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汉清廉而东汉腐败
——历代工资与腐败之关系
文│张宏杰
西汉高官待遇优厚，官风良好
西汉中高级官员俸禄比较丰厚。汉元帝时，著名贤臣贡禹曾在上书中描述他家经济情况的变化。他说未做官时，家中虽有百亩田地，但衣食不赡，生活困苦，做官之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臣禹……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
这则资料告诉我们，西汉的俸禄形式是比较现代化的，不再像战国和秦那样用粮食支付，而是主要以铜钱支付，实现了货币化。贡禹在做相当于中级官员的“八百石”官时，月收入是九千二百钱。据汉简材料，汉代一斤（一汉斤约为250克）肉大约六钱或者七钱，则他的月收入在今天可以买707斤（今天的斤）肉。《九章算术》卷七记：“善田一亩，价三百；恶田七亩，价五百。”就是说，好地一亩三百钱，差地一亩七十一钱。则他的月收入可以买三十一亩好地。
除了薪水之外，皇帝对中高级官员还会有不时的赏赐，所以汉代中级以上官员收入还是比较高的。
汉代在建立之初，经济相对困难之时，就确立了中高级官员较高的薪俸标准，这是有着明确的“高薪养廉”考虑的。汉孝惠帝说，“吏所以治民业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也就是说，给官员们高薪，是让他们好好为百姓工作，最终落脚点也是为了民众。
所以董仲舒说，当时官宦之家一般实力都非常雄厚，可以大量购买田宅奴婢：“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如下”。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生活俭朴，晚上睡觉盖着布被。名臣汲黯认为这与他的收入状况不符，有作秀的嫌疑，因此上疏弹劾他：“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由此可见汉代高级官员的生活待遇确实是非常优厚的。
与此同时，汉代法律对贪污受贿的处罚也非常严厉。汉初官吏接受他人宴请被举报，就要罢官。“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汉代官员如果接受贿赂，或通过经商谋取收入，则以“盗贼罪”论处。主政官员“盗直十金”，即判死刑“弃市”。如果收受礼物，则处以罢官，且还要没收礼物并处罚金。“受所监臧二百五十以上，请逮捕系治”。二百五十钱在当时只不过能买一件比较好的衣服，可见处罚之重。朝廷鼓励百姓举报贪污受贿行为，还把没收之物作为对举报者的奖赏。
因此西汉大部分时期和东汉前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属于官风较好的时期，中高级官员极少出现大面积贪腐现象。《二十四史》中，以汉代“循吏”（即清正有为之官）最多。
官吏收入差距过大，汉宣帝给吏员“涨工资”
但是汉代俸禄体系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以及官与吏之间的待遇过于悬殊。
关于汉代官与吏的划分，一直有所争论。有些学者认为，汉代和秦一样，“六百石以上为官，六百石以下为吏。吏以二百石为界，二百石以上为大吏，以下为小吏”。但也有学者提出疑问，因为如果按这个标准，一县之长级别为三百石到五百石，也要被划入吏的范围，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无论如何划分，差距大是非常明显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丞相的月俸钱，相当于中低级官员“比六百石”的20倍，相当于二百石以下吏员的100到600倍。“百石”级的小吏，其年收入仅与普通农户一年的收入相当。汉代高级官员俸禄水平虽然很高，但是官吏整体平均月收入竟然不过1389钱，甚至比不上“月二千”的雇来替人服徭役的“更卒”。这是因为汉代高级官员数量很少，而基层公务员却为数非常庞大，所以平均数就被大大拉低了。因此可以说，汉代政府大多数公务员收入不高。从这个角度看，汉代也应该属于薄俸制。
有必要再来分析一下官与吏的区别，这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常识。今天我国的公务员系统不再有官与吏的区别，只有普通科员与中高级领导的区别。但是在古代，两者有着很大的身份差别。一般来讲，官员是皇帝任命的，在地方上代表皇帝的权力。而吏则是官员任命的，是政府里的具体工作人员，负责收收发发，跑腿办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官员相当于今天政府里的中层以上领导，吏员则相当于今天的科员，顶多是主任科员。
别看吏员的地位比较低，但在一定条件下，吏员的权力甚至比官员还要大。因为他们负责的范围很广。中央政府的吏员负责管理文件档案，协助长官处理日常事务。地方吏员一般负责地方政府的文件收发、管理，官场上的迎来送往，负责具体与百姓打交道等。
秦汉时代，法律公文繁杂，所谓“五曹自有条品，簿书自有故事”，一般官员空降到一个地方，很难迅速进入情况，而吏员长年在一个地方，熟悉繁缛复杂的政府条文，他们“勤力玩弄，成为巧吏”。《汉书刑法志》说，“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也就是说，因为法律条文和以前案例太多，积压于档案室内，根本看不过来，所以那些资深的奸猾之吏就可以玩弄其间，同一个罪名，根据不同的判例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判决意见，想让人生则生，想让人死则死。律令成为市场交易的砝码。《汉书周勃传》说，周勃下廷尉后，“不知置辞，后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一个往日的丞相，也不得不低颜求助于小吏。
