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
文│张心阳
2015年11月底召开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国内舆论为之聚焦，国际舆论也穷追不舍。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对军队的改革可谓期待已久，如今总算见分晓；另一方面，改革力度之大为许多人始料未及，颇有耳目一新之感。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尖锐复杂，外部力量干预频繁，战争几乎随时可能发生的背景下，人们对作为维护国家安全重要力量的人民军队能否有效履行使命倍加关注。
军队改革呼声已久
这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被列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重要内容，要求通过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领导管理体制问题，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革；同时，要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依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加快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等等。军队改革从来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保密性要求，这次军队改革直接把国防和军队改革列入国家改革大政方略，并对外公布，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未曾有过。
这轮改革的全面实施，在时间上正好与“十三五”规划相契合，无疑也必将成为“十三五”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要加强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到2020年，基本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任务，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这些建议表达了党中央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决心意志及目标要求，但对军队自身和社会来说，对改革的期待和呼吁还要久远得多。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际，人们惊讶地发现，信息化战争时代到来了。在海湾战争中，美军投入了积蓄多年的高科技装备，以绝对的制空、制海和制电磁等技术优势，采取立体作战手段，仅以100多个小时就完成了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作战行动。这不仅是信息化作战的里程碑，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军事大国敲响了一记警钟：要想赢得未来战争，军队必须改革，全力向信息化迈进。
军队改革的焦点所在
随我军改革而起的关注点还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减少指挥层级。多年来，我军延续的始终是半机械化军队作战指挥体制，层级有军委、军区、集团军、师（旅）、团、营、连等。如此之多的指挥层级，不说作战指挥是多么不灵便，就连管理也要消耗大量人力精力。为此，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舆论认为，务必撤销大区级机关，撤销集团军和团等层次。
二是给非主战部队“消肿”。这主要是针对省军区、军分区等地方部队，这些部队既是作战动员力量，也是预备力量，在全民皆兵时代，无疑是大有必要的。但在信息化战争时代，这种观念还成不成立，这种编制还需不需要便成了一个问题。为此，有建议认为，将省军区、军分区划归地方，成立由国防部和地方党委领导的国防动员厅（局）。上世纪80年代亦曾一度试行将省军区管辖的人武部交地方管理，让所属人员全部脱军装。可是很快发现，有不少人工作消极，征集兵员质量明显下降，后又不得不将人武部收回，地方部队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级别和较大的编制。
三是裁减军事院校和文艺团体等非作战单位。新中国成立后，军事院校的发展对于提升我军成员素质功不可没，而文艺团体对于丰富军营文化生活和发展军事文化也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军事院校遍地开花，每个军兵种、部门、机构都各管一批院校，确实是既占据大量编制，也不能保证相应的教学质量，为此院校裁裁并并、转转扩扩，几个来回倒腾，虽然军队院校数量有所下降，但总体规模依然庞大，教育层次不高、质量不精的问题依然存在。包括体育在内的部队文工团体主要兴盛于上世纪80年代，那一时期，无论是全国性文艺比赛，还是体育竞技，都能看到部队相关团体的身影。有不少还参加商业性演出，远离了服务于部队的功能初衷。因各方对此有强烈反应，文艺、体育团体规模得到一定的压缩，但其队伍过大、人员定级定衔过高的问题，一直为广大民众所诟病。
如果以世界信息化军队建设要求为参照，我军的这轮改革还不能说是抢在第一时间节点，而是由问题倒逼产生的。科索沃战争时，我们完全应该从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警醒过来，从而进入一场以信息化建设为目标的新军事革命。倘若如此，如今的中国军队或许已是一支战斗力完全不一样的军队。这轮改革，应该说是抓住了世界新军事革命给中国军队留下的仅剩的机遇，也就是习近平主席在军队讲话中强调的，“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就能乘势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和军队高层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革命性的变革迫在眉睫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先后进行了十次规模较大的改革，每一次几乎都是裁减员额、撤并降改一些单位等，动动“棋子”，而这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动的则是“棋盘”，它不只是裁减一些人数，重要的是动体系结构，动指挥体制，动权力管控，动政策制度，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军事领域未有的大变局。
