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慧南口述 周海滨整理
从1948年12月作为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被俘，到1975年12月最后一批战犯特赦，黄维的人生走过了长达27年的低谷。
在这27年里，黄维在不断地接受改造，而有一个人不断地打听黄维的消息，去了台湾又回到大陆，留在上海，一次次地看到释放的战犯，却一次次地收获失望。终于等到了黄维，她却在团聚一年之后投北京护城河自杀。这个人就是黄维的妻子，蔡若曙。
“父亲”突然出现在黄慧南面前，是在1965年。高二学生黄慧南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
“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
“我不去！”黄慧南的回答出乎教导主任的意料。35年后回忆起“父亲”的来临时，黄慧南感觉“这个人与我是不搭界的，我一点都不想去见”。
父亲被俘后，黄慧南一直与妈妈、外婆、姨妈、姨父生活在一起。她很坚决，不愿意去就是不愿意去，但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
“当时妈妈已经去了在北京的姐姐家”，黄慧南跟着姨父来到了上海锦江饭店。一见到父亲，黄慧南心平气和地喊了声“爸爸”，父亲的高兴至今让她记忆犹新。这个老人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个唯一从来没见过面的孩子，找些话题与女儿聊天，现在在哪上学、读高几、生活怎么样、以后准备学什么等。“我说，以后想学医。父亲并没有反对。”
黄慧南看到眼前的父亲，心里想“也没那么可怕”。她解释说：“本来以为爸爸的形象很狰狞，他被说成放毒气的杀人魔王。我看到他觉得这个老人挺和蔼的，不是那样的人。”
这对父女的谈话并不是在私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爸爸等一批战犯被组织到各地参观，乘专列先到杭州，然后到上海。安排与家属见面是改造的手段之一，我们聊天时还有穿便衣的陪同人员在旁边做记录。”自1956年开始，在押战犯不仅可以参加“五一”“十一”的天安门庆祝活动，还被组织外出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中山陵等。
61岁的黄维刚从杭州到上海，就兴致勃勃地向女儿讲述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对杭州的建设赞不绝口。“组织参观非常有效，他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思想开始有所转变。”后来黄维说：“国民党以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共产党做了，而且做得很好。”
“我们和父亲聊了很久，还一起吃了午饭。”但是，眼前的这个老人还是让黄慧南感到十分陌生，她甚至不关心他在上海要待几天。黄慧南这时还不知道，父亲当年离开时，她还在母亲腹中。那是1948年夏天，黄维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大女儿正在庐山避暑，突然接到命令要立即下山赶回武汉。于是黄维告别了怀有9个月身孕的妻子和三个儿女。黄维不会想到，他再次回家的路要走27年。
“徐蚌会战”的阵亡消息
在丈夫离开近半年后，蔡若曙等到的却是黄维在“徐蚌会战”中阵亡的消息。“那个时候妈妈很着急，听说爸爸战死了，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比黄慧南大十多岁的姐姐黄敏南回忆说。
黄维被俘后，国民政府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眼看事已成定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大潮汹涌，蔡若曙1948年底带着襁褓之中的小女儿黄慧南和三个并未成年的儿女去了台湾。几个月后，蔡若曙偷偷回了一次大陆。凭直觉，她不相信丈夫已死。终于，蔡若曙得知黄维没有死，而是被俘了。
从被俘的第一天开始，黄维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八十五军的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信，请各人签名，只有黄维不签。
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采访黄维：“你为什么不早些投降？”黄维把桌子一拍,大吼起来：“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这仿佛预示着改造黄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事实也是这样。黄维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初到功德林时，黄维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君子不事二主”，与管教人员坚决对立。管教人员曾撰写回忆文章说：黄维认为自己之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有回忆说，在学习中，黄维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蒋军抢夺胜利果实占领根据地时，他说国军是当时合法政府的正规军队，只要在中国的领土内，去哪里都是合法的，阻挠军队进驻就是叛乱”。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他还大肆讥讽挖苦。他对监狱睡觉不许关灯的规定也非常不满，大骂没有人性。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既有国民党战犯也有日本战犯，日本战犯享受不用劳动的优待，黄维就大骂：“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有同期战犯回忆说，在战犯管理所，黄维走路始终挺着腰杆，将军风范丝毫不失。他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要读一些指定的学习书，并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黄维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他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所以黄维在战犯和管教人员眼里是“拒绝改造”的典型。
