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
“反抗”并非早年孙中山思想的主流
1880和1890年代，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发展得不错的时代，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之也出现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晚清通过政府垄断市场及其它资源，让整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得到迅猛发展，此即所谓的“现代化后发优势”。这时的孙中山是一个体制内颇具想法的改革者，我们现在读材料，会发现直到1894年6月《上李鸿章书》之前，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孙思想中的革命因素的。虽然后来很多研究神化他，一定要寻找他早年思想中的反抗因素，但我认为这不是彼时孙中山思想的主流。
至于有人说孙中山年幼时听老人讲洪秀全的故事，从小就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这实际上跟我们小时在农村听一些老人讲奇人异事没什么区别。只是孙中山后来成为革命家，他的记忆就会刻意强调这一点，他本人甚至一度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但是放到大历史的背景中看，这显然不是他早期成长的本质。
晚清时期，在福建、广东东南沿海一带，漂洋过海是传统，孙中山就被他的哥哥孙眉带到了檀香山。孙眉起初想让孙中山学习一些新知识来协助自己做生意，但后来发现这个弟弟不是做生意的料，于是想办法把他送到了有教会背景的学校读书，实际上还是想让孙中山能在科学知识领域里有所成就。
后来，孙中山从檀香山到了香港，在这个过程中，他所接受的一直是那代人中较好的新式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也给他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严复在当时也是这个情况），即哪怕个人再优秀，也很难进入体制内。孙中山在香港学的是医学，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和体制内之人有一些接触，比如他在这时知道了李鸿章，而李在海内外的声望正隆，且是孙就读学校的校董，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孙中山。当时有影响的汉族官僚大多采用幕府体制，李鸿章、张之洞包括后来的袁世凯，都拥有各自的幕府，为像孙中山这样只有海外游学经历的人提供了一个进入体制内的通道。也正是因为这个因素，孙中山毕业后得以直接去找李鸿章，但因为各种阴差阳错，他最终没能成为李的幕府成员。
受挫后的孙中山选择回到家乡进行地方改革实验，这种做法比较好理解，因为他毕竟到海外接触了新学新思潮，既然不能治理国家，那便将所学用以建设家乡，是当时很多有识之士的普遍做法。我分析，这时的孙中山实际上已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那就是自19世纪早期始西风美雨进来以后，西方工业文明同中国存续了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出现的冲突。换句话说，即中国的工业文明从零开始成长，成长过程非但没有带动农业的发展，反而令农业陷入衰落，这一盛一衰持续到今天，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于是，1880年代晚期，孙中山在家乡成立了“中国农学会”，他想用西方现代文明来改造传统的乡土社会。由此可见，早年的孙中山是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1870年代末，伊藤博文带领日本人访华，他当着李鸿章的面说：中国若要继续前进，只发展经济是肯定不行的。同时代体制内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如王涛、郑观应等也谈到，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民众可以暂时忍受没有权利的状态，但不可能永远忍受这种状态。试想，如果当时的清政府能顺应时势，做适度的调整，估计也就没有孙中山后来的革命了。孙中山的出现是偶然的，但在当时的体制下，革命则是必然的。
为何孙中山后来成了革命者？
为什么在当时中国4亿人口里只出了一个孙中山，为什么后人都把他视作先知，这恐怕离不开特殊的时代背景及孙的个人际遇。
1894年初，已结婚成家、拖家带口的孙中山，因为药店经营不善，个人经济状况出现了大问题。应该说，这种经营不善，和孙中山不上心有很大关系。药房亏损让他开始认识到做生意并非自身所长，有一种要回归体制或要进入体制的紧迫感，因此在1894年春，他写了一份《上李鸿章书》。放到思想史背景来分析这篇文章，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这篇上书可说并无新意。而且我认为，这只能给孙带来负面影响，因为无论是李鸿章还是他的秘书看过，都只会觉得不过如此，里边提的建议他们早就想到，只不过有些想做而没做成。今天来看这也很正常，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涉世未深的社会青年的见识，能超过有着多年实务经验的高层领导。
