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征夫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自由就是衡量正义的最高价值。
一
正义与真理属于不同的价值体系：真理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利益与责任的合理分配；真理探求人与自然、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正义支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真理是客观的，正义是相对的；真理讲理论的实证和实践，正义讲利益的协调与均衡；真理统帅科学探索和科学研究，正义统帅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真理要符合实际，正义要各得其所。
实现正义的方法有规律可循，属于科学的范畴，因此受真理的统领；对真理的探索需要让探索者各得其所，涉及社会管理领域，因此受正义的主导。所以说真理能够促进正义实现，正义也能推动真理探索。
二
社会管理离不开各种规则，但规则的背后是正义，正义的背后是价值观。
在反腐的实践中，公民财产权的保护问题值得关注。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普通群众作为财产所有人无需证明财产来源合法性，怀疑其财产来源不合法的，应由指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提供充分证据。但对官员不同，官员的财产来源受合法性怀疑时，应由官员承担举证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财产来源合法，否则就要承担财产来源不明的法律责任。法律之所以对官员和普通群众的举证责任作不同的安排，是因为官员掌握公权力，控制公共资源，存在利用权力变现的可能性。只有官员受到更严格的规制，承担更重的责任，官员和普通群众才能“各得其所”。在这里，“各得其所”的理由是“公平”。
三
有各种各样的价值，所以有内容不同的“正义”。
户籍制度必须改革，因为它人为地把公民分成两个部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并赋予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违背了公民在法律面
前应当“平等”的价值追求。同样，刑讯逼供必须严禁，因为它用暴力和威胁手段强迫当事人自证其罪，侵犯“人的尊严”，妨碍“司法公正”。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要坚决废除，因为它们不以法律为依据，不经审判，就可以长时间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损害了宪法权威，破坏了“法治”。而任何形式的政治迷信和政治狂热都是背离“民主”精神和“理性”原则的，不应获得支持。
“平等”“人的尊严”“司法公正”“法治”“民主”“理性”等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帮助人们形成判断个人行为和国家行为的是非标准，构成衡量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的价值尺度。
四
在所有的价值中，“自由”拥有最核心、最崇高的地位。
“自由”既是一个人的精神与肉体个体生命无拘无束，既不受强制，又无害他人的自然状态，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作为一个公民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个人健康成长、社会繁荣兴旺的前提条件，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自由”之所以在所有的价值中拥有最核心、最崇高的地位，是因为：
第一，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是从个人的自由权利中延伸出来的；所有的集体权利，包括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都是通过解读个体的“自由”来获得正当性的。那些可以称之为“人权”“权利”和“利益”的东西，最初都发源于“自由”，最终也都表现为“自由”或服务于“自由”。
第二，所有的社会管理，都是通过限制和保护自由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社会成员享有的自由程度可以充分反映社会管理水平的高低，而保障人民享有充分自由的政权可称为“人民的政权”。
第三，所有那些得到较广泛认可的其它价值观，它们要么是自由的表现方式，要么是为保护自由而存在。比如“平等”，作为社会公正的基石，它看上去像是对“自由”的限制，实际上代表着内容相同的自由选择权，或叫机会的均等，是自由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而已；又比如“人道”，把人当人看，让人成为人，其实是个人的自由追求为社会管理划定的行为底线；还有“民主”，是为了实现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自由参与权；“法治”，就是让法律来保护自由，并且让保护自由的法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理性”，就是为了让自由免受愚昧和暴虐野蛮的摧残和蹂躏，等等。
第四，如果不同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自由”就是最后的裁决者，胜利永远属于在特定情形下更有利于“自由”的价值。
五
那些禁锢自由的价值只会被淘汰，只有促进自由的价值才能被发扬。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过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也是一种价值观，也作为特定时期正义的衡量标准，主导进行过利益与责任的分配，所以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但它强调的是身份，利益和责任按身份分配，突出的是等级，扼杀的是自由，所以被时代所抛弃。契约，讲的是缔约主体的意识自治和财产自主，当事人的平等缔约地位，缔约方的合作共赢，以及各方诚实有信的契约履行。因此，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自由”“平等”“合作”“诚信”的精神，其核心仍是“自由”。
可见，社会是否进步，主要看它的价值观是否在进步；价值观是否进步，主要看它是否更有利于保护和促进自由。这一点与我们熟知的对“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理想社会形态的期待是完全一致的。
六
自由是衡量正义的最高价值。
既然自由在所有的价值中具有最核心、最崇高的地位，并且社会管理的最终目标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那么，自由作为衡量正义的价值便具有永恒性和终极性，表现在：
所有那些表达正义的概念、体系和规范，包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风俗习惯，都必须接受自由的衡量，它们只有在有利于保护和促进每个人的自由时才具有正当性。这也是说，所有对个人自由的限制都不是目的，这些限制只有在以保护和促进每个人的自由为目的，并且能切实保护和促进每个人的自由时才是正当的。只有自由才能最后回答道德行为是否为善举，法律规范能否叫良法，风俗习惯是否是恶俗。
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不仅其目的应该限于保护和促进个人自由，其限制自由的方式和程序也应当符合保护和促进自由的需要。
“每个人的自由”指的是个人自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均等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追求。它不是集体自由，因此它既不是多数人的自由，也不是少数人的自由。那些无视集体自由发源于个人自由的事实，以集体自由代替个人自由，甚至以多数人的名义来剥夺少数人自由和个人自由，或为了少数人利益而牺牲多数人自由的做法，都是对自由的曲解。
所有那些未能通过自由价值衡量的对自由的限制和剥夺，以及那些以违背自由需要的方式和程序进行的限制和剥夺，包括对生命自由、人身自由、表达自由、契约自由和财产自由等自由权利的限制和剥夺，都不具有正当性，都背离了“各得其所”，都属于非正义，不管它们是否以正义的名义。
通过认识“自由”在衡量“正义”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既能够把握在定义“正义”过程中的“价值观冲突”，也能更好地识别“正义”“非正义”和“伪正义”，并能更加有效地改善实现社会正义的方式和方法。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