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国涌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两种力量在拉锯。一种是破坏力，历史上，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由破坏力在推动的，如改朝换代时的战争与暴力。民国史上也充满了动荡、战争，民国史上有很多很有权势的军阀、土匪、流氓，我给这些人一个定位，叫“破坏力”。
另一种力量是“建设力”，它不指向政治，只是在个体或社会的层面，致力于建设性的事情，包括乡村建设、教书育人、法律、实业等。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和风细雨，而不是雷霆霹雳的。
建设力一直是中国最缺乏的。建设力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的建设力，一种是团体的建设力。何谓个人的建设力？爱因斯坦1930年在《我的世界观》中说，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个人在爱因斯坦的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地位。每个人都能发挥建设力，然而，作为个体生命，当进入社会，由于环境的压力等，建设力就被削减了。
中国没有宗教，很多人拜菩萨都是祈求升官发财这样的个人利益，这不算信仰。西方人因为宗教信仰，形成了教会，然后就有团体生活，民间大量的团体、组织就形成了团体的建设力。
今天，我想回望的是民国史上那些曾经发挥了建设力的个人和团体。
知识分子致力于建设
《新月》杂志是由徐志摩、胡适等人创办的文学杂志，它不只发表文学作品，也发表很多时政批评文章，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进行非常尖锐的批判。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刚一年多，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最缺的是人权，所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发表了很多吁求人权的文章，如罗隆基提出的“三十五条人权”。他们的文章虽然是以批判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建设力。
民国时许多知识分子从事乡村建设，梁漱溟、晏阳初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山东邹平县，晏阳初从1926年到1937年在河北定县从事了年的乡村建设，非常有效果。晏阳初就读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当时跟他一起到定县做乡村建设的是一批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有康奈尔大学的农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等。梁漱溟和晏阳初走的路线不太一样，梁漱溟是在中国土生土长，出任过北大讲师，之后转向了乡村建设，而晏阳初那批人都是洋博士，是一批受了最好教育的人，他们在定县的时间更长，给农民带来了很多新鲜事物。这些人无论是在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动荡的时局下，通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这样的社会团体去奉献自己的人生，发挥自己的建设力。在一个革命成为潮流的时代，他们选择了一条与革命不同的建设性道路。
张謇是甲午战争那一年慈禧钦点的状元，但他一生最主要的功绩不是做官，而是办实业。他是东南亚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他办的纺织企业大生集团曾是中国最大的企业。而且他追求的不仅是财富，还有社会理想。张謇在江苏南通搞地方自治，编了一本书叫《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因为张謇的建设，南通成了梁启超所说的“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成了建筑学家吴良镛所说的“近代中国第一城”，梅兰芳一次又一次到南通演戏，跟张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袁世凯知道南通的地方自治是中国做得最好的，想把南通自治作为样板推广到全国。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县，因为一个有建设力的人，就成了当时令世人瞩目的地方。
独立团体担负民族重责
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父亲聂缉椝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1919年，在五四运动浪潮中，聂云台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穆藕初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留学获得工科硕士学位，回国创办企业成功的人。穆藕初创办纺织企业，是上海总商会的会董。上海总商会不是富人俱乐部，而是企业家聚集在一起，对国家大事发表看法，并且影响社会的团体。上海总商会对公共事务影响很大，从1902年到1929年一直是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这些富人聚在一起，不是吃喝玩乐，而是讨论国家大事。他们发挥的就是团体建设力。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攻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战争中上海并没有瘫痪，没有失去秩序。上海报业大王史量才等人迅速站出来，成立了独立的民间社团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维持了十九路军的后勤保障。他们每天给前线送粮食，送物资，建立伤兵医院，照顾伤兵，以及负责募捐、宣传、维持治安等事务，一切事情都做得非常有秩序。当时的企业家，通过建立独立团体，按照自己的意愿发挥建设力。
