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鳞爪
文│李乔
历史的真谛与启示，不独蕴含于宏观大历史中，也蕴含于历史细节、历史侧影之中。然这些细节及侧影往往被人忽视。吾读书阅史，常留意于此，时有所感悟。随笔记之，成《读史鳞爪》。
“共产党还是伟大”
马寅初因人口论被暴批，1979年翻案后，马老云：“像我这样的案子也能翻过来，历史上是没有的，共产党还是伟大。”（胡治国《统战秘辛?我为马寅初写悼词》）“文革”后，大量冤假错案翻案，世人普遍的心理是：“共产党还是伟大”。马老心理为社会心理之一例。
该翻的案则翻，则平反，其效果绝非“最高指示”所云“翻案不得人心”，而是翻案大得人心，当政者的威信也不降反升。
马老有一言差矣，翻大案，并非“历史上是没有的”，而是多得很。而其效果，多致当道者的威信提高，地位巩固。宋高宗杀岳飞，孝宗平反之，朝野怨气渐平，宋廷威信提高了。明英宗杀于谦，宪宗平反之，朝野怨气渐平，明廷威信提高了。崇祯杀袁崇焕，乾隆平反之，汉族士宦叩谢吾皇，朱明情结大减，清廷威信提高了，占据中原的合法性、正统性加强了。台湾“二二八”事件，马英九认错、道歉，说是“最卑微的歉意”，国民党的威信提高了。
翻案以纠错，本属天理，马老却赞言“伟大”，其感恩、宽厚之心可见。若不翻此案，岂非连宋孝宗、明宪宗、乾隆帝都不如？实事求是乃我党思想路线，批马老之错案，岂会不翻？肯定要翻，早晚必翻也。更何况1979年小平、陈云、耀邦已主政，终究“共产党还是伟大”。
穷地方的地主生活
一说地主生活，好像都像刘文彩、黄世仁那样锦衣玉食。实则不尽然。那是大地主、富地主、富裕地区地主的生活。如果在贫困地区，即便是地主，生活也很差。如晋西北、陕北，自古就是苦地方，那里的土地主，生活往往也苦得不行。贫农就更不用说了，用康生的话说，晋西北的贫农是“家徒五壁”——土炕也算一“壁”，贫农连炕席都没有。彭德怀在看到县志上描写晋西北地主生活的诗文以后，不禁感慨：所谓地主生活“原不过如此”，即“冷窑暖炕一盆火，稀饭咸菜泡蒸馍”。（《谢觉哉日记》，引自散木《旧日子，旧人物》，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这真是应了葛优在电影《甲方乙方》里说的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在这种穷地方搞的革命，肯定不是均富的革命，必是均贫的革命，因为剥削阶级也穷。自古以来就有“均贫富”的口号，但要实现这个口号，首先是要有富可均，若“富人”不富，大家都穷，便没啥富可均，只能均贫。马恩说要“剥夺剥夺者”，此所云之“剥夺者”，乃指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夺者。剥夺这些人可以均富，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打基础。而剥夺“穷剥夺者”，则只能分些“稀饭咸菜泡蒸馍”而已。
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妨碍生产力发展。所以，必须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样才能使产品富裕，能为均富创造条件。推翻地主制应该，但不能不给地主田种，不能剥夺其生存权。
可叹那些穷地主，没过过什么好日子，却因有地，化为了贱民，随人踩踏，累及子孙，倒霉透了。所幸后来摘了帽子，又托福于改革开放，穷地主变成了富公民，再也不用过“冷窑暖炕一盆火，稀饭咸菜泡蒸馍”的穷日子了，比他们当剥削者时强多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父祖辈那些阶级斗争的事儿一了结，就该很快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哪能阶级斗争一代一代往下传？那还怎么实现社会和谐、天下大同？
“仇恨入心要发芽”
冀中河间，部队看歌剧《白毛女》，一战士举枪欲杀黄世仁，扮演者陈强险些丧命。自此规定，部队看此剧，子弹一律退膛。（黄薇《谁制造了〈白毛女〉红色经典》，《文史参考》2012年第7期）可见此剧激励“阶级仇”功效之大。打败蒋匪军，《白毛女》之威力，绝不亚于机关枪迫击炮。“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因《白毛女》极易说明此道理，解放后犹搬演不辍。蒙江青青睐，《白毛女》荣膺“样板戏”尊号。改革开放后，《白毛女》渐成资料而入戏剧史矣。此剧不愧现代政治史之侧影也。