但孙中山设想的，却是李鸿章能通过这篇文章接纳他，进而成为幕僚班子成员。他为了促成此事，可谓用尽了人脉资源，先后找了中山老乡王韬和郑观应，让他们写介绍信，后又通过关系找到了李鸿章身边的重要角色——盛宣怀的弟弟，进而赴天津找到了李的秘书。
而李鸿章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应该说在这件事上做到了礼贤下士，虽然他本人因为年龄、品级和公务繁忙等原因没有接见孙，但他安排了两个最重要的秘书出面，并跟他们交代来者有什么需求要尽量满足。彼时的孙中山虽然内心极想留在李鸿章身边，但面上又不好表露出来，要是当时孙中山身上少一些知识分子的羞涩，明白将诉求告诉李的秘书的话，我想李未必会拒绝他。但孙没有这么做，他跟李鸿章的秘书说，希望中堂大人能帮他申请一个出国护照，让他出去考察农业，因为那时还没有专门的签证机构，出国申请一般要通过总理衙门来办。这个事情，李鸿章的幕僚们也办妥了，应该说孙中山是高兴地离开了天津，他可能会为没见到李鸿章而有一点失望，但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因为自己毕竟年轻资历浅。
在孙中山拜访李鸿章时，正值中日在朝鲜问题的交涉上到了最紧张的时刻，李鸿章每天要处理大量的电报，这些情况也是孙中山所不知道的。
为何孙中山后来成了革命者？这是因为清廷还维持一个相对封闭保守的体制，甲午战争开打后，国内老百姓压根不知道战争的进展，更不知道北洋舰队的糟糕表现，很多中国人还以为打赢了。看蒋梦麟的回忆录会发现，1900年，蒋介石老家浙江宁波的老百姓仍认为中国军队在黄海上打了一场胜仗，黄海上飘着的人头都是日本鬼子的，这些都是信息不透明造成的。
而这时的孙中山出国了，他从国内浑浑噩噩的环境到了一个信息公开透明的环境，整个价值观被颠覆了。众所周知，当时海外的华侨不在少数，他们中间为何没有出现像孙中山这样的人物？那是因为这些人不了解国内的情况；而国内的人因为舆论闭塞，又不了解外部的情况。因为孙中山有这么一段特殊经历，才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走了出来。
因此，我们看到孙中山在1894年10月起草的《兴中会宣言书》，可以说写得相当痛心，他认为，整个清廷体制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并开始将矛头指向满洲人。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孙中山出国前后在思想上的变化是一个人的觉醒，正是此时，他产生了区分“满洲”和“中国”的思想。于是，1894年的孙中山敏锐地得出了结论：中国的落后归咎于清廷统治者对汉人实行愚昧政策，中国的希望在于推翻清廷统治。
革命依赖会党力量，受制于传统局限
中国历史一直有会党传统，只不过这一点在近现代革命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从孙中山到后孙中山时代的杜月笙、黄金荣等，都是这样一种会党传统的体现。直到今天，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这种传统仍在发挥一定作用。可能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调查，我想真正深入到一些地方的农民工群体中，肯定不乏那些具有领袖气质的人，西方社会学将这类人称为“社区精英”，很多地方的农民工出去打工，正是这类人带出去的，这跟中国的社会结构有着莫大关系。
孙中山的早期革命，自然而然会受到这种特殊社会结构的影响。因为在海外，他所依赖的会党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华侨，其基础正是今天致公党的前身。为什么在海外华人社会会出现会党组织？其实很好理解，华人华侨在脱离本土后，不管在国内有多牛，到了美国和欧洲，肯定是少数族群，结成秘密会党有利于形成一种保护力量。当时在欧美的码头和工地上，当华工遇到冲突和被欺负时，会党就会出来撑腰，是一种类似于哥们儿义气的行为。而孙中山在檀香山生活圈子的核心正是这样一拨人，因此他早年革命不得不依赖这些力量往前推进。
秘密会党力量对孙后来领导的革命行动带来了哪些影响？这自然地要提到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如果在中国不能建构一个由老大说了算的会党架构，革命很难取得成功。后来不少研究者在这件事上对孙中山多有批评，认为都已经到了民国，孙氏还弄出一个要参加者签字画押、宣誓的小众的中华革命党来。而在我看来，孙中山此时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政党，而是要重建一个帮会，这个帮会入会时就要求必须签字效忠帮主，严格执行帮主的一切命令，这就是帮规。
所以说，孙中山在早期革命中重视、利用会党力量，实际上还是受制于时代局限——成熟的政党理论直到20世纪初才经由日本传到中国，处在19世纪晚期的孙中山不可能产生这种意识。
