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统
1966年10月,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询问革命成功的经验。毛总结了三条，第一条就是“有饭吃”。
1966年10月1日，“文革”的山呼海啸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位在延安窑洞采访过毛泽东，听他论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老朋友，怀着崇敬的心情再次向毛提问：“您取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请问您的革命经验是什么？”出乎意料，毛泽东很简单地总结了三条：一、有饭吃。二、能走路。三、子弹能打死人。斯特朗疑惑不解地笑起来。毛泽东说：“你以为我和你开玩笑？我是很认真地和你谈这些问题的。”（《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井冈山的吃饭问题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从上山那天起，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井冈山当年是个封闭落后的地方。日常生活水平很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一个人的普通生活，有一元多钱就可度过一个月。所以农民都家给人足，生性颇懒。商品市场不发达，有些地方的交易还是“日中而市”的逢墟办法，有些地方更是杵臼时代，山上的农民都还是用手臼打米的，只有到山下如宁冈、永新等地才有碓臼。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颇觉安居乐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
毛泽东上井冈山，首先联络袁文才。送上100支枪的厚礼，袁文才接纳了毛的队伍。但是，袁对毛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我这里有限，你还要到山下去打土豪。”这是实际情况。他没有钱和粮食养活毛泽东1000人的队伍，要毛带足钱粮再上山。于是，毛泽东带着队伍在井冈山周边转了三个月，打土豪，筹款子，才回到茅坪站住了脚。
到1928年4月，朱德带着南昌起义队伍上井冈山。朱毛会师，建立红四军，本来是井冈山革命力量壮大的喜事，但是毛却锁紧了眉头。朱德的队伍有2400人，跟朱德上山的湘南农军有8000多人。这些人有拿大刀梭镖的，有老人和女人，还有抱在怀里的孩子。众多农民和家属一起上山，给原本资源贫乏的井冈山造成沉重的压力。湘南农军首领萧克回忆：“当时8000农军涌上井冈山……增强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力量,但也给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带来了很大困难。”井冈山区人口稀少，耕地不多，又处高寒区，经济落后。众多兵马齐集山上和山下小块平原，吃饭、穿衣都成为大问题。这些刚刚组织起来的农军，军容不整，纪律差，引起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的不满。军委书记毛泽东5月2日在永新给中央的信中说：“岂有此理的（湘南）各县县委和县政府，带领了一大批农民一起跑来，现有一万人在这里。”“吃饭太难，现在永新这几天筹了些款子。”
当时的边区特委书记杨开明给上级的报告中讲述井冈山的经济困难：“自从红军到达井冈山以后，情形就大大改变了。因为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加之反动派又厉行经济封锁政策，货物金融彼此不能流通，生息困难。生之待毙，需用缺乏，供不应求。年年农民的丝、木、茶油、米、花生、鸦片等生产品不能运出卖钱，而需用食盐、棉花、布匹等日用必需物品，亦无法取得。生息停滞，有溃败而不可收拾之势。”
所以，上山仅3个月，湘南农军组成的29团就要求回老家。朱德带了28团在后追随。毛泽东写信劝阻也没用，28、29团下山后一路进军，7月底打下了郴州。进了城，红军打开几个仓库，29团的人开始“发洋财”。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拿。到黄昏，国民党军范石生部队反击进来，满城逍遥的农民兵四散逃跑，溃不成军。29团胡少海团长试图集合队伍，集合好了，枪一响，又被敌人打散了。队伍散了，人心乱了，东奔西逃，找不回几个人来。只有萧克带的一个连没逃跑，后来并入朱德指挥的28团。朱德、陈毅见形势不利，只得带着残余部队返回井冈山，这叫“八月失败”。想走州过府，捞一把，发洋财，结果被毛泽东称为“单纯军事观点”和“盲动主义”。
红军打湘南，导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组织对井冈山的“会剿”，封锁了井冈山周边的通道，红军在山上的生活更为艰难。首先是没粮食吃了，井冈山地区方圆五百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仅够群众自己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于是朱德只好带着部队下山到永新挑粮，这是1928年10月间的事。后来产生了一个广为传诵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靠挑粮维持部队生活，也不是长久之计。一来永新、宁冈地区的粮食产量也有限，不可能保证源源不断地供应。二来红军的经费也日益减少，买粮的钱也花光了。朱德部队刚上山时，给养还比较丰厚。“八月失败”后回来，经费日见拮据。毛泽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说：