在体系结构上，我军一直是以陆军为主战的战区体制。这在尚未出现信息化，连机械化程度也很低的情况下，相对合理。二战时期，无论是美军还是苏军，几乎都是这种格局。但置于信息化时代，这种模式显然落伍了，信息化作战主要是模块化、立体式作战，不只是地域、距离不是问题，就是过去大陆军也并非成为首要。这种作战方式是将陆、海、空、箭、天、网等所有作战要素汇集起来，组成一个个作战单元。它是一种作战全要素运行，以最大的集束力量对对手实施打击。因此，这种体系结构的变革，就是要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
从新构建的这一格局和体系中，我们不难看到，大陆军的构架已经完全消除了，它处在与海、空、箭等部队完全平等的位置。由此所决定，过去海、空军只作为陆军配属的作战方法也随之消失。它在未来战争中，将根据不同任务决定谁将是作战主力。比如敌人的主力来自于海面，其负责这一作战方向的战区也许就会以海、空军等作为主战部队，陆军仅仅作为配属或机动力量。只有建立这样的作战机制体制，才能与信息化作战要求相适应。
既然是模块化作战，那么战时军事力量的形成必然是组装式，就像组装成一台机器人一样，需要什么样的零部件，就调取什么样的零部件。许多人都听说过一门新的军事学科或技能——“兵棋推演”，它就是随着信息化战争应运而生的。对一场战争或一场战斗的打法，已不再是当年的“见机行事”或“灵活机动”，像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追我跑等，而是依据战争对手、战争性质、战争地域、我军能力等要素，通过计算机对这场战争进行推演，最后预置一个最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这场战争或战斗的脚本，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样，作战的各要素是否过硬，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必须将过去的训战一体模式转变为训战分离模式，也就是部队怎么建、怎么训、怎么管，由军种负责，至于仗怎么个打法、由谁主打、打到什么程度，则由战区负责。一旦战争在哪个方向发生，则由该战区对作战要素进行有机组装。当然，这并不排除其他方向作战力量对该方向的支援。
对于权力管控，这轮改革重要的是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地将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通过改革，实行军委“多部制”，撤销原有的“大部制”，即过去权力相对过大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全部撤销降级，转变为军委的职能部门和办事机构，其下属不再或很少有部、分队以及管辖的院校。这样不仅使机关大大消肿、裁减大批员额，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权力滥用问题，同时减少了政出多门、令出多头现象，必将削减大量的付诸基层的毫无意义的工作。
把权力集中于最高领导指挥层，其实也是世界军事强国的普遍做法。美军的国防部不仅具有最高的军事领导权、指挥权，而且享有信息权、情报权、人事权、巡视权等各项权力。俄军通过推进“新面貌”军事改革，军事指挥权更多地集中在总统手中。军事领导和指挥权的集中，最根本的还是出于信息化战争的需要。信息化战争决策必须快捷果决，绝不允许婆婆妈妈、拖泥带水。这正如有关专家所说的，权力适当集中，是出于应对突发战争的需要。也如加拿大军事期刊《汉和防务评论》所说的，改革必须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就是减少中间环节，使之向扁平化发展。前些年就发过这样的事情，一架外军飞机误入中国领空，如何处置这架飞机？各级请示尚未到达最高层决策，这架飞机早已飞离中国领空在自己的机场着落了。这样的指挥体制显然是无法应对现代战争的。
加强权力管控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组建了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三个部门，即军委纪委、审计署、政法委。这三个部门分别对下派出机构和人员，形成既垂直领导，又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权力监督网络。有人说，军队虽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往往是腐败高发区，全世界军队都不例外。之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各级权力又高度集中，同级、下级和外界都难以监督。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案件就是典型。因此，十分需要建立一个有力而有效的监督体系和机制。过去，军委也有纪委，但只属于总政治部下面的一个机构，其级别显然过低，权力明显过小，很难有效行使权力。
这三个权力监督部门成立后，军内一旦发生腐败或相关问题，处理的过程就会改为：纪委先介入调查，随后是审计部门进行审计，接下来是通过政法委所管辖的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调查、控诉、审结。个个参与，层层介入，连轴转，轮番挖。部队训练、战备、执勤等工作是高度紧张的，一旦发生这类问题，势必弄得应接不暇、焦头烂额、灰头土脸。因此，人们注意到，在这样一个机制体制下，基层部队是出不起问题的，必须高度谨慎和小心。