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白毛女》《收租院》《忆苦歌》一类“阶级斗争文艺”大红大紫。“夺过鞭子揍敌人”盘空盈耳，仇恨（“阶级仇”）心理便随之增长。抓叛徒、特务，斗黑五类、走资派，心中所悬者，杀甫志高、黄世仁，为江姐、喜儿报仇也。李铁梅唱：“仇恨入心要发芽”，此之谓也。
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文艺节目便不再激励仇恨。犹记三中全会后第一个春晚，倏然间所有节目完全没有了阶级斗争火药味，而代之以一派祥和温煦气息，国人顿有入天堂之感，解放矣！国家转型，文艺亦随之，其题材虽犹多革命话语，也反映史上之阶级斗争，然立意已非鼓噪现实版“夺过鞭子揍敌人”，而是重在讲述先辈革命之合理性与弘扬革命传统，内涵与导向皆大异于昔日矣。
近闻某理论家言，“阶级斗争仍为主线”，颇觉怪异，莫非欲让中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乎？
周恩来、邓小平的“硬话”
周恩来一向温文尔雅，“硬话”很少。一般来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算是周很厉害的话了。“文革”中，周说过不少硬话。造反派一万多人要冲中南海揪刘少奇，周打电话批评造反头目说：“你们如要冲进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一连三个“错误的”，愤慨之情，刚硬之气，溢于言表。成都破“四旧”，有人欲捣毁武侯祠，周说：“谁敢损毁武侯祠就杀谁的头！”武侯祠遂完好无损。造反派欲冲击会场揪斗陈毅，周说：“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陈毅遂安全脱身。林彪毙命后，周恩来领衔批林彪极左路线。毛泽东指示：林叛党叛国是极右，少批点极左吧。周内心不服，回西花厅愤而“国骂”：“他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此为周恩来秘书纪东亲耳所闻，亲笔所记（见其所著《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小平同志话不多，但丁是丁，卯是卯，且时有硬话。如：即使中野打光了，其他野战军照样渡江！中国革命照样能够胜利！又如：谁不改革谁下台！林彪倒台后，他还说过：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都是些厉害的硬话。
读革命先辈的文选，所见硬话不多，因为是做文章，许多硬话都删掉了。但读回忆录和一些忆旧随笔，则常可见到革命先辈说的一些硬话、重话，从中可见先辈之性格、风貌。
“文革”中，谭厚兰领头狂砸孔庙孔林孔墓，损失无法弥补。李先念同志视察曲阜后，怒责道：“谭厚兰破坏‘三孔’文物，该杀。”（2014年1月9日《齐鲁晚报》）先念同志本是军人，西路军征战、中原突围，硬仗恶仗打过无数，后来虽未授军衔，然言语间仍不乏军人豪气。先念同志的话，实际代表了无数中国人正义的心声。
叶帅威武而儒雅，关键时刻也讲硬话。“镇反”时，社会部有人搞扩大化，叶帅说：“要记住中央苏区的教训呢，这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党委手里，还是掌握在保卫部门手里，这有很深的血的教训呀！”在当时，这是很重很硬的话了。结果，许多好人免遭灭顶之灾。
硬话，常是坚定性、原则性的外壳。不仅能反映人物性格和风貌，也是人物内心和本质的外在表现。写革命先辈的传记，这类史料尤为可贵。
小平对江青的郑重评价
周扬著文，说“文革”前他曾反对江青对待文化工作的粗暴态度，江青回敬道，“反对粗暴就是反对革命”。（张复《我眼中的周扬》，《百年潮》2012年第10期）这是一条稀见的江青语录。
江青此言，虽针对周扬一人一事而发，却实为她的一贯思想。这是标准的“江青思想”。是江青在“文革”中狂乱暴虐表现的重要支配思想。
