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记者李浴洋
史学视野中的《新青年》与“新青年”
《同舟共进》：陈老师，您好，2015年是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重要影响的《新青年》创刊100周年，在您的诸多研究领域中，对于从晚清到“五四”这一时期的历史勾稽与精神阐释最广为人知。青年问题在现代中国备受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正与晚清以降的中国社会与思想变革直接相关。您如何看待青年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尤其是作为滥觞的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呢？
陈平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为此后几代知识者不断追忆，就因其切实影响着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在世人的历史记忆中，占据“新文化运动”舞台中心的，乃著名教授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这自然没错。可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忘记：这是一个标榜“新青年”的运动，大学生的作用不可低估。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就学识与社会影响而言，确实无法与陈独秀、胡适等比肩；但日后的发展，则未可限量。大学期间“躬逢其盛”，有幸目睹甚至直接参与思想大潮的崛起，对其一生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好兼及其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学生。
谈思想启蒙，师长们确实占据中心位置；论文学革命，则师生各有专擅；至于政治抗争，唱主角的乃大学生，否则怎么叫“学潮”或“学生运动”？当然了，名为学生运动，指引方向并提供思想原动力的依旧是“导师”。一到追忆往事，老学生们最常提及的，往往是当年的“师长”如何“风雅”；其实，“同学少年”同样值得怀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一代逐渐成长，在长辈搭建的舞台上纵横驰骋，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师长一辈——无论政治、学术还是文学创作。更值得关注的是，日后关于“五四”的纪念、追忆与阐释，主要是由学生一辈来完成的。
《同舟共进》：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通常会被提及的是所谓“一校一刊”——即《新青年》与北京大学的珠联璧合。如您所言，当时参与《新青年》编辑、负责“指引方向”的陈独秀、胡适等人，正是“导师”一辈的北大教授。那么，真正的“新青年”，也就是北大学生在这一运动中的表现又如何呢？
陈平原：同是学生，走上街头表示政治抗议的，因有“火烧赵家楼”的戏剧性场面，长期受公众关注；至于坚持“文化运动”的，可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很容易被其师长们的光辉形象所遮蔽。俞平伯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写了一组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五四”六十年纪念忆往事十章》）“三”指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三种重要刊物——《新潮》国故》《国民》，它们的主要编者，都是北大中文系学生。
翻翻系友录，我很惊讶，那时中文系的学生真有出息。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有：1916级的傅斯年、许德珩、罗常培、杨振声、俞平伯；1917级的邓康（中夏）、杨亮功、郑天挺、罗庸、郑奠、任乃讷（二北）；1918期的成平（舍我）、孙福原（伏园）等（括弧中是日后广为人知的字或号——编者注）。要是你对现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略有了解，就会明白这一名单的分量。政治或文化立场虽不一样，但都那么活跃，真诚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潮》），有主张旧传统的（《国故》），也有希望介入社会变革的（《国民》），当年的北大中国文学门（系）是如此大度，容纳各种思想、学派以及政治立场。这特别能体现蔡元培校长的大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同舟共进》：以史家的眼光，您如何看待这批“五四青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场景中的作用？
陈平原：同一个中国文学门（系），直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生（1916、1917、1918级），明显比此前此后的同学更有出息。为什么？因为有激情，有机遇，有舞台。依我的观察，各大学、各院系大都如此。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
当年立场迥异的大学生，本就呈五光十色，日后更是分道扬镳。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时代，很难说谁是主流，谁是支流，谁是逆流。后人在褒奖那些站在舞台中央并收获大量掌声的学生的同时，请对那些处于边缘地带、在聚光灯之外苦苦挣扎的青年学生，给予“了解之同情”。赞美弄潮儿，理解失败者，只有这样，才能构成完整且真实的“历史场景”。
