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我们的道德怎么了？
邓晓芒，哲学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导，曾长期任教于武汉大学。
文│本刊特约记者??蒋保信
扫描：群体道德现状
《同舟共进》：社会道德问题是当今较为严重的问题，您对此有很深的研究，所以想请您对几个群体——官员、商人（企业家）、知识分子、百姓、青年——的道德状况做一个扫描式的评论（这里以及下文所说的官员、商人、知识分子、百姓、青年，只是概括部分人，不指全体——编者注）。比如，前几年，有人以贪官的口吻给儿子写了一封信，教儿子为官的道理：不但要学会说假话，还要善于说假话；要有文凭，但不要有真知识；不要追求真理，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这两年中纪委重拳出击，贪官纷纷落马，但落马者都曾说过很多“高大上”的话。您怎么评价这些官员的道德？
邓晓芒：中国当代的道德问题不是哪个阶层的问题，它带有某种共性，只是在不同阶层和行业中有不同的表现而已。不同表现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虚假，习以为常地作假：官员说假话，商人卖假货，学者炮制假文章……为什么大家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因为这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任何一种道德，如果人们遵守它但不能维持起码的生存，就必然会被人们抛弃，而且不会有任何内疚。
所以问题应该这样提：是什么使生存必须建立在作假之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某种错位，就是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间的错位。上层建筑包揽了道德话语权，可是又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这就使大家说一套做一套。一些基层政府任意罚款、收费，底层百姓为了生存，几乎到了不造假已经活不下去的地步。百姓会觉得，以前是不说假话干不了大事，现在是连小事也办不了。目前问题的焦点就是需要一个大的制度变革，尤其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应当逐步调适。
《同舟共进》：前些天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在“诚信中国联盟”启动仪式上发表了一个演讲，呼吁企业家讲诚信、重信誉，还要弘扬正气。他还发问：“咱们中国不是把忠信、仁义作为文化传承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点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样了呢？”您怎么评价当今中国商人（企业家）群体的道德？另外，您能否回答一下柳传志的这个疑惑？
邓晓芒：柳传志的话代表了很多善良老百姓的心声，但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说起中国文化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要看怎么说，如果看口头宣扬的东西，的确把忠孝信义看得很重，但除此之外还有秘而不宣的东西，如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历代统治者把这些看得更加重要。儒家的仁义道德则是用来哄老百姓的（儒表法里）。抓不住这个重点的人是当不了统治者的。所以鲁迅当年就指出，传统文化字面上是仁义道德，骨子里是“吃人”；谭嗣同则称历代统治者为“大盗”加“乡愿”。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时候就变成这样了”，而是从来都是这样的。传统道德都停留在口头上、形式或仪式上，这正是两千年来的“乡愿”（伪善）遗风；而每个稍微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对传统文化真正感兴趣的，落脚点也是像《孙子兵法》、“三韬六略”、“三十六计”那样一些实战谋略，1990年代以来最畅销的传统文化书籍也是这类。小说、百家讲坛和电视剧，则是《三国演义》和宫廷内斗戏最热门。甚至就连柳先生这种义正辞严大声疾呼，也是每个朝代必有的节目，那些儒家士大夫们哪一个不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孟子最早提出过解决乡愿现象的办法，就是“返经”，即回到经典、加强学习，但从来没有奏效。
所以，我认为中国商家目前缺乏诚信的问题不是对个人进行道德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运行体制的问题，特别是这种经济运行所依据的道德资源问题。在正常情况下，商业诚信是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的，而公平正义是个人权利的表现，个人权利需要法律制度来保障，而法律制度必须依宪制定。但某些时候，我们的公平正义是在个体权利没有保障（甚至遭到践踏）的情况下诉之于道德良心，其结果，自然就是乡愿盛行了。