推究此“江青思想”之来源，可寻出史上一大堆“粗暴思想”。大抵有秦皇与韩非之苛酷思想，张献忠之滥杀思想，《水浒传》之李逵思想，雅各宾党之恐怖思想，苏联之大清洗思想，特别是张国焘、夏曦、戴季英等之“左”记赤色恐怖思想。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无疑是天理——因为反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他们粗暴、残酷得很。你不得不用暴烈的行动反击他们。但那是革命年代的事，是对真正的敌人而言。若将导师语录放大之，歪曲之，教条化，极端化，便成了：革命必须粗暴，等于粗暴，只有粗暴，永远粗暴。江青的思想逻辑即如此。于是，“反对粗暴就是反对革命”脱口而出。
江青说话放肆，满嘴歪理，“奇葩”甚多。再举一条她的语录。江青自封“半个红学家”，曾评论宝黛说：“如果林黛玉和贾宝玉活到现在，也是大右派。”（张颖《风雨往事——维克特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此话全无天理啊。也难怪，连鲁迅若活到反右都玄乎，更甭说封建小主宝黛了。
网上时见为江青评功摆好的文章，内容幼稚，文风蛮横，仿佛红卫兵转世写的大字报。江青已是历史人物，论其好坏本应实事求是，要靠史料说话。你说她好，就拿证据来。我看还是小平同志对江青的评论对。当年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小平时问到江青其人，小平说：“江青坏透了。”法拉奇问该给江青打多少分，小平回答：“零分以下。”这是收到《邓选》第二卷里的文字，是小平同志对江青作出的郑重评价。还有比这个评价更权威的吗？
错乱的历史逻辑
陈赓救过蒋介石的命。国共分裂后，康生曾责问陈赓：当初为何不除蒋，反救之？陈驳曰：蒋彼时革命，吾除蒋，岂非反革命乎！康语塞。大革命时期，汪精卫任国府主席兼中宣部长，事务繁多，由毛泽东代理部长职。茅盾时任宣传部秘书，亲见汪训话：“希望大家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时毛在座，汪走后，毛做指示若干。（《茅盾与汪精卫二三事》，《文史参考》2012年第14期）依康生逻辑，汪精卫乃大汉奸，当初毛不杀汪，竟反代其职，岂非也成问题？
类似错乱历史之逻辑，大兴于“文革”之时，狂热且无知之红卫兵，常出此类妄言，害人无数。“四人帮”更是故意以此种逻辑害人。陶铸曾于大革命时期加入过国民党，此为革命之需要，乃国共合作之产物。然“文革”中江青故意抹去历史背景，指斥陶铸参加过国民党。陶铸当场回敬江青：“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还想怎么着？你先读读历史去！”江青其实懂那段历史，她是存心害人。陶铸所言才是原本的历史。陈赓救蒋介石，毛泽东代汪任宣传部长，皆发生在那一时代的历史中。
“文革”是一个乱了逻辑的年代，是个连起码的形式逻辑、历史逻辑都不顾的年代，是“康江式”混账逻辑占了上风的年代。在此种年代中，人们怎能不迷狂，是非怎能不颠倒，天下怎能不大乱？然而，如今在网上仍能看到不少错乱历史逻辑，不尊重历史原貌的文章，岂不悲哉！
误读之弊
经典尤怕误读。语录体极易误读。误读则莫如不读。天津甫解放，少奇巡视华北，为纠“左”，言“剥削有功”云云。周叔弢，天津极有影响之资本家。刘说，周先生，你办的这些企业，养活了工人，你是有功的。“文革”初起，周叔弢与其孙周启博言：“我看过马克思的书，讲资本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共产党又说剥削有功，我没搞懂。”（周启博口述《周家往事》，2012年5月4日《作家文摘》）没搞懂很正常，单凭马刘片言，焉能搞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固讲过资本毛孔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然亦讲过资产阶级创造过巨大生产力。仅据前语，则“剥削有罪”，仅据后语，则无罪有功。实则功罪皆有之，一事之两面也。