父亲缺席第一批特赦，母亲病倒
44岁的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斗争”的时候，并不知道家人在外面急切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在这期间，蔡若曙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台湾，在香港住了一年后，回到大陆定居上海。“我妈妈的字写得很漂亮，她经常去街道、居委会帮忙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几个月之后，妈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母亲就是这样执意要回到父亲身边，执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亲回家团圆。”
在上海，虽然身为战犯家属，蔡若曙的工作还算如意。大女儿黄敏南报考复旦大学，校方报到周总理那里，也顺利获批入了学。虽然是租房子居住，但街道对这家突然来的外乡人没有敌意。黄慧南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与姐姐上大学的曲折一样，在高中入学时，她报考的复旦附中不敢收，但是握着档案又舍不得放，幸亏班主任和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北郊中学女校长朱瑞珠相助，才入了重点中学北郊中学。
8年后的1956年，蔡若曙获准与长女黄敏南一起去监狱看望丈夫。黄敏南回忆说：“觉得他（父亲）还是没变，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只是老了。父亲年轻的时候还是挺英俊、挺帅的，到那个时候他的精神状态还是保持原来的，他走路还是挺着腰杆，但是他很衰弱。在那种场合下，我当时很想哭，但是他是战犯，所以我觉得我又应该站稳立场，我就劝他要好好改造，我妈妈也主要是劝他好好改造，就是说你为家里人想想，你也应该有所变化，那不一定是说违心之言，但是你起码应该有个接受的态度，他根本就不接受。”
蔡若曙还带去了黄维从未见过的小女儿的照片。对蔡若曙和女儿的劝解，黄维始终不接受，“但是那张照片被父亲放在了上衣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始终珍藏着。那时我9岁，妈妈突然带我去照相馆照相，我不知道是为了送给父亲。”
果然，父亲要释放回家的事终于有眉目了。“北京的有关部门通知我姐姐和姨妈，上海这边有关部门通知我妈妈，都说准备迎接父亲回家，要我们家人注意听广播，但真的等到广播时，没有听到。”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获释。名单里没有黄维的名字。
巨大的希望突然幻灭，蔡若曙万念俱灰。长达11年的等待一切成空。一天下班后，蔡若曙带着大量的安眠药来到图书馆书库，她想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前来查阅资料的同事发现了吞下安眠药的蔡若曙，紧急送往医院后，才挽回了生命。
“妈妈是个善良、热情、要强上进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紧张，长期处于压抑中，那时候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妈妈的希望彻底被毁灭了，就这样得了精神病。”蔡若曙出现幻听、失眠等症状，无法继续工作。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不足10年后，蔡若曙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下去，“我非常感恩上海图书馆，是上海图书馆给我母亲办的退休，虽然退休金很微薄，但每个月有得发，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妈妈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药，这个待遇对她太重要了。”
若干年后，黄家姐妹了解到，“父亲本应在第一批被释放的内定名单里，但由于父亲顽固，认罪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不同意释放他。”
在监狱里，正潜心研究“永动机”的黄维对于家中所发生的这些变故毫不知情。在抚顺，黄维终于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但是，“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并不能像设想的那样无止境地转动下去。
当父亲在抚顺改造的时候，黄慧南也来到了东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是老三届，高中毕业后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离开了上海，去了吉林延边的农村插队……1966年，母亲住在清华大学的姐姐家，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被侮辱、被批斗、被押回原籍，回到上海后的好些天，每天去居委会早请示晚汇报。居委会干部说，你来干什么，你又不是黑五类分子，就让她回去了。”“妈妈与爸爸也失去了联系，我们不知道他去了抚顺，直到林彪事件后，有关部门找到我母亲，了解全家人的情况，并告诉了父亲在抚顺的地址，父母亲才恢复了联系。”
若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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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
