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锡刚
1980年代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诗歌卷，刻意摒弃作者创作于“文革”期间而在前已结集出版的一部分作品，甚至连“文革”前的一些作品亦未能幸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重到晋祠》，其首句为“康公左手书奇字”。时隔三十余年，有研究者辑录《郭沫若全集》集外佚诗，结集出版。内中收有此诗，却未能探究当年摒弃的缘由，竟解“康公”为康有为，实则“康公”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康生——这就是当年摒弃此诗的原因所在。
郭沫若于1965年12月写作此诗以“奇字”称道，虽不无夸张的成分，但也并不太过离谱。康生于金石书法造诣甚深，陈叔通推许其为当代书法四大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沈尹默、郭沫若、齐燕铭），其来有自。借着“康公左手书奇字”的诗句，来说道郭沫若与康生的交往（档案未能解密，自然只能是浮光掠影），多少可以折射出那个革命时代的风貌。
【毛、郭诗词唱和的高级信使】
作为执掌意识形态领域大权的政要，康生在与文化人的通信中颇具雅人深致。1962年7月，康生致信红学家周汝昌，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最近郭沫若、陈叔通、张奚若、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诸公及陈毅元帅都去看了恭王府，大家都很有兴趣。据张奚老说，过去梁思成教授及林徽音（应为林徽因——引者注）女士（已故）对恭王府之建筑曾作过研究。游园时粤剧名演员红线女持一团扇（上画钱塘江大桥）请郭老题，郭老题诗一首曰：一日清闲结雅游，百年余梦觅红楼。楼前尚有湘妃竹，扇上钱塘天外流。”1962年春，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渐趋激烈之时，也正是在中共欲“挽狂澜于既倒”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康生重获毛泽东的信用，成为“中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实际主持人，乃至渐次成为掌控意识形态领域权倾一时的政要。郭沫若与康生的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交往，就从“反修”说起吧。
1961年10月，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浙江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精》。正为“反修”而殚精竭虑的毛泽东，在11月中旬写出唱和之作：“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毛泽东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和诗是驳郭老的。”环顾高层，既能在“反修”的大政方针上足以信赖，又因通晓诗赋而有共同语言的，大概非康生莫属。于是康生就成为了毛泽东的高级信使。这首和作于1962年初由康生抄示正在广州的郭沫若。拜读了毛的和作之后，郭沫若即通过康生转呈“再唱和”，改变了“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激愤，代之以“僧受折磨知悔恨”。毛泽东读到康生转呈的“再唱和”之后，于1月12日复信康生，称道“和诗好，对中间派实行统一战线就对了”。在高层的推许之下，这出绍剧迅即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在全国公映。就这样，借助一出戏，弄出了一篇“反修”的大文章。
以现已披露的材料，康生对毛、郭首度唱和仅起传达信件的作用，而一年后毛、郭再度唱和，康生的作用就不仅于此了。1963年元旦，《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满江红·元旦书怀》。康生颇为欣赏，书录全词并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推荐。毛泽东接读之后，即于元月9日写出和作，并函复康生：“一月三日信收到，大谢。郭词很好，即和一首，请郭老和你为之斧正。”轻易不向党内同志言谢的毛泽东，一破惯例。遗憾的是，世人至今无从知晓康信的内容。总体而言，郭词格调高昂，这对刚刚走出三年困难境地的国人多少是一种鼓舞。毛泽东把握时机，在此时下达了向“苏修”反攻的进军令——在此前后连续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七篇“反修”檄文。细读郭词，令康生书录并向毛泽东推荐的，更为紧要的可能是这样几句：“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历史的真实是，“反修”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为发动“文革”作舆论准备。郭沫若后来意识到《元旦书怀》的价值所在，遂改题为《领袖颂》。这真是点睛妙笔。