少奇讲话，虽云“剥削有功”，然不过极而言之矣，纠“左”之重话耳。“左”有怪癖，非下大力则甚难除之。所谓“剥削有功”云，意在承认剥削之历史合理性，肯定民族资产阶级之进步性，批驳只算一时剥削之小账，而不计发展生产力及工人阶级根本利益之大账的谬见，而绝非认定剥削无害且万古长青。奈何无知者误读于先，邪恶者设局于后，少奇遂蒙难矣。误读语录，危害不浅，害国害民害伟人也。
人言重话，抑或极而言之，皆意在强调某一意思，或强调解决某一问题，故天然可能不够精确、周到、八面玲珑。这本无足怪。然居心叵测者便会据此找麻烦。“不管黄猫黑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本深刻求实之语，“四人帮”却扣帽子诬为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感谢日本皇军”，毛此语更是属重话，然其意绝非要谢日本鬼子，而是含历史辩证法之幽默语。但此类语言，毛说可，邓说就被批判，刘说则要置于死地。这就要看历史的作用力往哪边走了。
阉宦统兵
刘伯承将军打仗时曾训诫部下：摸摸你裤裆里还有没有卵子！责其懦弱，不像男人、好汉、大丈夫。此乃极而言之的激将法。哪有没卵子的男人打仗的？您甭说，还真有，而且还是统兵的军事长官呢！此即中国史上的太监统兵现象。
宋朝君主担心前代武人乱政之弊重演，遂用文人统兵、阉宦统兵。（王曾瑜《古今一理：正确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有记载说，有些阉宦还是挺能打仗的。但我想这应是少数或特例。我不信半男半女的太监打仗能好到哪儿去。他们自深宫走入军帐，军事素养从何而来，真猜不透。或许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吧。既然太监统兵，职业军人便只能听吆喝，任摆布，那宋朝国防还能不脆弱？史云“宋代尚武精神沦落”，阉宦统兵即为沦落之一证。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矣。而挥师南下的，却是强悍的辽、金、西夏和蒙古的虎狼之师。宋朝焉能不亡？
阉宦统兵，真乃世界军事史上之奇闻，也是令人苦笑的政治笑话。外国宫廷也曾有过阉宦，但不曾统兵，只是坚守本职而已。吾国之封建制度，在世界史上极具特色，太监制度乃特色之一，太监统兵则又为特色之大端也。
军统局局歌
在军统局一些仪式上，戴笠领头高唱《军统局局歌》：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少华《张国焘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歌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歌》，简称《局歌》。军统局成立于1938年，背景是抗战军兴。军统局隶属于军委会，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故按军队编制，戴笠为少将军衔。局歌实也为军歌。
歌的主旨乃倡扬爱国、崇拜领袖。因抗战，故歌有“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之词。因追随蒋介石乃军统之魂，故歌有“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之词。“智仁勇”，“威武不能屈”云，皆儒家之思想材料，意在激励特工效忠党国及发愤抗战。“智仁勇”等思想实亦因特工职业所必需。军统动辄所言“杀身成仁”“不成功便成仁”，其思想材料源自《论语》“杀身以成仁”及《孟子》“舍生而取义”。然究竟何为仁义，则人自有解，党自有解。以抗战为仁义，则抗战；以反共为仁义，则反共。蒋发动内战后，军统行动之内容变质，“智仁勇”也随之变味、恶化，演为疯狂搜捕共产党。抗战，军统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反共，军统罪大恶极，终至溃灭。领袖至上，捍卫领袖——此歌军统可唱，盖世太保也可唱，契卡也可唱也。《局歌》乃军统史料，惜不知词作者及曲调。
（作者系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日报》原编委、理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