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天勇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在2012年跌破8%之前，以平均9.8%的速度增长了33年。美国次贷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GDP的增速达到了14.7%，其后开始下行，至今近9年之久。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速还会有上升到8%的可能吗？增长率下行是否已触底，连续下行的时间还会持续多久？
笔者认为，没有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内在特殊流程和机理的认识，就无法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内在原因有清醒的认识，更无法把脉和预判中国经济的未来。
2012年开始的经济增速下行，其形成既有人口变动这样的深层次原因；也有国民收入中非国有经济和城乡居民分配比例越来越低，致使其投资和消费能力越来越弱这样的原因；还有2012年前后旅游、教育、健康、购物等消费外流，制造业和房地产向外转移和投资外流等漏损原因。这些原因共同作用，造成了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
人口收缩老化带来巨大消费塌陷
2013年，我在思考2007年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原因时，猜测可能是人口增速和结构出了问题。当时我提出，由于人口结构老龄化，可能会出现人口规模长期萎缩的境况，青年人减少使经济活力下降，养老负担沉重，进而导致经济增长远期低迷的趋势。但这种假设没有得到经济学分析的证明。
经济学家们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就人口流动迁移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村人口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等研究，发表了很多文献。因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速的另一个人口原因，就是其正常的流动和城市化过程，被城乡户籍管制、住宅分配、公共服务提供、社保体系、农村耕地、林地、宅基地财产权力等方面的体制所梗阻，导致增长损失和乏力。
一个国家如果前中期放任人口快速及爆炸式增长，其形成的人口积累，在30年后的一个阶段中，会助推该国快速完成工业化，进入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反之，一个国家初期就开始严格控制人口增速，则可能导致人口储备规模不够，出现严重的经济主力人口不足、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在工业化后期快要进入后工业社会时，将失去足够青壮年人口规模的助推力量。前期快速增长的人口储备积累是发展中国家从现代化起步，未来几十年内经济从低增长到高增长，最后推动其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重要爆发力；而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人口力量萎缩，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和老牌发达国家，进入经济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经济的动态增长看，长达35年之久的超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导致严重的人口少子化和老年化，特别是22岁到44岁消费、就业、创新和创业主力人口的萎缩，加之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扭曲，导致劳动力供给相对和绝对减少，总需求持续疲软，以致生产成本上升和供给全面过剩。
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使相当多的制造业相对于东南亚、印度、北非等地区，失去了比较成本优势，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外转移。结果既使制造业的投资建设放缓甚至萎缩，又使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下行，还使出口竞争力受到影响，货物出口增长再现负增长。
从国内的产业及其消费需求看，由于22岁到45岁经济主力人口的猛烈收缩，导致住宅和汽车等消费的突然萎缩（有人认为汽车按照发达国家的万人拥有水平，还有上升空间。但农村人口大部分是老人，城市人口老年化程度更高，这两部分人口对汽车的需求愿望和能力都较低）；而住宅和汽车需求的放缓和疲软，致使与此有关的钢铁、煤炭、水泥、有色冶金、建筑材料、家具、家电、机械制造、橡胶等关联和配套制造业、建筑安装工业等全面过剩。
由于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虽然2015年城市化水平还只有56.1%，农村中目前还有6亿人口，但其中老龄化的程度已非常高，不能指望这部分人口向城市迁移；虽然城市中有务工劳动力人口近2.8亿，但由于城市中没有他们的住宅、公共服务和社保，其中相当多人到了中老年时还是要回到农村。这样的经济后果是：未来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失去继续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动能；城镇的住宅生产供给过剩，而其需求却流回农村；由于农村收入，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收入和保障是城市的1/3，甚至更低，未来不但不可能再指望这些人口成为汽车和住宅的消费主力，就是普通的消费水平也比城市老年人口低得多，形成巨大的消费塌陷。
国民经济结构发生大格局变动
这样扭曲的局面，对中国未来经济大的格局和趋势，形成了以下重大影响：