这年7月，康生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无果而返。毛泽东亲往机场迎接代表团。郭沫若目睹机场欢迎盛况，赋《满江红》一阕，以“天外人归”开篇，内有“半月长谈争正谊，四方公论明真相”之咏。这年9月上旬开始，中共中央陆续发表《九评》，反修”进入高潮。作为起草这些大块文章的实际主持人，康生“功不可没”。12年之后，其讣告中有“光荣的反修战士”之誉，盖源于此。郭沫若在“反修”高潮期间，写了一组《满江红》讽咏其事。《全集》虽不予收录，但世人仍可在此前出版的《沫若诗词选》中读到。
【康、郭合作诠释毛诗】
在“反修”高潮中，迎来了毛泽东的七十寿辰。1963年夏季，程潜、章士钊等民主人士发起诗会雅集，并邀陈毅、郭沫若等中共要员加入，以为毛泽东祝寿。陈毅等中共高层人士以“党内不祝寿”为由婉辞。然而此事似乎成为编辑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以为庆祝的契机。作为个人行为，朱德、董必武等中共元老均写诗“敬祝”“恭贺”。
出版《毛主席诗词》，康生自然是主持其事的最合适人选。1963年12月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在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为着体现隆重，同时出了两种版本，一是人民文学版，由郭沫若题签《毛主席诗词》，是为普及版；二是文物版，由康生题签《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集古宋版书字体排成线装本的版式（虽非珍藏版，然确能显出古色古香的气息）。文物版的“出版说明”以郭沫若手书刊印，这可以说是两人的联袂合作。
1964年元旦，《毛主席诗词》在全国各地开始发行，与此同时，将“其中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另以《诗词十首》为题，在全国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刊登，并同时配发作者的近照。郭沫若诠释《诗词十首》的第一篇文章《“百万雄师过大江”》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刊出。从此时直至当年5月末，《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连续发表郭沫若的10篇诠释文字。这些文字多处涉及康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两人的再度联袂合作。
在诠释《三打白骨精》唱和之作的篇章里，郭沫若披露由康生抄示得读毛诗的感受，并以自己的“再唱和”表达“看法是深入一层”的感受，披露毛泽东对“再唱和”的评论，为人们解读这篇“反修”文章提供了当事者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在诠释《卜算子·咏梅》的篇章里，郭沫若又一次透露康生抄示而引发自己创作咏梅词及《东风吟》的缘起。这首咏梅词，作者颇为自赏，书赠包括华罗庚、丁景唐、朱琳等在内的各界知名人士，笔者所见即不下四五种条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最能见出两人联袂合作的，要数诠释《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篇章——
我请教了康生同志，他为我画了一个简明的示意图，并作了详细的说明。原来仙人洞在佛手岩下，在牯岭的西边。洞是天然生成的，高约两丈，深广各四五丈，洞中有石建的吕祖龛，龛后有一滴泉。泉水自岩上滴下，终年不断，环以石栏，形成一小池，即名为一滴泉。康生同志有《朱履曲》一首以纪游。有序云：“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与主席、定一、伯达、乔木、田家英等同志同游仙人洞。相传此处为周颠所居，朱元璋访仙不遇之地。游罢归来，因作小令一支。”其曲文如下：
仙人洞——天开石窦，
一滴泉——地辟清湫，
绿荫深处隐红楼。
踏白云，天外走，
望长江，天际流，
这神仙到处有。
得到了康生同志的详细说明和他的绘形绘声的妙曲，我对于仙人洞本身算有了一些领会。
其实在毛泽东诗词中，这首《题仙人洞照》的绝句并没有太多的本事，词句亦较显豁。郭沫若这样写自由其心态所致。文无定法。读者多半还是喜欢有趣味性和知识性的文字。这篇诠释文字有四千多字，也还是关于仙人洞和仙人的文字更能吸引读者。至于康生和郭沫若在诠释毛诗时的合作，这倒也不失为生动的佐证。
【欲使发表毛词墨迹成为“文坛一大胜事”】
这新发表的十首诗词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反修”诗词，郭沫若的诠释自然也不脱这个时代主旋律。例如，解“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郭沫若匪夷所思地将“帝子”坐实为“现实的一体”——
我认为：这所指的就是：根据高瞻远瞩，脱离高蹈，采取高屋建瓴之势，到人群中去，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中的时代精神。说的更鞭辟近里一点，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了起来的毛主席的思想。
康生早在1958年即提出“顶峰”论，在鼓吹个人崇拜上，大概怎么说都不为过吧。1964年10月中旬，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11月上旬，藉十月革命47周年之机，中共中央倡议并派出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新领导会谈。经接触，认定苏共要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作为代表团成员，康生自诩“十下莫斯科”，并以改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志感：