仅仅发伙食钱，此外一切费用都省掉，每月都需现洋万元以上，出发全靠打土豪。但一则打过的地方，没得打了；二则敌人围得紧紧的，往往非得击溃敌人之一面，打土豪也不许你打远。三则敌情之严重，单独一两营兵简直不能出去筹款。要筹款须得多兵，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了。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虽得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大家又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受苦，因此又不怨恨什么人。虽然如此，经济问题始终是很严重的。
1928年底，湖南和江西军阀调集两省军队共六个旅、十八个团，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会剿”，企图一举消灭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面对严峻的局面，1929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召集四、五军军委及边界特委、各县委的代表在宁冈柏路村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分析了形势，指出：在当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险死守是不利的。加上冬季节已到，我军物资困难,虽有群众援助，也难以取胜。但是井冈山根据地又不能放弃。要保住井冈山根据地这块红色政权，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于是，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主力3500人下井冈山，开辟新的根据地。王佐、彭德怀留守井冈山。后来毛泽东说，离开井冈山，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上无出路”。
打土豪筹款子
朱毛红军下山后，一路艰苦转战，终于在瑞金地区站住了脚。但是瑞金也属封闭落后的农业区，红军难以获得充分的给养。为了打开局面，1929年5月，乘着军阀混战，朱毛红军进入闽西，先后占领了长汀、龙岩、上杭一带，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
长汀，古称汀州，是闽西历史悠久的名城。水陆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红军占领长汀，被朱德称之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红军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富裕地区，得到了充足的补给。红四军进长汀城后，没收了十几家豪绅财产约3万余元（光洋），还向当地商人筹借2万余元，共筹军饷5万多元。发了这么大的洋财，朱毛给红四军每人发了4元零用钱，还接管了当地的军服厂，制作了4000套军服。这是红军第一次统一了军装，军容焕然一新。
生活得到改善，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士气。毛泽东自谓“真是拨云路(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他给中央写信汇报：红四军“井冈山出发以来的疲败精神，业已恢复。士气亦已振奋起来。”毛泽东决心把闽西建成巩固的根据地。特别注重不要把地方搞烂。原来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被彻底抛弃。毛泽东再次强调红军的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要求干部战士深入贯彻落实。
筹款是为红军筹集经费。红军要生存，一日三餐，置办军衣。还要购置武器装备。队伍越大用钱越多。朱毛红军还没有稳固的根据地，部队流动作战，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所过之处打土豪筹款。
红军怎样筹款？我们现在的电影常有这样的画面：红军到了个镇子，贴出大布告，于是土豪、商人就排着队来交钱了，还乞求红军开恩，手下留情。这都是编出来的情节，哪个土豪会那么傻，坐在家里等红军来抓呢？没等红军到，他们早都逃跑了，街上空空无人，店铺都上着门板。红军贴布告也没人看见，找谁筹款去？红军起初也是贴布告的，今天在福建古田革命纪念馆里，还陈列着一张红军的筹款布告：
查该屋主人赖仲卿确系著名土豪，平素为富不仁，压迫工农，重租重息，盘剥备至。本地贫苦群众恨之入骨，着罚筹军饷大洋五百元，限本日内筹齐，送交本部军需处。如逾期不交，即将衣服谷物分给贫民，并焚毁其房屋。此布
军长朱德
党代表毛泽东
公历1929年10月23日