不要苛责今日的青年
《同舟共进》：如果说五四青年是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最早以群体形象出现的一代青年的话，那么此后至少还有“一二?九一代”“建国一代”“知青一代”与“1977、1978一代”。引入代际的视角，在不同代际的青年背后，是他们与历史发生关联的不同方式。然而，这一命名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却似乎失效了。我们不再以一代青年“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来指称他们，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出生时间进行区别的“70后”“80后”“90后”与“00后”的说法，仿佛不再与历史潮流有关。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陈平原：毫无疑问，今天青年所面临的处境，与五四时期有很大的差异，无论褒贬抑扬，均不能生搬硬套。说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不该用眼下正在学校念书或刚刚走出校门时的表现来评价一代青年的得失，借用毛泽东的诗句，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第二，年长的一辈应追问自己是否为后来者搭建了更好的舞台，而不是抱怨“一代不如一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舞台、责任与命运，有时强求不得。生活在风云突变的时代，青年因其敏感与胆略，容易脱颖而出；而太平年代的青年，一切按部就班，施展才华的时间相对推后，表演空间也明显缩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五四时期的英雄，放在另一个时代，很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期研究“五四”新文化，且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思想潮流的激荡，我对当下青年的世俗化倾向有深刻的体会。但另一方面，我对此并无苛责。对于今天中国大学生不再“仰望星空”的说法，我不太认同；以我在北大教书的经验，青年学生依旧是最具理想性的群体。
谈论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之所以有那么多负面印象，与传播媒介与发言姿态有很大关系。任何时代，先知先觉、精英分子、高屋建瓴、献身精神，全都只能属于少数人。我们阅读历史文献，得到的是那些有能力发出声音且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人物；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全民借助网络发声，各种“奇葩”说法层出不穷。若你以为网络上的言论便代表主流民意或中国未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借用鲁迅“中国的脊梁”的比喻，今日中国，依旧“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里包括无数可敬可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青年。
我的青年时代
《同舟共进》：“青年”除了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也是每位已经成熟的学者的一段生命体验。您是标准的“1977、1978一代”。时过境迁，您如何评价自己的青年时代？
陈平原：一个人的命运与某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是很幸福的。因为，你从此很容易展开“自我介绍”，也很容易让时人或后人“过目不忘”。比如，你只要说自己是77、78级大学生，大家马上知道你大致的背景、阅历以及前途等。
说实话，我们那一代人都是幸运儿，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但因踩上了大时代的“鼓点”，于是显得有板有眼。有人从政，有人经商，有人搞实业，有人做学问，30年后盘点，我们到底成功了没有？回答五花八门，因为这取决于你设定的标准。想当初，我们指点江山，看不惯社会上诸多先辈的保守、平庸、专横、贪婪、碌碌无为，驰想将来我辈掌权，将是何等光明的新世界！而如今台面上的“重量级人物”，无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很多都是77、78级大学生，那又怎么样？比起此前此后的各届大学生，我们处在“出击”的最佳位置，那么好的历史机遇，是否将自家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扪心自问，言人人殊。
《同舟共进》：对于您从中山大学到北京大学的学术经历，大家都不陌生。与追怀个人往昔相比，您似乎更愿意谈及自己与历史以及与那一代人的关系？
陈平原：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也都有自己自由翱翔的天空。没有与上一代或下一代的接触与交棒，就没有文明的传承；但话说回来，“同代人”的感觉最重要。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同代人会有频繁的对话，当然，也会有激烈的竞争。但这种“同学少年”的感觉非常独特，很可能使友情延续一辈子。某种意义上，在同学身上学到的，一点也不比从长辈（包括导师）那里学到的少。