百亩宫中半是苔，昙花净尽铙花开。
光头和尚归何处，前度张郎今又来。
“光头和尚”自然是指赫氏，改“刘郎”为“张郎”，盖康生本名张宗可也。康生所谓“十下”，是指自1959年1月参加苏共二十一大，至1964年11月之行，为“反修”而十次抵达莫斯科。这与“前度刘郎”藐视“种桃道士”作比，其实是拟于不伦。康生的这种做派，与其说是羞辱赫氏，莫如说是自我吹嘘。郭沫若才思敏捷，以“十下莫斯科”为上联，对出“稳坐钓鱼台”，凑成一副联语。由康生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常驻钓鱼台，故时人称之为“钓鱼台写作班子”。郭沫若亦不止一次在钓鱼台泼墨挥毫。郭沫若才华横溢，“稳坐钓鱼台”虽系熟语，但集为下联，用郭沫若的话说，确是“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康生见之，当有“甚惬吾意”之叹。看来这是郭沫若颇为自赏的神来之笔，不数日之后，又在一首题康生所作兰竹图的五言中再用此句。1965年元月，钓鱼台写作班子工作人员贾一血持康生所画兰竹图，向郭沫若夫妇求题。在所绘兰花图上，康生并书有“一血一笑”四字，落款为“三洗老人”（康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三洗堂”，自谓洗笔、洗砚、洗思想）；在所绘竹叶图上，康生并书有“一雪一粲”四字，落款为“钓鱼台人”。郭沫若的题诗书于画卷之后：
一血即一雪，爱兰兼爱竹。寒流滚滚来，香清而节直。
一笑复一粲，好画真耐看。
稳坐钓鱼台，永为人民战。
这首题写于“春节前十一日”的五言，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钓鱼台人”的推崇。在此期间，两人还有过一次合作。依惯例，《光明日报》在春节这天的头版头条，刊登由康生提供的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1964年刊登的是《采桑子·重阳》。这两首词的墨迹均得之于康生。康生当年所写的一则题记交代了缘由（原文无标点，为引者所加）：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晨八时至泽东同志寝室开会，见案头有宣纸三叠，墨迹犹新。展视之，乃泽东同志近书词稿三首。此三词所用牌调为清平乐、减字木兰花、采桑子，皆二次国内战争时所作，向未发表。今经手书，尤为珍贵，真可谓光腾万丈，笔扫千军矣。自思如能请而得之，加以装潢，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也。会议十二时毕，我乃持此三稿，向泽东同志请曰：“我甚爱此，可否惠我？”泽东接稿。熟视后说：“三词尚未定稿，先拿去看看吧。”我既获许，快甚，持之急出，顿觉中南海之晚秋景色，真“胜似春光”矣。
康生欲使毛词墨迹“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然而当年毕竟气候未臻，经由此后几年的大力“反修”，狠批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别有用心”，审时度势，已是水到渠成。由此而有1964年初在全国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刊登《诗词十首》的超规格版面安排。正是在这年春节，在康生指令下，《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采桑子·重阳》墨迹。郭沫若配合这两首毛词墨迹的发表，写了两篇诠释文字。比较起来，诠释《采桑子》虽也有以贬抑宋玉、杜甫、欧阳修为陪衬，显扬《重阳》的时代印记，但大体持论公允；诠释《清平乐》则除却考证史迹，更以书法家的眼光评论毛词墨迹，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别出心裁的文字：
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了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这确实是将毛词墨迹的发表弄成了“社会主义文坛的一大胜事”，待到1966年春节发表《沁园春·长沙》墨迹时，不但照例配有郭沫若的长达六七千字的诠释文章，而且已不限于《光明日报》，全国各大报刊均在头版刊登，且配有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的大幅照片。郭沫若关于毛词墨迹的评论，似可视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浪漫笔致，其实却是社会活动家敏感于时势的得风气之先。
【联手发起“兰亭论辩”】
以书法行家的身份，称颂毛泽东诗词墨迹是“书法的顶峰”，真是石破天惊。有意味的是，与此同时，郭沫若和康生合作发起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辩，似乎不单纯是有关书法史的学术之争。
1965年6月号《文物》杂志，发表郭作于同年3月的《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光明日报于6月10日、11日全文予以转载。文章发表之前，康生、郭沫若分别致函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宫维桢，可为两人合作提供佐证。