这张布告是印刷品，土豪的名字和罚款数额、缴款地点是临时填上去的，可见是红军的惯用手法。但也暴露出不实际的地方：一是罚款数额大，要一日内筹齐，一般土豪很难做到。所以后来红军改成“多贴条子少写数目”，使土豪能拿得出。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土豪跑了，抓不到人，你找谁筹款去？
随着中央苏区的日益扩大，领导人意识到：要维持红色政权，要发展壮大红军，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但是瑞金苏区养不了这么多红军，苏区群众是拥护革命的，所以只能筹很少的钱。你摊派的多了，要么百姓交不起，要么跟你对立，不再拥护革命。所以红区是不能筹款的。要筹款就要跳出红区，到赤白交界的地方或深入白区去筹款。但白区不是你的地盘，去了就有危险。或是找不到土豪，或是遇见白军和民团发生战斗。怎样规避风险，保证筹款成功呢？红军集思广益，总结经验。古田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油印文件，叫《筹款须知》，写于1932年7月，文件中有一章叫“筹款技术”，介绍红军如何筹款——
去白区筹款，首先要“一网散开，精密调查”。各部队划定区域后，就派出侦查员化装深入到乡镇，打听情况。调查人员要具备热心精密、细心两个条件，能耐烦，才能在白色地区群众中有所问得。调查的时候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分子，从问路、聊天等方式入手。不能直接问：“这里有土豪没有？姓甚名谁？”这最呆笨。而是通过侧面闲聊去侦察判断。比如看见百姓在种田，上去搭话，问：“你忙得很，禾插了么？做了几亩田？每年吃谷够不够……”或帮着他做事，在谈家常话中去探情况。或者拿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引诱他说出真话。这样就能打听到村里谁是土豪，住在哪里，钱多钱少等情报。
摸清情况后，就“迅速捉人，适当待遇”。“人是活宝，只有捉到人筹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注意运用便衣队，化装各色土民，暗藏手枪分途出发。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三个时候。对于已捉到的人“要适当待遇，对小孩子、老人、妇女，按当地人情风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别人的轻重普通。轻的可以放回办款，重的必须收押分别筹款(即“来了好多款才放，某人最重的要最后放”)。
催款的时候，要软硬兼施，“做好做歹，雷厉风行”。抓了土豪和家属，催款的方式要多种多样。比如派个战士在土豪身边磨马刀，装着要杀人；派个战士提着洋油桶，装着要烧房子。派当地人做说客，劝土豪家人早点交钱。“总之到了筹款的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条子的贴布告条子，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种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动摇土豪及其代表与家属讲价延抗的主意，而服从我们的罚捐，方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如果土豪和家属逃跑了，只剩下空房子，怎么办呢？红军还有最后一着：挖窖。土豪地主是守财奴，有了钱不放债，怕收不回来。经商怕蚀本，所以常把银子埋藏起来。“窖埋在人不注意处：厕所、粪缸下、猪池下、夹楼板、烟筒中，总之凡可埋藏处都会埋藏有……”挖窖首先要有精密调查，丈量房内外的宽、厚，是否有夹墙。看了屋檐要开天花板，拆瓦看是一层还是两层。有时白天到处挖，晚上派人暗中监视土豪家人或走狗。看他进去在哪里盯着某处看，脸色如何？“我们不动声色，因为他看你已挖动了，必定夜里要来把财宝挖走。我们只把人围好，捉住人再强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
看了这个文件，未免使人目瞪口呆。遇见如此聪明的红军，土豪真是在劫难逃啊！但是我们回到当年的历史环境，就可以理解了。红军初起时那么弱小，生存那么艰难，试问哪个地主土豪会同情红军，拿出钱来赞助革命呢？例如，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向当地商人筹款，遭到商人们一致的抵制。红军文件说：“商人之狡猾，谁也是知道的。一般大商人要他派出巨大的款项，确不是一回易事。漳州惠隆糖行有一百万以上资本，须派他一万元。他宁肯牺牲(分发群众)十七八万元之糖，不肯缴这一万元之款。由此可以证明：大资本家是坚决反革命的。他宁可牺牲存货数十万，不可出一文钱帮助革命。”所以筹款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红军筹款当时都规定了任务。张震上将当年是红三军团的连长，上级给每个连的任务是每月筹款一万大洋，他们东奔西跑，一月顶多筹到六千。