这轮改革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就是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健全完善文职人员制度以及完善兵役制度、士官制度、退役军人安置制度，改革配套政策等。
军官职业化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并在110多个国家实行。近几十年来，我国军队干部常为转业到地方工作而纠结，地方政府部门为安置军转干部而烦恼，甚至为此闹出了军地矛盾，引发官司。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实行军官职业化。换句话说，一旦实行职业化，军转问题和矛盾会迎刃而解，可谓军人“只为备战打仗操心，不为置业安置伤心”。当然，这仅仅是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这一制度有利于军官职位分类精细化、发展前景透明化、培养使用专业化以及管理保障规范化。作为个体来说，军官将能更好地以国防和军队事业为唯一职业，更加注重自身对履行职责所需要的专业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不再为后路忧心焦虑，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军官职业化无疑意味着将改变过去各级任职的年龄界限，会出现年轻同志任高职，年龄稍大任低职的情况。因此，在等级认定和听从命令上，军衔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未来军队建设，文职人员无疑会占有更大的比例。随着军队建设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直面战场的毕竟是一部分武装人员，大量工作可由文员来完成。这不仅有利于减少武装力量的员额，也有利于压缩军事经费。我们讲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军队扩大文员比例，也是军民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任务艰难而艰巨
2016年元旦的前一天，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接受了军委习主席的授旗并正式挂牌，开始履行各自的职能使命。这离“9·3”大阅兵宣布裁军30万仅两个多月，离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还不到40天，其行动之快，效率之高，可见一斑。
毫无疑问，我们也要看到改革的艰巨性和面临的新问题。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高层领率机关和高级干部要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促改革、尽职责，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改革决策部署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既是提要求，也是敲警钟。改革既是推动发展，也是利益调整。军队改革不可避免地要“动一些人的奶酪”，因为要“动奶酪”，阻力就不可避免。比如，过去有些优越的岗位没有了，有的权力顿时缩小了，有的指望再往上一级的机会失去了；还有的面临跨域调动，从生活舒适的环境调到相对艰苦的环境，从中心位置调到边缘岗位，等等。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这些问题处理不好，都会成为改革的阻力和障碍。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看：如果说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结束之前有异议，可以看作是意见；如果会议结束之后仍然有异议，那就是阻挠，就是绊脚石，必须加以清除。这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国际国内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全军官兵和全国人民的期待，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决定着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决不允许有任何的动摇和阻碍。
改革进行过程中直至完成之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训、战融合的问题。改革后的体制和格局是，训练、作战是分离的，指挥打仗的不训练部队，训练部队的不指挥打仗。这种状态在我军历史上从未有过，如何适应这一新体制，是下一步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必须尽快地建立起相关的制度机制，让部队训练内容适合现代作战要求，确保打赢；让指挥作战能够根据部队训练实际，推动部队训练。只有使二者形成高度默契，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军事效益。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政策调整问题需要解决，改革后的军队待遇必然是越来越好，一些基层干部和士官更希望在部队干下去，这就面临着裁减员额的困难。另外，因为处在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继续增加部队人员待遇，地方干部群众会有什么看法，也会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等等。但我们相信，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在不断调研、探索、调整中合理而有效地得到解决。改革必成，改革必赢。
（作者系《解放军报》理论部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