毕业30周年聚会，除了热泪盈眶，怀念母校，感谢老师，祝福同学，还能说些什么？在中山大学“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论坛上的演讲《我们和我们的时代》中，我曾写道：“若你不满足于鞠躬、谢幕，希望对早已失落在康乐园的‘青春’有所回应，建议诸位在各自专业以及精神史的高度，重新审视‘我们这一代’——到底取得了哪些值得夸耀的成绩，错过了哪些本该抓住的机遇，留下了哪些无法弥补的遗憾。今天的我们，已过了‘天高任鸟飞’的时节，但认真反省自家走过的历程，将其作为思想资料，留存给学弟学妹们，这是一种‘贡献’——当然，也是一种‘乐趣’。”我自己的若干思考，也是基于这样的追求与立场。
《同舟共进》：在您成为“导师”后，对于自己青年时代成败得失的理解，也使得您在面向当代青年发言时，几乎从未有过简单的鼓励或批评，更多的是稳健的分析与审慎的建议。
陈平原：每当学生碰到挫折，对学业信心不足时，我总是宽慰他们：别急，你比我们当年强多了。这是事实。当代青年，要说眼界、知识、学习条件等，确实有骄傲的本钱。承认他们很优秀，但不敢打包票说他们将来就一定成绩辉煌。自从我读大学起一直到今天，出席过无数次“开学典礼”。这种场合，总会有著名学者谆谆教诲，除了提要求，再就是给鼓励：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开始听了很激动，渐渐有点怀疑：这是不是也属于进化论之类的神话？到目前为止，备受鼓励的我，并没觉得自己已超越师长；推己及人，我也就不想乱抛高帽，说他们将来一定比我强。
其实，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机遇与局限；祸福相依，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努力。请将不如激将，还是实话实说吧。记得临毕业时，王瑶先生这样开导我：今天我们是师生，好像距离很大，可两百年后，谁还记得这些？都是20世纪的中国学者，都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想想也是，诸位今天念文学史、学术史，百年风云，“弹指一挥间”。在这个意义上，你我既是师生，也是同学，说不定还是竞争对手。
作为师生、同学兼竞争对手，我能说的就是：在叩问学术、探讨真理的道路上，需要勇气、真诚，也需要毅力。祝他们尽力而为，不要轻易败下阵来。
《同舟共进》：您认为青年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
陈平原：每当老学生回母校聚会，不管毕业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中文系的老师们，绝不会检查你是否“腰缠万贯”。生活上过得去，精神上很充实，工作上有成绩，那是我们对于学生的期盼。是否发财，不应该是大学衡量学生成功与否的标准；与商学院教授不同，在中文系教授眼中，“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再说开去，若你一夜暴富，钱财来路不明，你想捐献，我们都不敢要。
大转型的时代，随时都有人掉队，有人陷落，也有人飞黄腾达。比起北宋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者过去常挂在嘴边、现在略显生疏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更看好“守住做人的底线”——这年头，讲究“道德底线”，要求并不低。
《同舟共进》：您曾谈到在粤东山区插队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您是从“底层”经过一步步奋斗到达今天的位置的。但当代中国大学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越是好的高校，其中出身“底层”的学生比例越低，似乎相应的提升渠道越来越不畅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响今日“青年”的构成。您如何看待这一教育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
陈平原：在粤东山村插队八年，承蒙乡亲们信任，让我当民办教师，有机会继续亲近书本，所以还不能说是生活在“底层”，更不敢自诩“山沟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但我明白你说的问题的严重性。主管教育的，必须有大视野，时刻关注质量与公平之间十分微妙的关系。前些年更多强调打破禁忌，追赶世界一流大学，那有很大的合理性；现在中国大学基本站稳了脚跟，必须更多谈论教育公平问题，其中包括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招生时如何向经济落后地区适当倾斜。能否给年轻一辈提供顺畅的上升通道，让其凭借自身力量改变命运，不仅仅是教育问题，更关涉国家的长治久安。
如何与青年对话
《同舟共进》：最近几年，您应邀出席过多所大学的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是为数不多的对于“应当如何致辞”这一问题进行严肃思考，并作出自己判断的学者。您为何如此看重致辞呢？
陈平原：毕业典礼上，作为嘉宾，你总得给同学们送上几句好话。“好话”可不好说，既要有教育意义，又不能讨人嫌。最近两年，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越来越喜欢“飙潮语”，演讲中夹杂大量网络语言，借此收获满堂掌声。如此不讲文体与修辞，过分追求“现场效果”，我很不以为然。典礼性的场合，需要的是庄严感，并不需要听众兴奋地尖叫或挥动荧光棒，也不希望你即兴发挥。某种意义上，肃穆庄严的场合，“仪式感”大于实际内容。
我曾撰文批评风靡一时的“根叔体”。在如此隆重的颁授学位的典礼上，作为一校之长，没能打起精神，给学生神圣感与庄严感，反而为了博得年轻人的欢心，一味扮嫩，我以为不可取。这种期待现场观众掌声的心态，类似演艺明星，不太像高瞻远瞩、博学深思的大学校长。