我们详细叙述红军的筹款，是要说明一个道理：要革命，首先要生存。红军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还革什么命？在那个年代，瞿秋白的临时中央命令全国各地武装暴动。从1927年到1934年，在全国范围内曾发起了900多次武装暴动。但结果呢，几乎全部失败了。只剩下朱毛红军的江西闽西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这三块。因为临时中央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让各地共产党组织暴动。但是暴动的条件具备不具备，有没有群众支持，暴动后到哪里去，国民党军队来了怎么应付？所有这些问题中央也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白白牺牲。唯独毛泽东没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而是按照《三国》《水浒》的方式，把红军队伍保存下来。看起来是很不正规，甚至不符合道德标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在国民党军封锁、围困的艰苦条件下，红军不但生存下来了，还发展壮大了，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寻乌调查学经济工作
1930年5月，毛泽东从闽西回到江西，到寻乌调查。
毛泽东为什么要去寻乌？此时，红四军已扩大到两万人，江西苏区也发展到十几个县。养活红军和苏区政府，靠打土豪是不行了。打土豪一来没有稳定收入，二来是竭泽而渔。所以，红军和苏区一定要有稳定的财政收入，才能维持和发展。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寻乌地处江西、广东和福建的交界，是赣南商业发达的地方。县委书记古柏是毛泽东的好友，又了解当地情况。所以，毛泽东要认真深入地做一番调查研究，先了解社会经济的运行，再制订自己的政策和措施。
毛泽东在寻乌住了半个月，每天找人座谈，开调查会，还到市场实地调查询问，写了8万字的《寻乌调查》。他写道：“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
在古柏的介绍下。毛泽东找到了一个穷秀才郭友梅和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范大明。毛说：“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
毛泽东为何如此高兴，看看《寻乌调查》，就知道毛泽东在短时期内掌握了多少社会和商业知识。在毛的笔下，浮现出了一幅寻乌城的整体画面：地理环境、道路交通，各种行业如杂货店、水货店、药店、赌坊、黄烟店、打铁店，经营的货品种类、价格、通商线路、交易的钱数，都清晰明了。
明白了经营，就知道当地人怎么挣钱。然后再调查公私的租税收入。钱利、谷利、油利、卖奶子、打会、钱粮税、烟酒印花税、屠宰税、护商捐、牛捐、赌博捐、财政局总收入、派款借款等，政府和地主怎么征收，怎么来钱，也一目了然。
经过调查，毛泽东感慨地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寻乌之行，使毛泽东的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很大变化。使他从打土豪筹款转到注重经济工作，学会如何掌握财政收入，使苏区有固定的收入。要保证固定收入，就要让农工商经济都得到发展，让人们安居乐业，放水养鱼，而不是硬性摊派，杀鸡取卵。
在江西农村的环境下，共产党和红军怎么生存，怎么发展，这都是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央不可能懂得的。毛泽东全靠独立探索，找到了苏区和红军生存发展的正确道路。所以毛泽东说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的论断，与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分道扬镳。
钨矿生意对中央苏区的支撑
毛泽东对赣南经济的重视，引出了一个重大商机，这就是钨矿经营。
1907年德国传教士在江西大余县西华山发现钨矿。以后又在崇义、全南、安远县境内发现大型钨矿，从此揭开了中国钨矿开采的历史。当年赣南钨砂的储量和产量，都居世界第一。1930年代初，德国开始复苏，军事工业急需大量钨砂，于是在广州等地开办公司，赣南钨矿产业初具规模。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1932年初派他的弟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到赣南调查。毛泽民先来到大余县铁山垅矿区，走访会挖钨矿的工人，进行调查研究，动员了500多工人，成立公营铁山垅钨矿。这是苏区第一个公营钨矿。接着，毛泽民又来到仁凤山（亦称盘古山）。这是会昌、安远、于都三县交界的山区，1922年美、英、德、日相继在这里投资、办公司，开矿收钨砂。1930年红军曾来过，与当地民团作战。1931年8月民团放火烧山，山上1000多工棚被毁，矿工被迫出走。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当地又被苏区控制。毛泽民来这里，意在恢复钨砂生产。
调查之后，毛泽民从苏区银行投资，开办了“中华钨砂公司”，亲自兼任总经理。公司成立后，苏区政府统一组织生产和收购钨砂，钨砂的销路有了保证，政府收购价格实惠，矿工多产砂，多挣钱，生产积极性自然提高。1933年，中华钨矿公司所属公营钨矿开采、合作社收购的钨砂，总量比1932年增加了将近4倍，仅铁山垅和盘古山二矿的产量，就由1932年的648吨上升到1753吨。至1934年10月，中华钨矿公司共开采、收购钨砂4193吨，公营钨矿职工发展到5000余人。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苏区政府通过苦力运输工会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负责运输钨砂和矿山的生产生活物资。赣县江口外贸分局有20条木船往返于白鹅墟、三门滩和江口之间，运送出口钨砂到广东交易。
