正死因，宣称她是因病去世，为她举行了比较隆重的葬礼。她被葬在了新圣母公墓，她的墓距她工学院同学、后来的反斯大林勇士赫鲁晓夫的墓不远。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