一些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使命
《同舟共进》：您对当今知识分子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知识分子未尽到启蒙责任。但今日某些知识分子的堕落，可能还不止于这一点，比如各种学术腐败层出不穷，教授潜规则女学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中国政法大学的应星教授还提出，现在掌管学术资源的“学界新父”们，以前是批判现状的，现在已经与体制合谋了。不知您怎么评价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以及如何看待应星教授的观点？
邓晓芒：一般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道德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虽然由于有知识，他们在为人处世方面也许更圆滑，但弄虚作假的手段则更高超。如果算一下比例，知识分子中能够坚守一定节操（不论是什么节操）的人，不一定比平民百姓多，当然也不一定更少。但我为什么不批评老百姓而批评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地位较高，理应对国家的整个精神状态负有责任，他们本来就是干这个的。我批评他们并不是因为其私德的堕落，而是因为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使命，缺乏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不去追求真理和学问，而把学问当敲门砖去谋求别的东西，如钱和权力，甚至曲学阿世，这才是学术道德的最大堕落。我对他们的私德倒是看得比较淡。台湾的公立大学（如台大）有条硬性规定，凡是师生恋的一律开除教师公职，但它主要着眼于教师对学生处于权力高位，属于以权谋私范畴。如果真是两情相悦，你可以改行做别的，或到私立大学去教书，这是不受道德指责的。应星教授指出的现象谈不上是道德的堕落，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旧常态”，当年他们批判体制也是为了赶时髦、早出名，换言之，他们从来都不具备真正道德上超然的境界。这其实也正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老毛病了。这些儒生们自古以来都是眼睛盯着皇上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效劳，偶尔“犯颜直谏”一回，也类似于撒娇或“卖直”，求个“忠君爱国”之名，极少有对真理本身的坚守。以这样一种劣根性，你怎么能指望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不浮躁、不媚俗媚上、不趋时附势呢？除非来一个彻底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转换人格结构，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而不是由外人作单纯的道德谴责所能够改变的。
《同舟共进》：梁启超曾说，“少年强，则中国强”。也可以说，青年强，则中国强。但钱理群说清华、北大等高校培养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您认为这个标签贴在当今青年身上是否合适？在您看来，今日青年的道德如何？还有学者抱怨招不到好学生，偶尔招到一两个，纯属运气，您怎么看？
邓晓芒：看来，中国当代青年如果不自强，靠目前的教育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钱理群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光高校在培养，而且从小学起就在培养了，所以问题可能更为严重。不过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我们那个时代有一个绝对的优势，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信息社会和互联网。从这方面看，我对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又并不特别担忧。如果他们真能懂得在当今时代如何才能真正利己的话，说不定还是好事。我们当老师的不能要求别人都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无私奉献的君子，哪怕对自己的弟子，也应体谅他们各有自己的苦衷。我们只能以自己对学问的执着和对真理的探寻来影响年轻人，至于他们自己要走哪条路，这不是我们能够代为选择的，只要不违背底线、专门靠害人来利己，则对他们应当有所宽容。
至于招不到好学生，这个也不奇怪，按照现行的招生规则，自己看中的好学生很难跨得进学校的大门，所以只能碰运气了。不过网上的视频教学（慕课）在这方面也许可以弥补一下，今后最好的弟子可能就是一些私淑弟子（今天叫“粉丝”），他们避开了学校教学的那些套套框框，可以更专心地投入学问本身。但他们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得到官方承认，需要有些配套的制度安排。