除了司法领域外，地方政府吏员还具体负责收取赋税，征发徭役等任务，所以比官员离百姓距离更近，是与百姓直接发生关系的政府末梢毛细血管，负责把百姓的膏血汲取输送到上层。因为难于监管，腐败容易滋生。早在律法严密的秦代，就已出现胥吏腐败的现象。
汉代吏员腐败情况更为普遍。《汉书黄霸传》说，官府在送故迎新之际，“奸吏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耗费甚多。”颜师古注说：“因交代之际而弃匿簿书以盗官物也。”也就是说，在两任官员交接的时候，小吏故意把账簿弄丢或者藏起来，偷偷盗取官物。
汉代有的地方吏员甚至形成了强大地方势力，新任长官到了之后不得不先拜他们的码头。朱博到齐郡当官，吏员都在家里装病，要给新太守一个下马威，直到太守专门派人存问，才肯上班，而且已经形成“故事”也就是惯例。可见吏员在地方盘根错节把持政务在汉代已经出现苗头。
汉代政治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低级官吏特别是吏员谋取灰色收入的情况比较普遍。一方面，他们收入过低，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他们在百姓面前又是权力的代表，有很多上下其手的空间。西汉基层吏治的弊病，除了吏员剥削百姓、玩弄司法之外，还表现在基层政府官吏办事效率低下，欺上瞒下，推诿拖延，导致公务积压。基层吏治不清，结果自然是普通民众承受痛苦。“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
汉宣帝时，张敞、萧望之上书，主张提高低级官吏的薪俸水平。他们说：“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洁身为廉，其实不能，请以会率增天下吏俸。”汉宣帝是一个开明的皇帝，此时又当汉初经济恢复之后，国家财政状况良好，遂发布诏令，进行基层公务员工资改革，专门给低级公务员涨了一次工资。他说：“今小吏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这句话，是“增禄养廉”主张的代表性言论。
这次改革是比较成功的。汉宣帝时期是汉代吏治最为良好的时期之一，“汉世良吏，于斯为盛”,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循吏。不过这次增俸，只是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低级官吏的收支差距，增长幅度仍与实际需要相去甚远。总体看，低级官吏收入太低的问题，整个汉代都没有解决。其主要原因，当然还是低级官吏数量太大，国家财力无法负担其俸禄的大幅上涨。
谈到这里，有必要再说一下古代的官民比问题。网上一些资料说，中国古代的官民比例，开始是非常低的，越到后来越高。据说西汉的官民比为1:7945，唐代为1:3927，清代为1:911。而到了现在，官民比例达到1:33。
这种算法其实有很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只算了官，却没有算吏。而吏的数量，在每个时代，都是远大于官的。如果只算官，那么古代一个县政府，可能只有令、丞、尉等三四个官员。但不能忘了，在他们之外，还有庞大的吏员及差役系统。秦汉之际国家对乡里社会的控制是非常全面而具体的。乡里之中，除有乡啬夫、乡佐、里典、里佐之外，还有属于都官系统的乡司空、仓主、田官、田典等吏。钱穆先生说，“汉代一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
网上数字说西汉时期官民比例是1：7945，据说是以全国人口5959万，官员7500人为基数计算的。如果我们按《通典》记载的数字，西汉官吏总数130285人，东汉152986人，总人口基数都按5959万计算，西汉官民比例1:457；东汉官民比例1389。比照网上数:字，一下子上升了20倍。
在这种情况下，官吏的俸禄就成为政府极为沉重的负担。传统时代，政府财政收入来源渠道非常单一，主要是农业税，财政基础薄弱，所以对广大基层官吏只能采取薄俸制。即便如此，汉朝政府也要拿出一半左右的财政收入作为官吏俸禄。汉代吏员的作风问题因此比较突出。
不过总体来讲，两汉吏员的素质和隋唐之后的历朝历代比起来，还算是相当高的。这主要是因为汉代吏员有着比较畅通的上升空间。汉代吏员成绩出色，可以升为官员，甚至高官。所以汉代吏员多有能忍耐清苦自尊自爱力图有为者。但是唐代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官与吏的地位差别日益拉大，吏员们出人头地的空间日益狭窄，待遇低下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因此吏员腐败也就日甚一日。
汉代吏员可以做官，对保证官员的素质也有益处。后世有人说，“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那些由吏员出身的官员，治理地方更有经验，属于“技术型”官僚，他们与后世那些靠背四书五经参加科举的官员比起来，对民生疾苦更为熟悉。
为何王莽越反贪，贪腐越恶化
讲汉代俸禄史，不能不提王莽时期的俸禄改革。