1973年1月29日
“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好，我爸爸在每封给妈妈的信中都要提到我，问我的病情，他舍不得我外婆和我妈妈寄给他的钱，反而寄出来给我妈妈，说给我治病用，大概有200多元吧。”
与父亲同在东北的黄慧南，想趁就近的机会去看看他。“比如，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去抚顺停留下，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没能攒够路费。”
1972年开始，黄维与家人的通信又多了起来。他和家人都没想到的是，告别改造、离全家人团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父亲回家了，母亲却意外去世
1975年3月21日，来自沈阳的12次特快列车停靠在北京站。黄维回到了阔别7年的北京，与他同车抵达的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这一年，黄维71岁。
“我母亲早已在上海统战部领导的陪同下到了北京，分离了27年，父母亲终于相会于前门饭店。”得到消息的黄慧南赶到了父亲所住的饭店，“爸爸对我一直有歉意，他住的是一个大套间，他要工作人员在那里放张床，要我住在那。
后来因为父亲在北京工作了，我们就把家搬到北京来了。”最初，黄维并未想定居北京，提出带着老妻回江西贵溪老家安度晚年，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享受政协委员待遇，并对黄维格外照顾，每月工资200元。
黄慧南说：“爸爸刚出来那一段时间，真的是特别得意，因为妈妈这么等他，很少有的，前前后后特赦出来这么多人，没有一家是这样的，巴巴地等了27年。好多都是要不离了，要不改嫁，有的人还被拒之门外，所以我爸爸很自豪妈妈这么等他。”
对蔡若曙来说，这么多年的等待，太不容易了，在一批批的战犯特赦名单上没有黄维的名字之后，她已经彻底绝望了。“我妈妈这二三十年都是靠药物，大量吃药已成天昏昏沉沉的，幻听、幻觉、幻视都会有。”她担心丈夫说错话，一旦丈夫在会上发言她就紧张，“她就神经老紧绷着，晚一点到家她也要紧张，怕他要出什么问题了。”
让一家人没想到的是，出问题的却是执着的蔡若曙。1976年春，72岁的黄维发现午睡的妻子不知去向。那一天，蔡若曙偷偷离开了家，向离家不远的护城河走去……“我爸听说后，他不会游泳，直接就冲了下去，自己也被淹了。大家把他救了上来，结果就重病了一场。”在和丈夫仅仅重聚一年后，她选择了以这种极具悲情的方式告别人世，让人为之心酸落泪。在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她一个人用孤独来坚守和等待人生的完整，当历经磨难换来希望时，却选择了告别。无论是守候和告别，都需要巨大的勇气，而蔡若曙就是这样一个非凡而令人惋惜的女性。
特赦后的黄维专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在黄慧南的眼里，父亲是一个认真、耿直的人。政协文史资料里有一篇文章认为“邓演达是陈诚告密害死的”，黄维看到后非常气愤。“父亲写文章反驳了这个说法。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他为此花了得有小半年时间，到处查资料核实，访问亲历者。他平时是不会主动联系人的，可为这事走访了不少人，用事实说明邓演达不是陈诚告密害死的。”
黄维的“较真”还流传着一个故事：1980年代初，要出一本以国军观点看淮海战役的书，找到当时的高级指挥官黄维。黄维说要以国军的观点来写，书名中就不能叫“淮海战役”，而应叫“徐蚌会战”。当黄维得知建议未被采纳时，拒绝动笔。最终，书名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台湾称徐蚌会战。”
为和平统一事业奔劳
1989年初，台湾方面通过民间渠道邀请黄维去台湾访问。黄维列出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同时，他还要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另外，他还要面谒师母宋美龄以及陈诚的夫人谭祥。
自台湾开放探亲以来，黄维致力于沟通两岸联系，曾多次对故旧谈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清明，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的。”
一些文章在提及“黄维之死”时总是会千篇一律地有同样一句话：“由于过于兴奋在出发前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然后由此延伸出“为何黄维至死要去台湾”。
在黄慧南的记忆里，父亲去台湾准备了有大半年，两边都要办手续，他不是突然接到消息通知他去的。而父亲的心脏病发作是在“两会”期间，并不是在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
1989年1月，黄维从香港回来，“此前他已去过几次香港，会老朋友，参加交流活动。他从心里盼望两岸和解，忘记了自己年老体衰，风尘仆仆三次到香港与故旧会面，为两岸关系和解工作、为和平统一奔走呼喊”。
“父亲的病与劳累有关系。刚从香港回来，又要搬家，虽然是搬到路对面，但是收拾起来也很费气力。”黄慧南回忆说，“他病发突然，当时正要开‘两会’，他一直很认真地准备参会提案。那天，父亲去‘两会’现场报到之后感到身体不适，就去看病，到协和医院后就被留下来强制住院了。”
第二天早晨，黄慧南突然接到政协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这一天是1989年3月20日。
黄维的去世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引起不同的解读。“有人说，在去台湾前夕，他怎么突然就去世了？然后展开联想。其实，爸爸的去世就是心脏病突发。这两三年来，他太劳累、太辛苦了，他抓紧时间做着他觉得该做的事情。”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2010年9月29日，黄维平静而显苍老的话语从一台老式卡带录音机里传了出来。这是1980年代国际台录制的对台广播，音色未变，斯人已去。