郭沫若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传世《兰亭序》文的作者并非王羲之，则《兰亭序》帖的书者更不可能是王羲之；他是《临河序》的作者，传世《兰亭序》乃后人在《临河序》的基础上窜入140余字而成，与王羲之思想不合；《兰亭序》帖书者为隋代智永。王羲之是公认的“书圣”，《兰亭序》又是其公认的代表作品，否定了《兰亭序》的作者，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这位“书圣”的地位。尽管郭沫若在文章中表示并不否定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承认《兰亭序》帖自有其价值，并称自己至今仍能不依帖而临出全文，但是真如他后来所形容的，“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骚动”。那么王羲之的字体究竟是怎样的呢？郭沫若称：“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就文献中作了仔细的探索。他认为‘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的。’他收集了资料五条如下。”接着，郭沫若不厌其详地开列康生提供的五则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四则史料出于《晋书·王羲之传》。郭沫若对《晋书》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加之要写这样的翻案文章，这些史料在他而言断不是什么新鲜货色。然而郭沫若似乎依然不愿掠人之美，指名道姓地告诉世人，这是出于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政要的提示。开列五则史料之后，郭沫若直接引用“康生同志的结论”：“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尽隶书的笔意（原文着重号为郭所加，郭在文中最为看重而反复涉及的就是这个结论——作者注）。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郭沫若强调：“这见解非常犀利。”这等于是以康生提供的史料来论证康生的观点。这位学术大家竟如此无所顾忌地等于为当今政要“作注”。
事情还不止于此。8月17日，康生致函郭沫若：
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地告诉了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
郭沫若即于当天致函毛并寄上8月7日所作《〈兰亭序〉和老庄思想》及12日所作《〈驳议〉的商讨》两文的清样。8月20日，毛在退回清样时致函郭：
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
这最鲜明不过地表达了毛对“兰亭论辩”的观点。后来章士钊这位以毛的老朋友自居而敢于上书的中央文史馆馆长，亦改变了视“兰亭论辩”只是百家争鸣的“论学”，纯粹是学术问题的观点，深悔上书之举，“一下子又卷进了政治漩涡”。章氏的这种遽变颇有意味，也正从一个侧面昭示学术背后的政治。以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所表露的雄视古今、睥睨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内的封建帝王的心胸，以其对书法艺术尤其是草书的酷爱，对在《兰亭序》帖上“迷信”唐太宗的陈见，是完全可能不以为然的。以康生的一贯作派，也不大可能无所依傍地标新立异，进而将这种新异通过郭沫若公之于世。这年11月7日，“兰亭论辩”已近尾声，康生在致古文字学家唐兰的信中说出真意：“以现有各种兰亭本子而论，我说本世纪以来对之评价甚低，即使能证明临本尚存王书轮廓，这也只能反映兰亭书法之姿媚而已。”“今岁已发表之兰亭文章，我读得不多，就我所见，除郭老外，大都只论兰亭之真伪，不谈书法之优劣。也许论者以为兰亭书法已有千古定论，毋庸涉及，其实真伪问题，归根到底是从评价高低而来的。避谈书法高低，只论兰亭真伪，即使引尽古籍，亦不能令人心服。兰亭书法评价，据我看并不复杂，其所以弄得神妙莫测，这恐与历代皇帝的提倡与长期的迷信宣扬大有关系”。其实，郭沫若“破除迷信”还没有大胆到否定《兰亭序》帖自身艺术价值的地步。
康生与郭沫若联手发起的“兰亭论辩”，在当时似乎不了了之（这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学界视线为之转移）。但在1973年出版的《兰亭论辩》一书的出版说明中，肯定郭文“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并进而将这场学术争鸣定位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这正是毛泽东当年对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批评。而郭沫若驳高二适崇拜唐太宗更使毛泽东有“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子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的激赏。