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买官卖官，改革干部选拔制度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周瑞金先生日前起用别具深意的新笔名——皇甫欣平，撰写了系列反腐评论——《终结腐败》《砍树救林除恶务尽标本兼治——再论终结腐败》。本文系该系列第三篇。
文│皇甫欣平
据报道，曾为徐才厚做过文字整理工作的杨春长将军，在2015年3月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曝出徐才厚卖官内幕：“徐才厚我是比较熟悉的，用土话说我是直接伺候他的，我是给他写材料，以这种方式为他服务的人员。他的那种选人用人的习惯，一是认钱多少，二是看关系远近，三是感情。我觉得他的恶劣影响就是这个选人用人上，干部队伍建设上。”“他们权力太大了，人家一个大军区司令，给他送了一千万，再有一个送两千万的，他就不要一千万的。社会上人家都知道，军队里头，包括武警，入个党要多少钱，提个排级干部、连级干部、团级干部、师级干部都有行情，都有价码，太可悲了。”
网上有个买官卖官谱披露：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在丽水、池州、合肥等地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就开始收受贿赂计841万余元，向他行贿者涉及27个单位和个人，其中有10人行贿是为职务晋升或工作调动。
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曾向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行贿80万元买官，升官后逐年回收投资回报，总计600多万元，利润率超过600％。从1995年起，马德公然卖官鬻爵，把其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乌纱帽批发部”。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每个位置都是“明码标价”。
河南平顶山市政法委原书记李长河，任舞钢市委书记期间，5天时间内调动干部157人，每人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元。
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从1996年至2003年，共提拔调整干部1000多人，受贿600多万元，占该县一年财政收入的1／5还多。
陕西商洛市原市委常委、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被百姓讥称为“卖官书记”，2000年至2005年期间，她利用职务之便，在为他人办理干部任用、提拔、调动等请托事项中，先后卖出了27顶“乌纱帽”，收受28人贿赂共计106.9万元。
安徽巢湖市原市委书记周光全，先后收受36人的贿赂，在行贿者中，有近20名是希望在职务升迁上得到周光全提携并最终如愿以偿的政府官员。向他行贿的人包括巢湖市两名原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居巢区委副书记、公安局副局长、房产局局长、县领导。
在发生塌方式腐败的山西，有人曝光曾任吕梁书记的张中生，在其任职后期，两三百万
的贿款根本不要，千万级才能入其眼。
在现今被查出的“百虎”之中，买官卖官者也不乏其人。
买官卖官的腐败链
在历史上，卖官鬻爵，往往发生在朝廷财政发生亏空的时候。作为一种集财政和吏制功能于一体的敛财手段，早于秦汉时期即已有之，到了清代，则可以说是集其大成。
中国古代的卖官，分官卖和私卖两种。两者的差别，前者是制度性的，后者是非制度性的。
《韩非子?八奸》说：“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五蠹》篇说：“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可见当时卖的其实还只是爵，是社会地位，看得出韩非还是持赞成态度的。而同样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一书，其《八观》篇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意思是说卖官造成政治腐败，十年就会导致亡国。这就持否定态度了。
到了后来，卖爵逐渐衰退，取而代之者是卖官。所谓卖官，不仅包括无官者授官，也包括有官者的晋升。结果是：“天下贿成，人受其敝。”
官位成为商品，官位有利可图以及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是买官卖官得以产生和壮大的土壤。古代的买官卖官，在一个王朝的末期，尤其显著。而买官卖官的盛行，又会加速政权的溃亡。这是因为卖官的结果，无非是纵容买官者加倍贪黩。他们不仅要偿还买官的成本，还须追加利息，多多益善，其结果是不遗余力地刻剥百姓。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我们从制度上杜绝了买官卖官的门路，这里所说的买官卖官，主要是私卖；也主要集中在官员的提拔晋升过程中，而不是让没有官职的普通人通过买官得到官职。所以，买官卖官的现象，主要存在于有上下级关系的主要领导干部之间，这也是造成其腐败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随着权力在经济领域的扩张，买官卖官的现象开始潜滋暗长。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买官卖官甚至成了公开的秘密，“钱规则”成了潜规则的主要部分。在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党委政府换届期间、干部考核调整变动前、机构改革中，往往就是买官卖官的高发期。一到这个时候，某些主要领导的家，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也毫不为过。那些追求不断升迁，或者希望到有肥水的部门或地方当官的人，会费尽心思，不断接触、不断联系、不断拉拢、不断腐蚀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实权在握的上级官员；或认老乡、同学，或攀亲戚、长辈，张口老首长，闭口老前辈；或请客送礼，或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过生乔迁时送“红包”、名人字画、古董等，更有甚者，用女色诱惑，实施性贿赂。他们通过种种关系，寻找种种借口，出入于领导同志的办公室和家中，打着汇报工作或正常交往的幌子，直接、间接地表达晋级升迁的愿望和要求，有的搬动更高一层的领导为其说情、打招呼。而在这些说情和打招呼背后，我们常能闻到浓浓的铜臭味。
更可怕的是，近些年来，随着买官卖官现象的日益猖獗，官位的价码越来越大。下面是涓涓溪流，积少成多；到了上面，则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试想，一个清廉为官的人，如果只靠工薪收入，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这些用来买官的钱，想必是赃款。而他们送出这么多钱的目的，想必是为了能够捞到更多的钱。于是乎，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也就不可避免了。清朝末期，社会上流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若跟现在贪官们的胃口相比，简直是小菜一碟。而卖官所得的赃款，很大一部分，又被用来买更大的官。这就形成了一条自下而上的黑色腐败链条。
这种现象的存在，又使得一些本来看不惯或者不愿意跑官、买官的人，看到那些跑官、要官、买官的达到目的之后，或担心自己吃亏，或架不住劝说怂恿，也纷纷效仿，从而使跑官、要官、买官的队伍不断扩大，买官卖官之风益炽。