《同舟共进》：很多人都说中国的老百姓勤劳、善良、坚韧、愚昧、短视，不知您怎么评价老百姓的道德呢？
邓晓芒：其实不光中国的老百姓，一般说来，下层平民或群众都是如此——一方面勤劳和善良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愚昧和短视是忙于生计所带来的局限。但现代教育在后一方面使一些民族提升了自己的素质，使百姓开始有一定的远见和政治智慧。所谓民主制度无非就是一种远见，即如何通过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靠一整套合法的正义程序来制止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欺凌。从那时起，人类才初次摆脱了“精神的动物王国”，而能自觉地支配自己的命运。由于基本上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生活方式中，我们还未来得及受到这种教育和训练，所以百姓的道德更多地带上了传统靠忍受不公来苟且偷生的奴性。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于转型过程中，这个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念的变革，即启蒙理性和人类共同价值能否深入人心，也就是说，取决于中国人的道德转型。而这恰好就是我认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责任。
没有道德底线，也意味着有了重生的机会
《同舟共进》：很多人说我们的社会道德快要崩溃了，糟糕得不行了，您是否认同？
邓晓芒：社会的整体道德确实堪忧，如果往深处看，我认为这反而是一个机遇。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所说的，“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说它是最坏的时代，不用解释，大家都承认；但说它是最好的时代，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好的地方在于，所有传统的框框都被打破了，所以在道德领域，这是一个最具可塑性的时代。这就为启蒙提供了极好的土壤。
往回看，中国要想恢复传统道德，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不管你办国学班也好，从娃娃抓起也好，都是白费力气，这只会变成某些人牟利的手段。但如果你往前看，理解了中国道德未来必然会走向哪个方向，你就会有一些信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在进化，没人想退回到过去。个别人说要退回到“文革”或“文革”前，那是因为他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根本不了解那个时代。如果了解，肯定没人真正愿意回去，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促使我们设想，既然不能退回去，那么就要为未来寻找一条出路。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重生的机会。不管你承不承认，中国社会将来都会朝一个好的方向去。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伦理，这些东西正蓬勃于世界，是没法阻挡的。
《同舟共进》：您在《中国道德的底线》一文中说，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道德底线仍然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原则和家族等级原则——也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六纪”，它在当代陌生人社会中已经暴露了极端的不适应，成为官员腐败、环境污染、以邻为壑等丑恶现象的文化根源和心理上的护身符。为什么这么说？
邓晓芒：现在没有道德底线，就是由于古代的道德底线太狭隘，它只适用于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在现代社会，人类发展出了一套与陌生人打交道时适用的伦理道德，比如说契约精神。所以，我们应该建立新的道德底线。
《同舟共进》：难道不可以这样，我先对身边的亲人、熟人好，再关心陌生人，然后才来关心整个人类社会？
邓晓芒：我的观点是，这个顺序应该倒过来。应该告诉小孩子这样一种做人的道理：凡是人，你都要尊重，然后你才想到，既然凡是人都要尊重，那父母就更是要尊重的，是第一个要尊重的。
以往我们讲仁和孝的关系时，总是将孝看作仁之本，其实应该倒过来，仁才是孝之本。唯有对一切人都有仁心，然后对自己的父母，才理所当然地更加有仁心，因为他们直接呈现在我面前，在感性上是要优先的。但在理性上，要将别人和自己的父母一视同仁。