至于说否定《兰亭序》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否定王羲之这位中国书法史上公认的“书圣”，是否与称颂毛诗墨迹乃书法之“顶峰”为一时之巧合，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郭沫若为康生写挽诗】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为的就是要戴上学术论争的面具。然而在洞明世事的郭沫若看来，这文坛泰斗和学界班头的双重桂冠招来的正是文艺界和史学界批判锋芒的双重逼拶。他除了准备检讨就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现实政治的认同和拥戴。1965年12月初，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不畏北国严寒，千里迢迢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队所在的晋东南各地参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大寨行》组诗18首便是此行的文字记录。1966年元旦，组诗以标题套红并手迹刊登在《光明日报》“东风”文艺副刊。颇堪玩味的是，组诗的编次以“康公左手书奇字”起句的七律《重到晋祠》排在开卷的位置，以五古《大寨行》压轴。考虑到组诗的冠名，以这首五古压轴算是带有画龙点睛的意味，那么《重到晋祠》并非以时间为序而置于卷首，无非是为了突出“康公”。
“文革”前夜，郭沫若一度如芒在背，向有关方面写信表示要辞职。毛泽东在听取有关方面汇报之后，表示仍应“保护郭老”，只是应当作点自我批评以便继续工作。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举行的一次常委会议上，副委员长郭沫若不失时机即席发表讲话，以痛切的言辞检讨：
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好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
我今天的话好像是表态，确实是表我的心态，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现在是，要好好向工农兵学习，还不能谈怎么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现在应该好好地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老师。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与会的副委员长康生在会后指示秘书长迅即将郭沫若的发言记录送本人核定，然后报送远在杭州的毛泽东。4月28日，《光明日报》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题，全文刊登郭沫若的这篇检讨发言。5月5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均以全文转载。如此精细周到的安排，显然表示出最高层既对这位文坛泰斗予以保护的意向，又借助其在国内外的影响进一步张大“文革”的声势。
“文革”结束后，有人斥责康生报送郭沫若的检讨发言系落井下石。这其实是因人废言（事）。以康生与郭沫若的交谊，当然更要紧的是康生对领袖意图的揣摩，则不失时机的报送也还是在帮助郭沫若过关。须知，在当年严峻的关头，并非人人得有作自我批评的机会。
在漫长的动乱岁月中，康生飞黄腾达，一直为毛泽东所信用，赫然成为第四号人物；郭沫若则迭遭丧子巨痛，以不断讴歌“文革”而力求自保。
1975年12月中旬，康生在患病多年后去世，讣告中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盖棺之辞。郭沫若对此前相继病故的陈毅、李富春、董必武等熟识的革命家未有吊挽之作，而为这位“光荣的反修战士”则写下了“文革”以来的第一首挽诗：
第五卫星同上天，光昭九有和大千。
多才多艺多能事，反帝反修反霸权。
生为人民谋福利，永扬赤帜壮山川。
神州八亿遵遗范，革命忠贞万代传。
这首挽诗当年并未公开发表，亦未见传抄。1977年9月出版的经由作者“亲自校阅”的《沫若诗词选》亦未收录，这多半是时势所致。这本诗集收录大量当年并未发表的歌颂“文革”的作品，何以对这首颂扬“光荣的反修战士”的吊挽之作付之阙如？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向康生致敬，这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墨迹》依旧沿用康生当年的题签。然而就在这年秋冬，康生在“文革”中的劣迹开始遭受清算。稍后于《沫若诗词选》出版的赵朴初的《片石集》亦收有大量吊挽之作，唯挽康生之作亦未收入。
1977年春，收藏者以康生当年所写“为人民”三字的隶书条幅求题，病疴在体的郭沫若勉力书跋，内有“余挽康老诗中偶有‘为人民’三字，今缀录于后”等语。这才使人们得能读到这首必为《郭沫若全集》摒弃的挽诗。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人总难免局限性，郭沫若为康生写挽诗，置于当年的历史情境之中，毫不为怪。为着介绍郭沫若与康生的交往，笔者征引此诗，说不上是对前人的不恭。应当正视历史，愈能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历史，便愈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