当年，黄维向家人提及，台湾方面许诺去台湾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薪水，“虽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老先生（黄维）不愿意，他不想负任何一方，去台湾是为了两岸和解，就是为了会见故旧，为了和平统一献出绵薄之力。他说，蒋某人对我有知遇之恩，陈诚对我恩重如山，共产党待我不薄，第三地我是不会去的。”说这话的黄维，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至死没有改造好”。
晚年的黄维曾说：“我这个人思想转变比较慢，其原因就是我得看事实，没有事实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在黄慧南记忆中最深刻的场景是“爸爸总趴在桌子上看啊、写啊、划啊，而我总帮他抄写，因为他岁数大了，写字手会抖，他写完了就让我抄下来，然后交上去。爸爸做什么事都那么认真执着，又没有人逼他”。
在家人眼里，黄维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父亲很重感情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大病了一场，没办法去参加遗体告别。”黄维女婿回忆说，“我去拿他给母亲写的挽联，他写的是‘若曙难妻，黄维敬挽’，我怕别人误会‘难’字，建议父亲改，父亲落泪了。”
“在改造后期，父亲与战犯管理所的领导感情也很深。”黄维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时曾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有一次黄维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出不住宾馆，要在当年关押的牢房２号监室住一晚上。
“父亲很爱士兵，抗战期间任第54军军长，他让士兵种菜、养猪。他还曾因为爱兵而被以吃空饷的名义遭到排挤。”1941年，黄维在防区内组织官兵垦荒种菜，养鸡养猪，并要求部队帮助农民兴修水利和道路，定期进行助耕助收，从而使官兵伙食大为改善。54军所属的第9集团军司令关麟征指控他“吃空饷”，而要罢免黄维。“父亲发现军粮供应的质量太差，不是发了霉就是掺了砂石，父亲‘吃空饷’也是确有其事，他给士兵增加口粮，也是出于爱兵的考虑吧。”随后，黄维被调离，他从昆明偕妻子儿女回到故乡江西贵溪，而54军将士一时哗然，据说士兵将机枪摆在军部门口，继任军长不敢上任。
黄维念念不忘的是淞沪会战的罗店战场。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组团到上海、苏州等地考察，黄维是团里唯一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途经上海第二天，黄维提出一个要求：“我要去罗店看一看，在视察团休息的那一天，给我派辆车，有一个领路人，我一个人单独过去。”
“父亲的要求让政协考察团的领导很紧张，团长说要研究研究，同意或不同意都觉得不太好，不知道他一个人干什么，会发生什么。”黄维很恼火，说：“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在那里负伤流血，我忘不掉那些长眠在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官兵，常常做梦重现那些壮烈的场景……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是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汪东林《十年风暴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在罗店，黄维转了又转。甫时，黄维中断在德国为期一年的军事学习计划，在淞沪会战爆发时应召紧急回国，赴任第十八军第67师师长。那是一场惨烈的攻坚战，苦守一周，三个团长一死两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这一战是黄维的成名之战，黄维忠勇之名远扬。但也有人指责说黄维指挥死板僵硬。
黄维曾和家人聊起这一仗。“老人家（黄维）当时仗打得很苦，当时战况惨烈，飞机轰炸、黄浦江上军舰轰炸，他说‘大炮一轰炸下来，轰轰的，有的士兵都炸聋了，指挥都听不见’。挖战壕时，上海那个地方，挖半人深就有地下水。战壕里灌满了水，战士和军官都站在水里，水里有蚂蟥，蚂蟥爬到腿上往肉里钻、吸血。”尽管战事恶劣，但黄维亲临前线。“一般军官能晚上前沿阵地就晚上，但黄维不仅在前沿阵地查看地形，还在战斗间隙教士兵正确的射击姿势等。一些士兵一抬头就中枪了，伤亡太大”。
晚年的黄维有一个愿望，希望“国军”抗战能够被承认。黄维说，“抗战不分国共”，不能否认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同样，黄维的朋友也“不分国共”，他不回避与共产党早期革命者方志敏的友谊。1977年10月，黄维参加完国庆28周年观礼后，黄慧南陪父亲南下参观考察。在参观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时，“有个烈士名册，在玻璃柜里锁着，他看第一页有他同学，就要求管理员开开拿出来看下。他翻了几下有好几个都是他同学，其中就有方志敏”。黄维说：“我要去参拜方志敏烈士墓。”那天，在方志敏墓前，黄维伫立在墓碑前良久。
即便经过27年的改造，黄维也没有对蒋介石进行过大批判。黄维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国民党内部坏人不少，但有两个人我是不骂的，一是蒋介石，二是陈诚。为什么？蒋介石是我的校长，最高长官。陈诚对我恩重如山，没有陈诚的重用，我提升得没那么快。
黄维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人耿直，尊重感情，个性刚强，生活俭朴，为人称道”，全国政协评价黄维生平时说。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