应该讲，像这类依靠会党力量“闹革命”的组织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很多都失败了。但孙中山坚持的时间长，就逐渐做大了。1894年兴中会成立，除了在1895年组织了一场起义，其后就不了了之了，孙本人一度沉沦了好几年，他并不是每天都处在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状态。机会是等来的，孙中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直都在坚持。到1896年，他等来了革命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借由清廷驻英使馆在伦敦缉拿他一事的冲击，他瞬间由一个区域性的革命领袖一跃成为国际领袖。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法一直策动革命，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革命家，也没有永远不回头的革命家，关键在于体制能否进行自主性的改革，改革不到位的政府就会成为制造革命者的工厂。如果清廷1898年的戊戌变法能够顺利推进的话，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家，只会有两种结局，要么被历史潮流所抛弃，要么进入体制成为合法的反对派。
1899年，因为政治上找不到方向，中国内部开始出现一种民族主义骚动，加上政治家进行有意识的撩拨，中外冲突加剧。1900年，清廷开始出现外交危机，随之爆发义和团战争，短短几年时间，孙中山通过各种运作，已然成为流亡领袖角色，已能够同两广总督李鸿章谈判了——很显然，革命家的成长速度比在体制内的提拔要快。1900年孙中山成为影响中国未来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兴中会算起，这个过程不过才五六年光景。
“革命同改良赛跑”
但1905年的孙中山仍不是一个特别有分量的革命者，因为当时流亡到日本、美国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而且这些流亡者还互相不买账，经常内斗，尽管在反体制这件事上他们有着共同点，但谁来当这个反对派领袖，则是争执不下的。而1904年发生了一件对海外流亡格局产生重大冲击的事情，那就是日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日本获胜，这使得中国海外的流亡派从全球各地集结到东京，光复会、兴中会、华兴会等各种政治力量不再内斗了，它们都认为日本的胜利某种程度上是“亚洲的觉醒”。也正是通过这场战争，流亡者对清廷这个体制迟早玩完有了进一步认识，于是他们消弭眼前的政治分歧，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
孙中山之所以能在革命团体里担当领袖角色，一个原因是另外几位有影响力的革命者都在牢里，比如有理论能力的章太炎1903年被关到牢里，当时仍未释放；光复会的蔡元培又不是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没有能力去设计一套革命理论；具有理论素养的宋教仁骨子里又是一个宪政主义者，并不具备一个大破大立、推翻体制的革命者气质。这些都把孙中山推到第一革命领袖的位置。但在同盟会成立伊始，孙中山等革命者并没有完成自己的革命理论建构，这个工作直到1906年章太炎出狱，孙中山直接把他从上海接到东京后才开始。因为革命需要寻找正当性，而这个正当性自然需要一整套理论来论证。
革命党人在东京云集的情报很快传到清廷处，张之洞、袁世凯等大臣其实一直在密切关注孙中山等人的动静。“革命同改良赛跑”，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了1906年他们得出结论，要消灭革命势力靠镇压和暗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实行改革，从原来的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将革命势力吸纳进体制中来，成为合法的反对力量，而不是作为外在的反体制暴力，才是正确出路。所以，1905年孙中山的地位开始提升，大概到了1907、1908年时达到顶点，因为他引领的革命举动，切实推动了中国内部的体制改革。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当清廷从原来的被动转化为主动改革时，海外流亡者中有一大拨人回国参加了改革，典型的有像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样的保皇派，而像孙中山这类坚定的造反者就被边缘化了。所以，我想，如果清廷在宣布改革的同时来一个大赦天下，免掉革命者过去的刑事罪责，并通过改革将这些革命者吸纳进体制，让他们成为推动改革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孙中山等人就不会一直死磕到底了。但清廷不宣布赦免，没有革命者敢回去，都担心被抓被清算。
受清廷改革的压力，革命党人在1908年时开始内部分裂，孙中山应该说是陷入到了一种困境，革命也随之跌至低谷。
坚持革命，迎来辛亥的契机
一直到1911年，国人的主流心态是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摇摆，但像孙中山这种选择了决绝革命的人，他们没法放弃，唯有坚持继续革命。
坚持给孙中山带来了另一个机会，那就是武昌起义。我始终认为，武昌起义根本不是反体制起义，它是转型过程中，体制内新军人对新体制改革不到位表达不满的反抗行动，因为新军人在当时集中接受了新思想，他们对新体制也就比其他群体有更高的要求。
在武昌起义前夕，清廷改革不愿意兑现关键承诺，导致了全国性恐慌，一方面是外国资本的恐慌，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的恐慌，这些因素都促使新军向政府叫板，要求政府兑现承诺，改革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武昌起义后一个星期，湖南新军起义，但清廷认为不过是两省闹事，仍旧不兑现承诺，再过一星期又有两个省加入，清廷仍不为所动，直到最后十几个省加入，清廷不得不让步，但这时已然晚了。