首先，传统工业化发展阶段提前10到15年结束。比如，中国台湾地区的GDP增速在跌破8%以前，经济增长从1950年保持至1997年，长达48年，从8%速度掉下来的那年，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14048美元；韩国则是从1960年保持到2002年，长达43年，从8%速度掉下来的那年，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12094美元。而中国1978年时，官方高估汇率后的人均GDP为244美元，黑市汇率为人均39美元，即使乘以购买力平价3倍，人均GDP大约为120美元左右，城市化水平只有17.9%；从那年开始计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8%以前的时间，从1979年到2011年，只有33年，跌破8%的那年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5447美元。正常的工业化阶段，一般是一个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发展区间。可见，从人均GDP看，2011年时，我们并没有达到工业化完成时的收入水平；从时间看，我们与韩、台相比，工业化时间缩短了10到15年。
其次，产业提前转移，但准备不足。由于国内产业过剩，特别是制造业利润较薄，提前逐步地向国外转移，特别是2015年以来，开始较大规模地向外转移，且中国对外非金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从2016年开始大于境外对华非金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然而，由于工业化的时间缩短，各方面准备不足：1.品牌和渠道积累不足。从品牌积累和市场渠道方面看，以往国内许多制造业为国外品牌代工生产，国内积累的国际知名品牌较少，国际销售渠道和网络也没有成熟。2.产品质量和性能方面的问题。从产品质量看，由于工业化短了10到15年，粗放性大规模化生产转型和过渡的时期不长，从标准水平到工匠精神，再到有质量和性能的产品，没有形成精细化制造的秩序和过程。3.主体还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以往大型国企和私企走出去，是为了寻工程和找资源，或修路筑坝，或寻找和投资油气田和铁铜等矿区；而小微企业走出去，主要是投资和兴办餐饮、小旅馆、加油站、超市等，这部分面向国外的投资者有可能移民，投资有去无回。主体上看，主要是国企出去，或大中型的私企走出去，没有形成中国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体制。4.走出去的软实力不足。在文化融合、宗教交流、新闻舆论、企业形象、民间组织、契约谈判、规则制定等方面，中国的经济外交以及走出去的企业都缺乏准备，经验和竞争力不足，因软实力不强而失败的投资和项目不少。
再次，受阻的城市化和不能市民化的半城市化。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国家从不发达向发达转变的必然过程。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口大部分在农村，而成为现代化发达国家的案例。1.城市化受阻淤积庞大的农村中老年人口。由于过去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导致了数亿人当年没能及时地从农村逐步向城市转移，而失去了提升教育水平、成为产业工人、城镇创新创业、知识代际传承、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水平升级等机遇。而这样庞大的人口，现在成了农村的中老年人口，就知识、技能和资金能力而言，他们不可能再向城市转移，不可能成为购买住宅和汽车的消费能力人群，可以说是人力资本含量最低的人群，无法成为继续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一些经济学家在计算未来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因素时，忽视了这群人口的特殊性，将城市化水平、每万人购买家庭汽车水平等，简单地与日、德、韩、台等地比较，推断中国若达到它们的发展指标，国民经济还有巨大增长潜力。这显然是错误的。2.城市化的回逆。由于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在农村没有财产性收益，大部分农民工因城镇中的房价太高而不能购买务工地的住宅，许多城市不向进城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的公共教育服务，农民工的医疗和养老保险不能异地转移和接续，并且参保率较低，进入城镇务工的许多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他们中相当大的比例，青年时从农村出来到城镇务工，为子女的教育、婚姻和在家乡建房或购房挣钱，而到了中老年失去务工能力时，再回到农村养老终生。也即中国的城市化，相当多的人口流动，是农民工青年进城，老年回到农村，没有市民化的“城市化”，这部分人口不可能成为买车和买城镇住宅的经济主力；回到农村后，与城镇老年人口相比，消费水平也要低很多，形成消费需求塌陷人群。3.城乡空间上的二元分层，又被转移到城市中，形成人群之间新的二元分层。相当多进城务工的80后和90后，以及今后的00后，他们与其父母相比，不愿从事体力劳动，挣钱以自己生活消费和积累为主，汇回家乡的钱越来越少；他们也不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其土地可能流转了，或农村中没有他们的宅基地、耕地、林地了。因此，他们中很多人回不了农村。然而，由于他们买不起城镇住宅，其子女得不到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保障薄弱并没有以房养老的可能。这些没有完全市民化的新农民工人口，其收入水平、财产拥有、公共服务享受、社会保障、消费能力等方面，与城镇户籍居民相距甚远，形成城市内人群的二元分层，实际上是将原来城乡地域上农民与市民的二元分层，转移到了城市之内，形成了新的二元分层。