现在有些人见到老人摔倒在地，为什么不会直接去扶他，而首先想扶他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就是因为，帮助陌生人，在我们这里毕竟是次一级的道德原则。为什么他的父亲跌倒了，他会马上去扶，而不会想这有什么后果呢？因为这是他的第一原则。如果他把“凡是有人跌倒了，我就有义务去扶”当作第一原则，那他才不会先权衡是否有什么后果再去行动。
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些外国人先来救人，而中国人却围着看，为什么？因为外国人的原则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认为见到一个人摔倒了，或者有难了，去帮助这个人是天经地义的，即便有其他后果，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可以通过法律渠道来追究。如果见死不救，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是不道德的。
当然，我并不否认中国的道德，只是觉得中国的道德——第一，是比较狭隘的；第二，是次序颠倒的。我们需要把中国的道德原则颠倒过来，这样就顺了。西方人其实也很讲孝顺，也很讲究家庭关系的和谐，但这是建立在普遍的人道主义基础之上的。而中国人的道德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但你跟家里人相处得很好，并不一定能跟其他陌生人相处得好。
儒家伦理的局限性，注定造成家与家之间的矛盾。但中国古代有一个很巧妙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就是动用父母官，也就是政治的力量。比如在咱俩之间，你为你的家，我为我的家，我们之间发生冲突了，怎么办呢？诉之于官府。官府就是我们的大父母，所以很多官司打到最后，都打到皇帝那里去了。我们现在的上访，就是一个特色，为什么？我们要寻找一个更大的家长，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发明。
中国为什么能在几千年里都保持大一统？我认为秘诀就在于县官和族长能够解决家族的冲突。
我们的老百姓太注重实惠了
《同舟共进》：对于公认的道德滑坡，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邓晓芒：原因是我们社会的基础已经不是自然经济了，但我们的道德仍然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还在，但与自然经济相匹配的宗法社会不复存在。“文革”虽然结束了，但是它残余的影响还没有完全除掉，现在仍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文革”依靠的是非理性的文化、无情的文化，它实际上是反道德的。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了，要恢复过去的宗法体制已经不可能了。有些地方还想搞宗法制，像前几年的广东乌坎，就是依靠宗族势力，但实际上也是搞不长久的，它只是一种偶然现象。
《同舟共进》：请您分析一下从古代到现在，中国社会的道德演变过程。从秦朝到清朝，再到五四运动，这一路下来，我们的社会道德应该是处于变化之中的。
邓晓芒：这个转变首先是从知识界开始的，但是底层社会还没有变。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五四时期也去造反，反对封建迷信，但运动过后，他也只好到乡下教私塾，教孩子们学《三字经》。而乡下基本上没变，仍然是很平静的。老百姓看得多了，这个党闹一下，那个党闹一下，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还是种自己的地，他们只要收成好。所以，五四运动只是知识界的一场风潮，只是水过地皮湿，并没有真正渗透下去，老百姓的观念还是旧的。
《同舟共进》：如果说五四时期是“水过地皮湿”，没有渗透下去，但到了现在，应该是渗得比较透了吧？
邓晓芒：现在是渗透得比较深了，但是跟别的东西掺和在一起，老百姓的观念还很浑浊。你要说公平、正义，老百姓肯定会举双手赞成。但实际上，他们还有另外一套做法，只要官府说我给你多少补偿，你就封口，他们很可能就会退让，把公平、正义这套东西抛到九霄云外。
现在知识界的法治观念、公平理念已经渗透到底层社会中了，老百姓已经开始知道什么是不公平的，什么是可以去争的，但他们出发点的层次还很低。一般人都会认为，像秋菊打官司那样讨个说法，是脑子不开窍。在底层老百姓中，个体的独立性、人格的尊严、人权、权利等概念，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
《同舟共进》：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维护尊严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邓晓芒：不光如此，主要还是传统观念没有转过来。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从上到下都认为，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要上面有人，必须有关系，必须要有权，所以要巴结权贵，不少老百姓都懂得这一点。
《同舟共进》：您觉得在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里，道德状况应该是怎么样的？