而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人在这期间是很尴尬的，因为那时可以说他对革命已经差不多绝望了，1911年3月29日的黄花岗起义，实际上相当于是孙中山给捐款人的一个报账清单，甚至可以说是给他们的最后一个交代。因为清廷立宪改革的日程表已经出来，5月8日清廷便会宣布正式进入日本那样的宪政式架构，成立责任政府，确定皇权边界，再由责任政府召集国会、制定宪法，这么一改，孙中山的革命自然也就没了空间。
武昌起义发生的时候，孙中山、黄兴这拨人并不认为起义同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仍然流亡海外。后来民国革命话语占据主流后，很多底层军官在《辛亥回忆录》中将日知会、科学讲义所这样的组织回溯成革命党，这实际上是歪曲了历史，当年这些组织压根就没有那么强的革命意识，也没有要推翻清廷的意思，只不过是聚在一起读读书探讨中国的前途。
等到武昌起义过去差不多两个月时，南北谈判出现破裂，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便开始出现了。我后来研究，南北之所以谈不下去，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怎么安置满清贵族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按照南方立宪派的主张，原来江山所有者最后只剩下皇帝一个虚君，北方的满清贵族当然不能同意此方案。正是在南北和谈僵持不下的背景下，孙中山以观察团的身份回国，并没想到要介入南北纷争。当然，这时部分革命力量已开始介入，像陈其美、宋教仁、黄兴等革命者，都已身在国内伺机而动了。
经历了长达17年海外流亡生活的孙中山，觉着能在这时回国看看就已很满意了，史料表明当时的孙并没有到上海和南京的计划，只不过到广州见了胡汉民后，他才提出来要去上海看一看，因为上海已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中心，南北谈判所在地就在那里。
到了上海后，孙中山开始“拜码头”。这时他遇到了一个关键人物——赵凤昌，过去我们对赵的研究一直不够。在晚清民初政治架构中，赵凤昌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是身在体制内但非常厌恶体制，设法要推动体制改革，甚至不惜利用外部力量。革命政权在南方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但赵凤昌还是希望南北妥协，因为他毕竟是体制内出来的，还得从全国大局考虑。加上他同北方的庆亲王、袁世凯都有很深的渊源，他希望袁世凯推动满洲体制内改革的时候能在外部有一个呼应，于是便有了让孙中山成立临时政府的打算。所以，孙中山第一次拜会赵凤昌，赵就提示他“开府建基”，意为成立革命政权。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南京临时政府在民族资产阶级和立宪党人的帮助下，很快就成立了，这批人中的一些可以说是富可敌国，支持成立一个新政府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孙中山不得不让出大总统职位，因为立宪党人不支持他，无疑相当于断绝了财政来源。可以说，武昌起义后回到中国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大牌局中的一颗棋子。
而在后来的谈判中，孙中山能退出政治，我认为是赵凤昌这拨立宪党人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立宪党人对孙中山一定有某种暗示，或说是达成了某种内部约定，当然现在这块档案都找不到了，我的推测也没法得到印证。
晚年“联俄容共”有其正当性
进入民国后，孙中山可以说是屡屡受挫，1916年袁世凯称帝给了他机会再次介入政治，发起护法战争，护的正是孙眼中民国精神的象征——《南京临时约法》。护法战争开始阶段团结了一拨人，包括西南军阀以及政治仇敌章太炎，都支持孙中山到广东成立护法军政府，但是在此期间，他没能同南方军阀处好关系，后来更是痛心感慨南北都是一丘之貉。
1918年一战结束，导致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全球性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便是在1918年出版的，这本书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很多上层精英普遍开始认为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像严复、梁启超、张君劢和梁漱溟等，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怀疑——如果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都是像一战这样的大灾难的话，那这实在是恐怖。