王莽这个人充满了奇思妙想，他篡位之初，就开始仿照古书记载，进行了一系列花样百出的官制改革，新创了许多官名。比如他按照《周礼》的规定，设了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这导致各级官吏数量一下子倍增，结果“国用不足”，不得不大幅降低官员的俸禄水平。一度自公卿以下，每月只有麻布二匹。这样一来，百官无法存活，贪腐之风迅速刮起。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王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俸禄改革。
王莽的设计初衷良好，尝试进行高薪养廉，大幅提高了工资标准，“上至四辅以万斛云”，新莽四辅级官员是最高级别，他们的俸禄是西汉最高级别官员三公的二点三八倍。看起来魄力不可谓不大。问题是，虽然制订了改革方案，但王莽并没有能力迅速扩大财政收入，那么靠什么给百官发工资呢？王莽一个脑筋急转弯，靠货币改革，增发货币。
王莽货币改革的主要思路是不需要增加产铜量，只需要把铜钱上铸明的币值大大提高，来增长整个铜钱的供应量。所以他设计了非常复杂的兑换体系。在王莽的货币体系中，有大钱，有壮钱，还有幼钱、幺钱、小钱。他给钱币组织了一个家庭，排了辈分。除了钱，还有“布”，布的家族关系更复杂。按照上古的制度，乌龟壳、贝壳也都成了货币……
但是这样随便增发货币，自然迅速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王莽所发的新币，老百姓根本不承认。于是王莽制定的高工资根本无法兑现。史载“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官员收入每况愈下，很多官员没有俸禄收入。贪污腐败因此不可避免地更加剧烈起来：“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供给。”虽然没有俸禄，却出现了许多富豪。“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
王莽见状大怒，又开始了雷厉风行的铁腕惩贪。他下令从始建国二年起，“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吏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也就是说，把那些贪官家产的五分之四没收，充作军费。为了反腐，王莽大力鼓励属下举报长官，奴仆举报主人，结果天下大乱。“公府士驰传天下，考核贪饕，开吏告其将，奴告其主，几（希）以禁奸，奸愈甚。”他越反贪，贪污腐败越恶化。俸禄制度的失效，造成整个国家官僚体制的失效，王莽遂因之败亡。
东汉官风为何迅速变坏
东汉前期，吏治也算清明。到了东汉中后期，情况为之一变。
首先是在战乱和灾荒的交迫之下，东汉王朝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汉安帝时，诸羌反叛，政府用于平乱的战争费用达到二百四十亿钱之巨。汉顺帝末年，羌人复反，军费达到八十余亿钱。再加上东汉中期连续不断的严重自然灾害，财政陷入了极度困难。为了渡过危机，东汉政府采取了“最省事”的办法：减少百官俸禄。汉安帝汉顺帝均曾经下诏，“减百官俸”。桓帝时期，因为对武陵蛮的战争，还一度停发百官俸禄。
在这种情况下，中高级官员的收入也大幅降低，那些洁身自好的清廉官员，大都陷入了穷困之中。如汉桓帝时的名臣朱穆，长期任中高级官员，“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东汉著名学者政论家崔寔，曾在多地担任太守，“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殓”。
西汉时期就存在的基层官吏收入过低问题，此时进一步恶化。那些级别低的官吏，不但不能养活妻室儿女，甚至连冬夏衣被也买不起。比如东汉明帝时，河内乐松“家贫为郎，（尚书郎）常独直台上，无被，枕杫，食糟糠。”无独有偶，《京兆旧事》载，“长安孙晨，家贫，为郡功曹，十日一炊，无被，有蒿一束，暮卧其中，旦则收之。”
深受薄俸之苦的崔寔曾经详细算了一笔账，来证明东汉中后期的俸禄制度多么不合理。他说，一个堂堂县长，月俸才40斛，相当于4000钱。即使不照顾父母妻子，自己一个人生活，但身边总要雇一个佣人。一个佣人每月佣金1000钱，每月的柴草及油、肉需500钱，薪炭盐菜也要500钱。加上主仆二人粮食消费6斛，又是600钱，以上总计2600钱，下余1400钱，还要用来养马。因此冬夏衣被、四时祠祀、宾客斗酒之类费用就无处可出了，再加上父母妻子需要奉养，这点工资确实没法支撑正常的生活。
崔寔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薄俸与吏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库者，望群臣之所为。而其俸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爱也，妻子者，性所亲也，所爱所亲，方将冻馁，虽冒刃求利，尚犹不避，况可令临财御众乎！是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其不侵，亦无几矣。夫事有不疑，势有不然，盖此之类，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圣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其取足于俸，不与百姓争利。”官员权力很大，俸禄却不足以养活父母妻儿。一个人如果生活不下去了，即便面对锋刃相逼，也会想办法谋取收入，何况他们还手握地方财政大权。所谓让渴马去守水，让饿犬去护肉，让他们不去碰，是不可能的。在薄俸制下，虽然会有一些恪守操守的清官廉吏，但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不可能用这样标准去要求所有人。所以圣明的君王会以厚禄来防止官吏贪污不法。