邓晓芒：人们应该注重起码的公平正义，把公平正义看作最重要的，把实惠看作次要的。我们的老百姓太注重实惠了，你看重庆有些人对薄熙来都感激得不得了，就是因为薄熙来给他们带来了某种实惠。谁给我带来实惠，我就拥护谁，这是鼠目寸光。他们不知道当公平正义被破坏以后，他们所获得的那点实惠是划不来的。所以，我希望老百姓能够看得远一点，能有一点理性的分析。
《同舟共进》：那么道德的提升，是否需引入先进国家的一些道德理念？
邓晓芒：不叫引入。因为先进国家的道德理念，实际上在每个中国人心里也都是有的，只不过别人把它挑明了。很多时候，别人讲的东西，实际上也都是我们的心里话，并不是人家要强加给我们。
人都有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但是我们过去把它给压抑了，认为那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侠义之士所干的事情。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般人能做几回这样的事情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奉行的准则是该忍的得忍，内心不平也得平，小不忍则乱大谋，要淡定，这些都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长期的经验之谈。所以，古代中国的主流道德价值只是忠孝，公平正义是很边缘的价值。我们虽然也讲仁义，但仁义不一定是公平，也不一定是正义。在我们大部分人眼中，如果父母欺负甚至虐待孩子，这根本就不叫不义，那些侠义之士都不会为此打抱不平的。所以，中国的义，和人家是两回事。
回归儒家行得通吗
《同舟共进》：为了提升社会道德，每年都会兴起这样那样的活动，曾经还搞了一个法规要儿女常回家看看。您怎么看这些做法？
邓晓芒：可能适得其反，不但不能实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反而会助长人们的伪善。你规定这样一套做法，人家完全可以做出一些行为来迎合它，从而成为典型，从中渔利。
《同舟共进》：一些学者出的招，是主张回归传统，提倡儒学。
邓晓芒：绝对没有作用，它的结构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相反的。当然，你从儒家的某一句话看，它确实是道德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要孝顺父母等，这些不光是中国人承认的，也是全世界公认的。但是，你要看到这些话的背景和背后的意图，如果看不到它背后的东西，那就容易断章取义，并且被误导。
冯友兰曾讲过一个观点，叫作“抽象继承法”，就是你要就那些话来理解那些话，不要看它的背景。鲁迅的说法恰好相反，他说翻开中国古书一看，满纸都是仁义道德，但看了半夜，最后发现每页上都写着“吃人”二字。这可以叫作具体批判法。我很赞成冯友兰提倡的“抽象继承法”，但我还要补充一个“具体批判法”。不批判具体的，就无法继承抽象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就可以抽象继承，但是要具体批判。里面这个“人”的概念，是有等级的。在同一等级之下，你可以这样做。如果对另外一个等级，那就不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尤其对敌人或异族，是采取法家那一套，一定要置之于死地。用岳飞的诗来说就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吃人肉都可以，异族根本就不是“人”。后来对“阶级敌人”也是如此。
另外，儒家所理解的人，是有等级的，甚至连男人和女人都不能同等对待。比如古代女人都要缠脚，如果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男人要女人缠脚，男人为什么不缠脚？
提倡“小人之德”，不提倡“圣人之德”
《同舟共进》：那么对于提升社会道德而言，我们有没有可做的事情？还是只能让其自然演变？
邓晓芒：当然还有很多可做的事，尤其是知识界，应该承担起责任。我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尽到启蒙的责任，很多人不服气。我们现在不能像以往那样，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搞什么学社，让老百姓学什么东西，但知识界至少应该达成一个共识，我们要把道理讲清楚，凡是想要混淆是非的，在知识界里面都不应该有地盘。
《同舟共进》：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以后会写一篇关于道德上限的文章，我特别感兴趣，也觉得有必要。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站在道德高地审判别人、绑架别人。那么，您觉得道德的上限是怎样的？
邓晓芒：我的主张：我们应该提倡小人之德，不应该提倡什么圣人之德。在现代社会，没有谁是圣人，大家都是小人。我们应该承认两点：一、人性本恶，二、人都是自私的。在这两点基础上，然后再讲，自私的人也可以有道德。在此基础上的道德，就是一般的道德，我们不要拔得太高，拔得太高就超越上限了，就把自己当成圣人了。