最后，服务业发展阶段提前到来。从中国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看，过去由于上述户籍等诸方面的障碍，使城市化滞后，而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高度相关，因此服务业发展也滞后；建国后60多年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阶段，都推进工业的现代化，使得工业化超前。然而，由于经济主力人口的突然收缩，加之人口流动受阻造成的住宅、汽车和其它消费塌陷，使得工业全面提前过剩。而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快速增长，再加上青少年人口劳动的非体力化和消费观念方式的改变，诸如旅游、教育、医疗健康、文化艺术、信息网络等消费增长较快，国民经济服务业化阶段提前到来。然而，这些领域大多被垄断，管理体制僵化，计划经济和行政化色彩较浓，在准入、资本、经营等方面没有完全向社会开放。
总之，工业化阶段的结束使制造业增长乏力，投资收缩；城乡人口、土地、资金双向流动不顺畅和要素利用不能盘活；服务业领域体制障碍很大，投资不能正常进入；后面再提到的，新的增长领域，又没有被开拓。这种大格局的变动，导致了国民经济增长的下行。引起这样大格局变化的基础因素，是人口增长速度和结构的剧烈变动。
未来“L”型经济仍将持续
对于2016年一季度的经济形势，有关政策研究部门的权威人士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国民经济增长既不是“V”型，也不是“U”型，很可能是长期“L”型。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没有特别的措施，未来国民经济增速将长期沿着“L”型滑行20年左右，2036年能否东山再起，主要还是取决于2016年以后人口生育和增长的势头。
我们研究发现，中国1974年到1994年的人口增长率与20年后即1994年到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之间高度相关。从经济角度对这种滞后关系进行解释：由于人口20岁左右进入劳动年龄，其增长率上行还是下行，将扩大或收缩国民经济劳动力投入的规模；要租房购房，扩大或减少对房屋的需求，导致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扩张或收缩；要结婚生子，就会扩大或减少对日常生活、耐用消费品，包括家庭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因此，20岁左右的人口开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这部分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对消费和投资需求及产业规模等决定经济增速上行或下行的重要因素有着重大影响。
从0到14岁人口数量减少的趋势看，2000到2010年间平均每年减少了881万人，分别影响教育各阶段的人口消费。这种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35年，各级学校在校生绝对数减少才能停止下来。其经济含义是，进幼儿园的困难将得到大大缓解；近中期看，小学、初中年龄人口的教育和其它消费急剧萎缩；高中年龄人口的教育和其它消费进入萎缩期；“十三五”期间，大学年龄人口的教育和消费开始萎缩，并在未来的“十四五”“十五五”期间越来越严重，直到“十六五”时才能稳定下来。假如国内居民越来越多地送子女出国留学，则中国大学教育以及这部分年龄人口的消费将迅速陷入萧条。
有学者研究表明，人口的老龄化也将严重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他们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征，表现为“来得早”“来得快”、城乡倒置、地区差异明显、性别差异显著、与家庭小型化伴生等方面。到21世纪中期，几个衡量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指标会快速上升，例如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8.8%上升至2055年超过28%，老年抚养比从2010年11.9%上升至2055年超过50%，年龄中位数从2010年34.6岁上升至2037年超过45岁，并长期保持高位。
基于对未来90年中国人口的预测，这些学者通过分析还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潜在负面影响的强度要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很高等级。（郑伟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人口快速和严重老龄化，使得住宅、汽车、信息网络、文化娱乐等活跃消费人口规模收缩，人口的创新能力相对萎缩，养老成本上升，影响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且老年人口的去世使住宅市场过剩而影响房地产投资和建设，进而从多方面形成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
这里要提出一个重要范畴：经济主力人口，指20到45岁区间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在就业创业创新、投资和消费等方面，均是最富能力的人口资源和人力资本。这部分人口的增加或减少，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住宅、耐用消费品、汽车、奢侈品购买和消费，创业投资，发明专利和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增加或减少。因此，他们是一国经济活跃和繁荣的主力。中国“人口坑”减少的2亿多人口主要介于1到45岁左右，其中经济主力人口规模有1亿多。这1亿多经济主力人口的过快收缩，是目前钢铁、有色冶金、煤炭、水泥和其它各种制造业全面过剩的重要基础性原因。而1到19岁人口进一步减少，意味着未来进入社会成为经济主力的人口也是不断收缩的。一个因果逻辑就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着经济主力人口规模收缩而形成的较大的“下拽”压力。
如果没有特别的改革、技术进步和创新、开放和走出去等战略方面强力措施推动支撑，?2016～2020年间，经济增速将从7%左右跌到3%左右；2021～2025年间，更进一步从3%左右降低到2%左右；而2026～2035年，经济增速可能徘徊在1.4%左右。中国国民经济将进入如日、韩、台一样的经济长期低迷增长阶段。区别是，日、韩、台是先富后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并且先老而后能否顺利实现富裕的风险和难度加大。