卢作孚曾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企业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他永远都穿着布衣，剃着小光头，唯一一次穿西装留头发是去美国访问。晏阳初说他平时的穿着不符合交往礼仪，他才穿了一次西装。抗日战争中的宜昌大撤退，就是由民生公司组织的。1938年秋天，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国民政府决定把留在湖北宜昌的大量设备和物资抢运到重庆。如果抢运不及时，等日本人来了，这些东西就会落入敌手。这批物资极为重要，要支撑漫长的抗日战争。任务最后交给了卢作孚，卢作孚利用民生公司的船，成功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创造了奇迹。一家企业也是一个经济团体，在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可以发挥如此大的力量，是难以想象的。一个企业家，一家企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有时能够发挥比政府更大的力量。
影响深远的商务印书馆
一个社会的健康，不仅取决于独立的个人，还取决于民间存在的大量具有独立性的社团。他们可以对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对社会的不公平发出声音，而且声音不会遭到压制。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就是一个能够独立发声的社会团体。
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曾是中国出版业的航空母舰。在它的鼎盛时期，在海内外拥有36家分馆，一千多个网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家出版社达到那样的规模。商务印书馆在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创举，就是王云五担任总经理时，出版了一套“万有文库”。那时候很多中国人都读过“万有文库”里的书，受益于这套书。这是一套百科全书式的丛书，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学科，从1929年到1937年共出版了四千册。它原来的目标是出版一万册，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了。但是四千册一套的丛书，仍是中国出版史上最大型的丛书。1930年，王云五访问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来赞美商务印书馆，题目是“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多少年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留下的这些书，仍然具有生命力。
“万有文库”中有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是1930年出版的。这本书是一本小册子，很薄，只有一百多页，但内容非常丰富，讲述了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中国这些国家追求民权的历史，特别是讲日本走过的那条曲折的民权运动的道路，比其他很多书都讲得清楚。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走的道路，对中国是有参照意义的。在这本书出版了将近30年后，被北京大学的一个女学生林昭看到了，她很激动，十分喜爱。后来林昭被抓进监狱，这本书就被没收了。在狱中，林昭在起诉书的批注中两次提出，她还要看这本书，如果这本书不是罪证的话，就应该还给她。林昭的民权思想有从这本书里得到的启发。一本书在出版几十年后被某个读者看到，仍然可以发挥影响，书本的影响力是可以穿越时间的。
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四年级国语教科书有一篇课文，题目叫“国王和牧童的问答”。有一天，国王在路上遇见了一个牧童，国王的仪仗队叫牧童让路，牧童不让。牧童说这路是公共的，您可以走我也可以走，为什么非得让您呢。国王很生气地说，明天你到王宫里来，我有三个问题要问你，如果你回答得不错，我就把王位让给你，如果回答不出，我就要治你一个犯上的罪。第二天牧童就到了宫里，国王问第一个问题，什么东西最深？牧童回答，人的欲念最深，从没有满足的时候。第二个问题，什么东西最快？牧童回答，人的思想最快，一刻千变。第三个问题，什么事最快乐？牧童回答，求快乐先要心安，凡是行善的人，没有不心安的，因此行善最快乐。国王说你回答得都很不错，我把王位让给你。牧童连忙说，我不要！
这样的故事出现在1922年编的小学课本里面，最好地诠释和回答了“什么是人”这个问题。人就是牧童这样的人，也是国王这样的人。这篇文章最让我震撼的，不是牧童智慧的回答。因为人的聪明智慧终究是有限的，回答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个聪明人而已。但是他最后的拒绝，才真正道出了人的尊严、体面，面对权势的诱惑时可以断然拒绝。如果说前面他面对权势时的不卑不亢，很多人还可以做到，那么最后面对权势的诱惑时能够拒绝，就更难了。牧童才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商务印书馆的编者以此诠释了“人”的内涵。
民国时，小学生在小学毕业前要读的一篇课文叫《大国民》。从晚清以来，在商务印书馆不同版本的许多小学国文课本中，最后一篇课文都是《大国民》。“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豪侈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斯之谓大国民。”这样把“人”的内涵发展到“国民”的概念。商务印书馆通过这些教科书，潜移默化地告诉孩子们，怎样成为人，怎样成为大国民。1917年，也就是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的一年，小学生拿到了一本教科书，叫《公民须知》，里面讲述了“自由”等现代理念。我第一次看到这本教材时很感慨，它清楚明白地阐述了公民的权利、自由，用词非常细腻、紧凑、简约，解释得很全面。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
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历史，尤其是看晚清之后的50年，在那期间，允许民间出版社自己编课本，大量不同版本的教科书进行竞争、较量。那个时代的商业领域，企业家不仅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关心公共事务，做公益的事情。那个时代过去了，今天回过头看历史，我们会思考一些问题。社会需要健康，个体需要健康，就要从破坏力的轨道转回到建设力。建设力是什么？就是低调的理想主义，不追求天上掉馅饼，不追求一步登天；建设力就是脚踏实地，追求一个更好的社会，不追求完美，只追求更美，不是为了一个完美社会，而是为一个不完美社会而努力，不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一个美好的今天；建设力就是可以让每个人不流血地追求理想，活得更好、更健康、更丰富，建设力是关乎活人的，是不流血地完成革命，完成和平更新。
（作者系文史学者、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