我比较欣赏的道德准则是，一方面在现实生活奉行合理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内心还奉行康德的道德自律。
真善美可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同舟共进》：还有人说社会道德状况不好，跟我们没有信仰有关系。
邓晓芒：信仰这个东西，如果抽象地说，它是很脆弱的。一般的老百姓就相信实惠，到庙里去拜菩萨，是希望菩萨保佑他得到一个孩子，或者有个好的婚姻。万一他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就不拜这个菩萨了，改拜另一个菩萨。
我觉得中国人的信仰，应该有一个长久的根基，甚至应该有个永恒的根基，只有临时性的信仰实际上是一种不幸。什么东西可以成为中国人永恒的信仰呢？我认为可以考虑三个东西，就是真善美。真善美这三者的根基都是自由，你要相信自己的自由，相信真善美的目标，虽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正因为如此，你可以把它当信仰。如果世界上有绝对的真善美和自由，它们反而不能成为信仰了，正因为没有，所以才能成为你毕生追求的目标。
《同舟共进》：对个人来说，提到信仰，总好像有一种自我救赎的感觉。
邓晓芒：我们现在就是需要信一个东西，不一定信上帝，但总得有信仰。在今天，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已经很少了，如果还有人能坚持理想主义，那他应该是有信仰的了。我自认为是坚持理想主义的，虽然理想遥遥无期，不一定能在有生之年实现，但我始终有一个理念，追求一个叫作“应该”的东西，我一辈子就献身于这个事业，死而无憾，这就是我的信仰。
当然，对于老百姓，你不能要求这个，他们每天考虑的是谋生。但是知识分子，应该为人类的知识、人类的信仰、人类的思想做一点贡献，不然纳税人的钱养着你干什么？
我觉得自己是有一种使命感的，你可能会说我已经衣食无忧了，才会这样。但哪怕我在农村，做搬运，或者种田，我也会这样思想的。我们活在世界上干什么呢？除了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你想要什么呢？如果你想要的东西，仅仅是眼前的利益，那就是没有信仰的。我想我们必须追求一个永恒的东西，虽然你可能追求不到，但你会无愧于此生。
“我对社会道德的走向还是乐观的”
《同舟共进》：您认为中国社会道德的走向将会怎样？
邓晓芒：我对当前的道德状况一方面是悲观的，但对社会的走向，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是必由之路，谁也阻挡不了。社会还是在进步，因为时代在变，国际环境也在变，中国还能闭关锁国吗？不可能。
《同舟共进》：您一直在说中国还需要第三次启蒙，知识分子要把最基本的道理说清楚。但观念上的启蒙可能已经差不多了，很多现代价值已经深入人心了，我们的问题在于还没有把它们付诸行动。也就是说，知与行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假如我们需要再来一次启蒙，那也是在行动层次上的启蒙。
邓晓芒：对，2010年，我跟资中筠先生在厦门大学有一次对谈，也是有这个分歧。她认为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但我觉得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是文化批判和继续启蒙，至少在知识分子圈内应该达成共识，但这很难，因为积累的问题太多了。在这种没有改观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成功了，后果也未可预料。当然，我和资先生的分歧只是在技术层面上的，最后达成的共识是我们强调的其实都是各自的一面，两方面都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分的。
但这两年来，我注意到资先生也有所转变，她现在跟那时候不太一样了。我看了她的一些文章，发现她已经开始更重视文化启蒙方面，对于政体应该怎么改谈得比较少。就我的观点来看，就算体制改了，法律也都定了，但大家不执行，也没有办法，法不责众。我们的制度已经很严密了，居然也有那么多人顶风作案，这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与广大老百姓的观念有关。大家都认可潜规则，如果我当干部，我也可能会腐败。
知识界应该有这种共识，应该帮老百姓改变社会处境，帮他们说话，上下贯通一气。所以，我现在更多地把眼光转向底层。
当年鲁迅就批评当时理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就是开国会、贿选，赛先生就是办实业、赚钱。现在某些人的理解和那时差不多，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对启蒙的理解不是差不多了，而是还根本没有入门。他们大都只看到科学和民主在操作层面上的形式，而没有当成整个民族深层文化心理上的变革，没有看到理性和自由在其中的奠基作用。所以现在知识分子中非理性主义泛滥，甚至成为时髦，自由则被视为一切恶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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