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六六”教师节
1930年6月6日，南京的一群教师举行了中华民国第一次教师节庆祝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师节的诞生。这次活动与其说是庆祝大会，倒不如说是一场自救会。当时的教师收入微薄，学校还经常欠发薪水。而且当时政局动荡，教师们常常要面临校长更换、党派倾轧等状况。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300多名中小学教师自发聚集在一起，他们推举了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邰爽秋担任主席，并发表了一份宣言。教师们在宣言中说道：“同人等深觉中国今日之教育人员，期所负责任之重，而社会责备至严；然其生活至不稳定，地位至不稳固，而复缺乏修养之机会，在在足以影响其事业，使不克尽其责任，此固教育人员之切身痛苦，抑亦全社会之重大损失也！”教师们向当时的政府提出了三点要求：改良教师生活待遇、保障教师地位稳固、增进教师专业修养。
教师们把节日定在6月6日，是因为6月已经接近学期末，发起人认为这是向政府提出建言的好时机，因为如果有改良的方案，可以赶在下一个学期实行。而且“六六”教师节的日期容易记住，可以“便于号召”。“六六”教师节在南京发起之后，很快得到其他地方的响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自己的庆祝大会。
然而，民间自发的“六六”教师节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响应。相反，国民政府在1934年推出“孔子诞辰纪念宣传大纲”，到1939年，就正式将孔子诞辰定为教师节。
“六六”教师节的社会运动以失败告终，当时就有人在报纸上哀叹：“我们今天与其说是纪念‘教师节’，不如说是纪念‘教师劫’，还较为切题些。”
慈禧主战，光绪主和
甲午战争中，清军在海战和陆战中节节败退。1894年底，日本占领旅顺后，向清廷发话，表示可以和谈。两名清廷代表准备赴日。使者启程之时，慈禧送去一道谕旨，庄重地“用黄纸书之”，吩咐使者：“如日本所请于国体有碍，及中国力所不逮者，皆不许擅许。”
两名使者到达日本时，正值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卫失守，北洋水师至此完全覆灭。东京不接受两名和谈代表，要求李鸿章来。慈禧意识到和谈不会有可接受的结果，于是召见军机大臣，说日本“势难迁就”，应该“撤使归国”，意思是与日本再战。恭亲王“嗫嚅委婉”地劝慰慈禧“不可决绝”，可慈禧坚持要打。慈禧以自己的名义下了一道谕令，要求众将士“各矢天良，力图振作。果能奋勇争先，杀贼立功，必有不次之赏。”
然而光绪和其他军机大臣都不想再战，宁愿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慈禧最终同意派李鸿章去日本，但是坚决反对在割地的条件下和谈。
清廷得知了日本的和谈条件，除了索要巨款，还要辽东半岛和台湾。慈禧对光绪说：“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当然，慈禧也没有退敌妙计，有的只是决绝的意志和胆量。伊藤博文发出最后通牒，不答应条件就派十万日兵直取北京。光绪一想到要逃亡，就“声泪并发”，让帝师翁同龢“流汗战栗，罔知所措”。一贯主和的光绪下令马上接受日本的条件。1894年4月17日，李鸿章和伊藤签订了《马关条约》。
让民国大师头疼的体育课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有“文武并重”的传统，对学生的学业和体育同样注重，在各种体育项目上称霸华北。但是，对于许多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学者而言，体育课曾让他们头疼不已。
何兆武在西南联大时，因阑尾炎手术可以免修体育半年，他却故意休了一年。校长梅贻琦请他和体育教师马约翰商量，何兆武本希望马约翰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马约翰却答道：“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吴宓是大教授了，当年跳远不及格，就没有让他毕业，又蹲了一年。”讨价还价之后，何兆武才得以缴交体育报告的形式作为补课成绩。
吴宓刚进入清华大学求学时，学校对体育还不太注重，他在1911年6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至体操，则以教习未至，故终一学期而未上班也。”第二学期开始，学校就日益重视体育，将体育列为必修课，专聘了美国体操教练。教务长张伯苓向师生演说，声明本学期将制定操衣，修习体操，学生每日下午皆须至操场运动一小时。吴宓在8月15日的日记中惶恐地写道：“为余体魄素弱，幼而病废，宏道则数年已勉强混过，以后于体育一道恐不免大为作难，令人忧虑不释也。”体操训练极为严格，稍不符标准就会遭到记过处分，吴宓就因为“微笑”被记过两次。他在日记中表达不满，还数次批评学校重视体操是怠荒功课、本末倒置。一旦因下雪暂停体操，吴宓就庆幸不已。
梁实秋比吴宓晚几年进入清华大学，那时体育已经是清华大学注重的项目了。学校规定了五项体育测验，要达标才能遣送国外游学，这对不谙运动的学生无疑是严苛的挑战。梁实秋对游泳一窍不通，在校期间从未下过水，第一次测验还要人在旁撑竿救援，最后仍然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梁实秋沉到池底后又连泳带爬地游过，才勉强及格。社会学家吴文藻在游泳测验时也是第一次不及格，补考才勉强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