2000年前，崔寔就已经把道理讲得这样清楚了。然而和后世一样，东汉皇帝们在这种情况下，却开始大力提倡“清官”政治，要求官员崇尚节操，以清廉自守，以“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东汉末年政论家仲长统在《昌言》中直言不讳地批评统治者的这种思路：“……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确实，在薄俸制下，东汉官风迅速大坏。“乡官部吏，职斯禄薄”，导致他们“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清廉之人，捞的钱够一家生活就可以了，那些贪婪之人，则开始无所不至，贪腐开始大面积覆盖了全部官僚系统。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大大降低，社会公正受到极大破坏，民生更加艰难。吏治腐败甚至导致人口减少，鲍宣就把“酷吏殴杀”列为民众“七死”之首。
“有清名”的司马直为何在赴任路上服毒自杀？
当然，东汉末期腐败横行的原因不仅是薄俸制。严重的党争和宦官、外戚专权也是重要原因。东汉中后期，权力运行的常态被打破，最高权力在皇帝、外戚和宦官集团中不断摇摆，权力运行日益失去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国家财政仍然日益紧张，官场上超级富豪却不断出现。外戚梁冀势力极盛之时，到他家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梁冀本人日进斗金不说，连他的门人也因之巨富：“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梁冀家财因此“合三十余万万”。官场奢侈之风日盛，宦官侯览“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
中国历史上的吏治败坏时期，其政治病状通常是高度相似的。除了梁冀门者通过收门包致富这种后世也经常存在的现象之外，东汉官场还出现了腐败集团化、公开化，官员们往往结成利益共同体，以求自保。比如汉桓帝时，“太尉张顺、司徒樊陵、大鸿胪郭防，太仆曹陵、大司农冯方，并与宦竖相姻私，公行货赂。”
东汉中后期还出现了与科举时代类似的因师门、同年关系而结党的情况。两汉选官采取征举制，也就是说，由官员们举荐那些社会名声良好的人为官。但是“名声良好”这个标准弹性极大，操作起来灰色空间也巨，导致官场人情风盛行。一位官员举荐了某个人，则这个人不管以后官做到多大，永远是举主的“故吏”，要念举主恩情。因此一个高官能轻松地用师生情谊织就庞大的官场关系网。比如门阀大族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皆“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与明清科举时的“同年”类似，汉代同一年被征辟、察举为官者互称“同岁”，同岁之间，亦常常党庇帮助。王世公因为和段辽叔“同岁”，段辽叔早亡之后，王世公就举其长子为官。
东汉后期，征举制已形同虚设，完全失去了最初的意义。显贵之家世代为官，选拔官员任人唯“情”，所以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著名谚语。
东汉末年，皇帝带头腐败，公开卖官赚钱以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尤其汉灵帝时期，买官已成为常制，绝大多数官员都要通过交钱才能晋升官位。“是时段镇、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当时的廷尉（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崔烈为了当宰相，花了五百万。正式任命那天，灵帝对左右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意思是他很后悔当初没有再坚持一下，要不然，这个官可以卖到一千万。事后，崔烈的儿子对他说：“大人实在不该买这个三公，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官有铜臭味”。（“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作者注）
洛阳白马寺人司马直尽管廉能之名满天下，但要升官，也得花钱。灵帝因司马直“有清名”，所以给他打了折，减价到三百万钱，让他升任巨鹿郡太守。赴任路上，司马直越想越难过，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痛陈朝政之失，然后服毒自杀，一时轰动朝野。
在皇帝、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和集体腐败下，国家的统治基础被掏空了。东汉末年出现了“里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权臣们“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
政治腐败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