无法忽视的高体制成本和对外漏损
我的研究还发现，这一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原因，除了人口老龄化和收缩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萎缩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内在原因。
首先，经济增长的动力主体——企业，其劳动力成本以外的成本负担也日益加重。
第一，GDP的分配中，政府所得的比例越来越高，说明企业经营的负担中，税费越来越多（一般在35%到38%之间），侵蚀了企业的利润。有企业家对比，在中国，各种税收不断，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例如广州的一家物流公司，运送一批货物到海南，总收入为1.9万元，但利润仅有216元，其中上税需要1260元。而美国的州政府最看重的是就业，常常给予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房产税优惠30年内有效，如果公司达产，30年内将给予3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中美制造业真实成本对比》，腾讯财经2016年1月26日）种种税费使得一些企业向总和成本，特别是税费率较低的国家转移；一些企业亏损难以为继，停产或倒闭；一些企业不再投资，不再招工，不再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
第二，许多民营实体经济融资难，且资金价格在2015年前快速上升。国企得到的贷款总和利率（包括各种费用）在5%到6%之间，有实力的私营大企业目前则在10%到12%之间，中小微企业在14%到18%之间。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大部分是银行先将贷款放给中间渠道，如信托、国企财务公司、小贷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再转贷而得；此外，还有相当多的中小微企业从民间借贷、集资、地下钱庄获得贷款，利率一般高达20%到24%。麦肯锡公司基于数据研究得出结论，目前中国经济80%左右的利润都在金融行业，这一比例可能是全球最高的；美国的这一比例在20%左右。（王力伟《JonathanWoetzel：中国的选择：抓住5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机遇》，财新网2016年7月7日）有文献比较，近两年最便宜的国内借款成本年利率6%，是美国成本年利率2.5%的2.4倍。
第三，中国产品的运输、电力、供水供电等设施配套的成本也很高。2012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维持在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一倍。对于制造企业，物流成本甚至高达总生产成本的30%到40%。（钟贤柏《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的影响因素》，《运输经济世界》2013年第12期）其中高速和其它公路桥梁收费大约占1/3。有的企业家还比较了在中国与在美国办工厂的其它成本，发现：就土地成本而言，国内地价几乎是美国的10倍以上，而且国内工业用地是50年产权，美国是永久产权；能源方面，由于国企垄断、低效率和行政定价，国内能源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美国除夏威夷电价特别贵外（海岛地区没办法），其它州的电价都不贵，以德州为例，其电价折合人民币0.2元/度。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更令人震惊的是，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到3%。（《中美制造业真实成本对比》，腾讯财经2016年1月26日）
其次，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投资和消费向外流失过多，也即国民经济增长动力的向外漏损。从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是国内有关服务业质量、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和价格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加上日用消耗和小型家用品的质量和性能缺陷等原因，使旅游、健康、医疗和购物等消费需求大规模外流，导致国内需求拉动的减弱。2015年仅旅游和教育两项服务贸易逆差就高达2900多亿美元，就算其它服务贸易逆差保守估计1000多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总计也达4000多亿美元，占2015年我国GDP总额3.8%。
二是由于舆论宣传不稳定，知识和财产产权保护不力，不动产到年期后国家政策不明，加上国内制造业过剩及投资溢满，服务业没有较好地放开而投不进去，新的投资领域又没有开拓，致使国内民企投资大量外流。
三是不法资金外逃，虽然这种类型的资金是违法的，但从经济流量角度看，也是导致国内储蓄、投资和消费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随着国内反腐的深入进行以及对外逃贪官的通缉，加上对汇出汇入、互联网金融、地下钱庄、边境携带等渠道的科学管理，不法资金的外逃虽可看成是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下行的一大因素，但在未来经济增长下行中的形成比例会越来越小，甚至可忽略不计。
理论是简单和抽象的，但实际的国民经济运转是复杂和客观的，企业越来越高的体制成本，既有GDP分配向政府、金融、运输、土地等领域的过度分配，也有资金、投资和消费向外的流出，无论我们怎么不愿谈及，它们还是会影响国民经济增速。若离开这些症结去讨论治疗经济增长下行的办法，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