在对资本主义出现普遍性怀疑的过程中，列宁作为世界性的政治人物脱颖而出。今天部分人妖魔化列宁，进而妖魔化早期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在一百年前，不承认绝对的私有制是人类罪恶，那是真的没有良心。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不仅是少数人占据绝大多数财富，而且像就业、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正因为他们主张解决这种绝对私有制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而且在当时确实激活了苏联的底层民众。
而且苏联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像推行义务劳动等，确实会给人向上的感觉。另外就是列宁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好处是，一方面它能维持原有资本主义体制的效率，另一方面又能引入社会主义因素解决公正的问题。
经历了南方军阀排挤以及1917年部下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可谓深受打击，他被迫离开广东回到上海。在这两年时间里，他对过往的革命行动进行了一个相对系统的反思，并潜心研究了当时的西方和中国。在反省的过程中，他也观察到了国际格局的变化，因为苏联认为自身革命具有正当性，于是在当时大举输出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输出革命的大背景下，很多共产国际的志愿者来到了中国，并且通过各种关系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孙中山这才同列宁和苏联牵到了一条线上。
早在1905年考察第二国际的时候，孙中山就产生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想法，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正是他这种超越经典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现实中的体现，他们自然而然地有了共同语言，所以孙中山在这时选择同共产国际合作，也就不难理解了。而这时的中共力量仍很弱小，共产党的早期政治精英也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对绝对私有制持否定态度，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有理念上的共通之处，加上共产国际的运作，于是便以小党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国共合作走到这里，很自然地要求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因为民国建立，再讲推翻满清已无意义，于是民族主义在这时被解读为反抗列强。20世纪20年代，国际上确实列强当道，孙中山将民族主义解读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列强，可以说是正好迎合了当时中国从巴黎和会一直走过来的民族情绪。
所以说，孙中山晚年选择同苏联合作，走国共合作的道路，实际上是有着一贯的逻辑性的，而且也有其正当性。
他看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向
2016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简单来说，我觉得应该这样看待他：放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样一个大的转折进程中，我们必须承认孙中山是一个重要的引领者，他看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向——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一个局部区域性的中国走向一个全球的中国，也就是他本人对时代的判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而对于孙中山在处理实际政治问题，比如南北之间的冲突问题、南京临时政府问题以及他建构的理论本身等都有不尽妥善之处，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也不能苛求孙成为一个圣人。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非议孙中山，从1894年到1925年去世，他的一生都在革命，而且在海外流亡更是长达17年，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毅力，要做到这些都是很难的。
不少人质疑孙中山的民族立场，我认为也是没有道理的。一个政治流亡者随时处在被追杀状态，我觉得不能对他的生活细节过于苛刻，更多地要看他大的节点，要看他在历史脉络中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
作为一个引领者角色，孙中山给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中国的将来必须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本文由本刊特约记者袁训会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