钨砂的丰厚利润引起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觊觎。1932年6月，粤军调集6个团的兵力向大庾集中，企图占据赣南。7月初，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首先在大庾东北击溃粤军4个团，粤军退守大庾。林彪的红一军团攻占南雄以北梅岭关。粤军五个师分别由韶关、信丰向大庾、南雄急进，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红军。红军向南雄以东水口方向截击，击溃粤军第4师两个团，迫其余部退守水口。随后红军对水口发起总攻，击溃粤军10个团，迫其退守南雄。
南雄水口之战，使陈济棠知道了红军的厉害。中共出于统战考虑，主动从韶关、大余和南雄撤兵，并遣返了上万粤军俘虏。经此恩威并施，陈济棠改为与红军合作。他消极应付蒋介石的“围剿”苏区部署，南线渐趋稳定。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获胜后，进入全盛时期，总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控制了大部分赣南钨矿资源。
在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全面经济封锁时，中共和陈济棠的部队达成钨砂交易秘密协定，将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撕开一个口子。当时苏区的土特产都无法出口到白区，盐、粮食、布匹等物资也无法进口。唯独钨砂能通过陈济棠的部队向广东出口，并且还能卖个好价钱。当时100斤钨砂能卖52块银元，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钨砂贸易总计创造了620万元的财富，对维持苏区政府的运作和养活十万红军，抗拒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和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1933年8月12日在赣南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的《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报告中，强调了商业贸易工作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把苏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的（不是无限制的）运输出口，卖得高价，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换得现洋，购买必需品进来。努力去发展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的生产，使明年的收成更加增多。使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种种特产恢复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输出到白区去。比如钨砂，就是一种很有希望的工业，因为帝国主义军事工业的需要，这个钨砂出口是有极大希望的。我们要准备几千几万人去开钨砂矿。”（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把这个报告改名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些话都被删去了——作者注）
1934年9月30日，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屏障松毛岭失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陆续撤出战斗，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红军长征后，中华钨矿公司和外贸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相继关闭、歇业或停止运转，来不及卖掉的钨砂由留守部队带领群众转移或就地掩埋。至此，中央苏区的钨矿开采告一段落。
创业艰难百战多。了解了这一段历史，我们才知道“有饭吃”三个字蕴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干革命，首先要有根据地，要得到群众的支持。革命队伍要发展，苏区要扩大，就要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靠打土豪只能救一时之急，不可能成为常态。要学会做经济工作，就要深入调查，掌握社会的实际情况。这就要做踏实细致的工作，绝不是读几本理论书就能做到。毛泽东的实践，使我们懂得了他的成功之道。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