表面看，根叔的演说很生动，贴近年轻人的生活感受；可仔细观察，此乃社论（呼应政府工作报告）加文艺腔（对偶、排比、夸饰）加网络语言。如此大杂烩，每段话都有特定听众，也都能收获若干掌声，可整篇文章合起来，不成体统。这里所说的“体统”，无关政治立场，只是要求你站稳脚跟，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当然，你也可以反叛或客串，但首先得有“文体”的意识在。在我看来，正因当代中国人普遍缺乏文体感，表达喜怒哀乐、得失成败、褒贬抑扬时，不是过，就是不及。
《同舟共进》：在我看来，您批评“根叔体”，以及现身说法、把“致辞”当作“文章”来经营的意义，更多地包含了对于如何与青年对话的思考。根据当代中国青年普遍的成长经历，我想了解一下您对于其中几个重要节点的看法与建议。首先，便是作为“成人礼”的高考与专业选择问题。
陈平原：在我看来，作为一种制度设计，高考有很多弊病，但在目前中国，尚未有更好的替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考依然是牵涉千家万户喜怒哀乐的“关键时刻”。
我在很多场合发言，从不掩饰对于文史哲、数理化等所谓“长线专业”的偏好。今人喜欢说“专业对口”，往往误将“上大学”理解为“找职业”；很多中国大学也就顺水推舟，将自己降低为“职业培训学校”。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不少热门院系的课程设计过于实用化；很多技术活，上岗前培训三个月足矣，不值得为其耗费四年时光。相反，像中文系的学生，研习语言、文学、古文献，对学生的智商、情感及想象力大有裨益。走出校门，不一定马上派上用场，但学了不会白学，终归会有用的。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
《同舟共进》：由此我想到的，是整个社会已经谈论了十余年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陈平原：在我看来，第一，“大学生就业难”这一困境，确实与近年推行的大学扩招政策有关；第二，作为一种国策，迅速提高大学生入学比例，这思路没错，没必要因噎废食；第三，大学扩招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而不是缓解就业压力或吸纳民间资金；第四，大学如何扩招，以及扩招以后如何教学，应该多听教育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恕我直言，近年中国涌现的很多“幼稚病”，都出在“经济学帝国”的急剧膨胀以及越俎代庖上。
积极的对策是，应尽量拓展就业途径，政府、企业、学校三方合力，尽可能多地接纳大学毕业生，或采取政策性倾斜，引导学生到相对贫困的西部或薪水较低的行业去。但这有个限度，你总不能下死命令，为了扩大就业而变相增加企业成本，或让政府机关重新回到冗员的状态。因此，消极的退却必不可少，那就是帮助大学生调整心态，直面严酷的现实：毕业有可能失业。也就是说，不能保证充分就业，这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常态”。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学校、学生三者，都必须重新自我定位。
跟学生就业直接相关的，还有大学里的专业设置。这也是专家们谈论最多，也最容易谈歪的。一说到大学生就业困难，专家开出的药方，往往是强调如何与市场接轨——市场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开设什么专业。可问题没那么简单。社会需求瞬息万变，大学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专业设置过于追随市场，很容易变成明日黄花。学得姿势优美的屠龙术，没有用武之地，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强身健体。
这就回到大学里早就存在的长线专业与短线专业之争。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过程中，大学应该分化，或者“上天”或者“入地”。当然，这只是比喻，不含价值判断。你如果选择“入地”，自是应该追求学以致用；但你如果想“上天”，则不妨坚持自由飞翔。对于那些不想继续深造，大学毕业就开始工作的人来说，四年时间，能获得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加上很好的思维训练，这就够了。大部分的工作岗位，只要稍加培训，就能应付自如。退一步说，同样专业不对口，长线专业的学生容易调整，短线专业的学生则很难。了解社会，了解人类，学点文学，学点历史，陶冶情操，养成人格，远比过早地进入职业培训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寄语青年：“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同舟共进》：对即将毕业、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陈平原：做学问完全没有灵气不行，单靠灵气更是万万不行。比起具体的毕业论文来，我更看好大学生们由此而获得的治学经验与独立研究能力。在一个全社会普遍浮躁的年代，养成好的读书、思考、表达的习惯，比习得具体的技能要重要得多。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研究型大学。
读书人历来讲究“知书达理”。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还有点书生气，估计还愿意亲近书本。但我知道，很多人毕业两三年后就不读书了，忙于日常事务，或整天琢磨如何赚钱。前几年我回广州，老同学见面，说起某某人很痴、很傻，都毕业这么多年了，还在读书。说实话，那一瞬间，我心里一凉——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怎么能这么说呢？可见，很多人早已远离了书本。随着科技发展，书本的形态各异，不一定非“手不释卷”不可；但“知书”才能“达理”，那是永恒不变的。这里先提个醒：要是有一天，你半夜惊醒，发现自己已经好久不读书，而且没有任何异常感觉时，那就证明你已经开始堕落了——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是贫还是富。不是说“读书”这行为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远离书本本身，说明你已经满足于现实与现世，不再苦苦追寻，不再奋力抗争，也不再独立思考了。