许多买官卖官的干部往往“带病”得到了提拔，很多“买官卖官”案件都呈现出“串案”和“窝案”特点，反映出干部任用上的漏洞以及“买官卖官腐败链”的存在。通过买官卖官，在一些地方，这伙人会形成贪腐集团，从而造成塌方式的腐败。他们把持一方，鱼肉百姓；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徇私枉法，为所欲为。由此可见买官卖官以及随之而来的腐败，对社会风气的毒害，对党的威信的破坏，对政权合法性和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已非常严重。
干部选拔制度的弊端
买官卖官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既有组织上的原因，又有干部个人的原因，综合分析，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权力好处大。小官小好处，大官大好处，是有些人挖空心思甚至不惜以不正当手段求得往上升迁的根本动力。这些人有了权，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做事，更多的是为了获得平民百姓得不到的各种利益。“当官就有权，有权就捞钱”成为少数干部的人生信条。另外，剥离依附在权力之上的种种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福利和特权，也是防止权力腐败所必须做的事情。
二是公权力进入市场，权贵利益结合，使官位金钱化。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在初步建立的过程中，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还存在一个摸索、完善的过程。权力在资源调配、经济运行中，还起着很大的作用。很多干部对市场经济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这就使得一些干部以为市场经济就是金钱，一切都可以用来交换。他们把扭曲变形了的所谓“等价交换”原则当成处理同志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准则，把党组织当作“商品交易所”，把党的原则、党的权力、党内关系商品化，认为一切都可以交换和买卖。因此，趁着大权在握，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摇钱树，以官职作筹码，索贿受贿；而另一方面，为了捞取最大的私利，不惜以巨额资金买官。一些人深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看到一些“腐中升迁”的现象，对金钱的魔力更是深信不疑，认为贪得多，才能送得多，进而升得快、捞得多，以致成为“金钱拜物教”的俘虏。这是少数人陷入买官卖官泥潭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
三是选人用人制度存在缺陷。目前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委任制。委任制的好处是权力集中、指挥统一、工作效率高；坏处是不能避免主观性、片面性、随意性，容易受少数领导干部个人感情和主观意志的影响，客观上容易助长被委任者只注意对上级负责，忽视对下级负责，使我们的少数领导干部成为“公关”对象，给极少数人跑官要官，以权谋私提供了机会。虽然在正式任用某一干部时，有的职位还需要经过选举确定，但即使是差额选举，有些时候也往往事先已内定人选，选举基本上是走过场，难以真正体现选民或代表的意愿。加之，目前公开选拔干部的比重太小，致使在少数人中选干部的现象依然存在。由于选人用人制度上的缺陷，使得一些有才有德的干部没有得到提拔重用，同时，也使少数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每每得逞。另外，干部选任过程中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给卖官者在提拔干部时夹带私货、以售其奸甚至暗箱操作开了方便之门。形式上虽然都经过民主讨论、集体决定的程序，但在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干部的升降进退，还是取决于领导者个人，“家长制”“一言堂”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干部走后门、拉关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之风。再有，在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缺少强有力的监督。中央和各地围绕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等党内法规和有关制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方面是已有的制度、规定执行不认真、不严格，导致一些同志对制度和规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滥用职权；另一方面，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没有及时跟上。如干部选任工作中的责任不明确，层层负责，到头来都不负责；集体研究决定，大家都有责任，结果是人人都不承担责任，出现用人失察失误难以追究，“板子”打不到具体人身上，为部分领导干部搞不正之风提供了可能。
主要领导干部是关键
从近年来各级各地查处的一些典型案件来看，买官卖官现象，严重扭曲了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甚至到了损害我们政权的合法性和政府公信力的地步。因此，防范和遏制买官卖官，根除吏治腐败，关系到民心向背，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成为能否实现党的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
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但权力是要有人去掌握和运用的。既然买官卖官的发生，主要是在掌握一定权力的主要领导干部之间发生，那么，要遏制这种现象，主要还是要在这些领导干部身上下功夫。我们是党管干部原则，官员的任免一般都是地方党委书记、管干部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初始提名”，然后通过党委会“集体讨论，集体决定”，初选合格后公示，最后任命。但是，地方党委书记或地方党委的主要领导通过个人的“初始提名权”“找组织部的主要领导”和一系列的运作，往往就能把一个人送到某个重要岗位。也就是说，在实际操作中，用人的事情往往是主要领导决定的。因此，治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核心是这些人，这些人如果不给官、不卖官，就不会有跑、要、买的问题出现。另外，我们也需要建立对用人失误、监督不力这些情况相应的追责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所谓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而主要领导干部，是关键中的关键。
买官卖官等问题，严重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曾多次指出，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者决不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