《同舟共进》：在您的回答中，无论总结历史经验，还是面向现实发言，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是强调社会特别是大学，应当为青年成长提供必要的舞台；二是对于青年应当进行严格训练的要求，不管在学期间还是毕业以后。是否可以说，这既是您的青年观，也是您的教育观？
陈平原：教育不能把一个白痴变成天才，但能把一个中才变成专家。说实话，真正的天才，不需要你培养，我们只能顺其自然，观赏其如何在各种逆境中搏斗、挣扎、前行。“伯乐”之所以难得，不仅因其需要特殊的眼光与胸襟，更因“千里马”其实不常有，更极少主动凑到你跟前让你品鉴。我屡次说到，大学的难处在于如何“为中才立规格，为天才留空间”。天才可遇而不可求，大学能做的，就是创造好的学术氛围，虚位以待；偶尔发现一个，赶紧扑上去，全力辅助其发展，这样就行了。我反对把“宝”都押在这儿，对各种“天才班”的前景均不看好。在我看来，办学的主要目标是训练中才，而不是寻找天才。
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太聪明的人，其实不适合于做学问。因为，聪明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愿意下死功夫，老想走捷径。捷径走不通，绕回来，发现自己落后了，更是着急，更得抄近路……如此循环往复，最后不了了之。我当然明白，训练只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可请大家记得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中的一句话：“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学院中人，过分专业化，确实有其弊病；可“训练有素”——也就是所谓的“专业化”，依然是对学生本人也是对指导教师的很好表彰。训练好的学者，不见得就能做出大成绩；但训练不好的，不可能走得很远。
《同舟共进》：对于两者的关系，您怎么看？
陈平原：缺乏“舞台”，那是学校及长辈的责任；有了“舞台”而表现欠佳，那是青年的遗憾。好大学的学生，往往不太懂得“惜福”，有了机会，不擅长马上抓住，以为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店。其实，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一辈子也就那么几步。应当抓住每一次机会，用狮子搏兔的架势，力求完胜。
《同舟共进》：如此强调训练对于青年成长，尤其是研究生培养的意义，您的初衷与动因是什么？
陈平原：我在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讲课，发现他们的学生基本训练都不错。反而是北大中文系，学生水平很不均匀，常常是才气有余而训练不足，甚至到了博士阶段还在改病句，调注释。思维活跃，想法很多，初看才气横溢，细问不知所云，这样的学生，我戏称为“演讲综合症”。这跟我们的教学方式有关，越是名校，越是名教授，越不屑于“斤斤计较”，于是培养出一大批意气风发但粗枝大叶的学生。
不止一个美国教授跟我感叹：听你们的学生发言，真是聪明；可到了写论文，怎么训练这么差？一开始，我以为是文化隔阂，后来才明白，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基于“精英”乃至“天才”的假设，我们认定自己的学生都能无师自通，不必再练习“操正步”等小儿科的动作。因此，我们的选修课很多是表演性质的，听众只需观赏，不怎么介入，很轻松。教授们讲得酣畅淋漓，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这样的课不能没有，但也不能太多。国外大学也有这类很叫座的大课，但大都安排博士生当助教，帮教授改作业、批卷子，组织本科生讨论，以此作为配合。我们没有，听了就听了，学分很容易拿。在学术会议上，内地许多名校的学生，表现不及港台学生。我很纳闷，后来想通了，这就是注重“才气”与强调“训练”的差异。
这些年同时在北大与港中大教书，即便讲同一门课，我也得准备两种教学方案，因各有各的需求，也各有各的盲点。比如，为研究生讲大课，我在北大着重的是“训练、才情与舞台”，那是因为，北大学生的“志向”你不用担心，缺点是普遍眼高手低——“眼高”没有问题，“手低”则必须修补。至于在港中大，我更多讲述“学者的人间情怀”，揭示读书人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那是因为，港中大学生勤奋且规矩，很早就形成了良好的职业意识，必须打碎条条框框，勉励其重建志向、视野与驰骋想象的空间。
《同舟共进》：在“有的放矢”与“对症下药”的背后，可见您作为一位史家、导师、长者与前辈的寄托遥深。如您所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舞台、责任与命运。最后，想请您为当代青年拟一则寄语。
陈平原：记得1948年吴组缃撰《敬悼佩弦先生》，提及自己的老师朱自清不是那种大气磅礴、才华横溢、让你过目不忘的“大师”，初看他的为人及作品，觉得没什么了不得，甚至有点渺小、世俗。但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副力量，不断地前进，这点让吴先生及无数后人感动不已。吴文结尾，摘抄朱自清26岁时所作长诗《毁灭》的末段：“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正因此“笃定”与“平淡”，成就了朱自清日后的辉煌——谨以朱诗和吴文，与青年朋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