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被忽略的女性智慧
□ 张耀杰
冰心与宋美龄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尔斯利学院的校友。由于这层关系，冰心、吴文藻夫妇抗战期间一度受到国民政府的提拔重用。1948年前后，旅居日本的冰心投桃报李，把“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之类的赞美之辞，奉献给了当年的第一夫人宋美龄。而时移世易，1991年，冰心又把“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的赞美辞，奉献给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可以说，这两句话是完整理解世纪老人冰心的一条线索。她左右逢源又政治正确的处世方式和女性智慧，被忽略了太久。
1940：冰心、吴文藻应邀赴渝参加抗战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当时还叫闽侯县的福州市。她的祖父谢銮恩是位私塾先生，与著名教育家严复和著名文学家林纾是同乡好友。她的父亲谢葆璋17岁时，随严复到位于天津紫竹林的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895年参加过甲午海战。冰心出生时，谢葆璋已经是“海圻”号巡洋舰的副舰长。
1923年，冰心得到燕京大学的姊妹学校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奖学金，同年8月17日，她与来自清华学堂和燕京大学的余上沅、吴文藻、许地山、梁实秋、顾一樵等100多人，由上海赴美留学。这时的冰心已经相继出版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离开北京之前的1923年7月24日，她还协助《晨报副镌》开辟“儿童世界”栏目，并于7月25日发表《寄小读者?通讯一》。“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能避免的失败。但是我三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记了下来，我觉得欢喜”。
“越写越不像”的《寄小读者》于1926年结集出版，以其清浅可人的温情爱心和童心童趣，为冰心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群和深远的影响力。1926年夏天，硕士毕业的冰心回到刚刚迁址于北京西郊的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任教，同时以校友代表身份进入该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在冰心回国之前，继续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吴文藻，特地赶到波士顿交给她一封写给未来岳父母的求婚长信，其中郑重表示，“我誓愿为她努力向上，牺牲一切，而后始敢将不才的我，贡献于二位长者之前，恳乞您们的垂纳！”
1928年冬天，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初，他接受燕大和清华两校的聘任，回到已经改名北平的北京。燕大校方为了表示重视，把正在兴建的燕南园60号二层洋楼，指定给冰心、吴文藻居住。这一年，冰心29岁，吴文藻28岁。
冰心与吴文藻组建的是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用冰心晚年写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中的话说：“年假过后，一九二九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上课后，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抗战爆发后，冰心一家辗转来到云南昆明。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冰心随后又带着子女迁居郊外的呈贡县，一度担任过师范学校的义务教师。吴文藻一个人留在城里，利用英庚款为云南大学创办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用冰心当年写给梁实秋的私人书信中的话说：“你问我除生病之外，所作何事。像我这样不事生产，当然使知友不满之意溢于言外，其实我到呈贡之后，只病过一次，日常生活都在跑山望水、柴米油盐、看孩子中度过。”
1940年夏天，宋美龄以校友名义邀请冰心、吴文藻夫妇到重庆参加抗战工作，冰心夫妇的家庭命运和政治地位由此得到明显的提升和改善。据冰心1947年4月发表在日本《主妇之友》杂志第31卷第4号的《我所见到的蒋夫人》一文介绍，“1924年，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时，我的美国老师们经常自豪地和我说，本校有一位中国学生，即1917年毕业的宋美龄小姐，她非常聪明、漂亮。我回国后，1927年宋小姐与蒋介石结婚。我经常在新闻、杂志上拜见夫人的照片与讲话，但始终没有机会和她见面。”
在这篇文章中，冰心翔实记录了自己与宋美龄的三次会见，地点都是在蒋介石与宋美龄设在重庆郊外的黄山（又称汪山）官邸。
三上黄山官邸，与蒋、宋见面
从重庆至黄山，先得坐小汽艇过长江，之后坐轿子登山，由宋美龄秘书钱用和全程陪同。“我独自坐在客厅里，周围的墙上挂着贵重的字画，另外还有一套蛮漂亮的家具，但房间里除了有一个花瓶以外，只在窗边挂着一张张自忠将军的照片。这时我突然听到隔墙用英语打电话的十分清晰的声音。根据听到的‘美国国务院’等词，可以大致地判断对方是美国人。放电话的咔嚓声一响，蒋夫人就倏然地从外面走了进来。我们俩握手后对面而坐。我不知是惊还是喜”。这是冰心与宋美龄的第一次见面，开始她们用汉语交谈，谈到美国母校时，两人情不自禁地说起英语，“和中文相比，夫人好像更能轻松地用英语交谈”。宋美龄给冰心留下了美好印象：“在我至今为止见到的妇女中，确实从未有过像夫人那样敏锐聪颖的人。她身材苗条、精神饱满，特别是那双澄清的眼睛非常美丽。宋美龄并不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一个令人生厌的达官贵妇，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一个极有中国传统美德又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善于交际的夫人。”
她们一起吃了午饭，宋美龄亲自烧咖啡，请冰心吃她自己做的点心。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宋美龄正式邀请冰心到重庆工作，她认为冰心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指导青年，“不能再闲居在昆明郊外的小城市里了”。冰心答应将认真考虑宋美龄的正式邀请。
三天后，宋美龄派人询问答案。冰心二上黄山官邸，当面向宋美龄讲述自己到重庆工作的实际困难：孩子小、搬家难、身体不太好、办公室坐不长、丈夫正在云南进行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所以她只好决定“和原先一样住在云南，然后做点事……”
宋美龄当场表示可以帮助解决交通问题，重庆也需要吴文藻这样做研究的教授，至于工作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以后再商量，“归根结底还是希望你们两位能来”。这次上黄山，冰心得以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品茶，蒋介石“态度非常和蔼……最显眼的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曲线分明的嘴形”。
第三次上黄山时冰心与吴文藻同行，并且与“蒋委员长夫妇”共进午餐。回到昆明后，冰心、吴文藻稍作安排，便开始抗战期间的第三次搬家。1940年11月，夫妇二人与三个孩子还有保姆富奶奶直飞重庆，行李与家具中包括冰心睡惯的一张席梦思大床垫，由一辆大卡车拉走。一家人到达重庆时，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蒲薛凤，以清华留美同学的身份到机场迎接。冰心一家临时居住在顾毓琇的“嘉庐”，吴文藻随后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冰心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由宋美龄担任指导长）的文化事业组组长。
晚年冰心在自称是“此生文字生涯中最后要做的一件事”的投笔之作《我的老伴——吴文藻》中，却刻意遮蔽了夫妇二人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政学传奇。用她自己的话说：“‘七七’事变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总使我胆怯心酸，不能下笔——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1940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意见。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
在冰心的经营下，当年的潜庐成了重庆政学两界的重要聚会场所。住在歌乐山的冯玉祥、老舍、臧克家，以及其他政学两界的当红人士郭沫若、巴金、茅盾、史良、刘清扬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1943年8月的一天，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听说冰心患病后邀约老舍等人登门看望，当场赋诗赞美了冰心战乱岁月的爱国情怀：
怪道新词少，病依江上楼。
碧帘锁烟霭，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贞静立山头。
赞美宋美龄的三篇佚文
伴随着政治地位的提升，吴文藻的学术参与度和学术影响力由中国国内拓展到国际社会。1944年底他到美国参加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1946年初，吴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约请吴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同年11月，吴文藻回国把冰心和小女儿吴青接到东京。
1947年4月17日，冰心在日本《主妇之友》杂志发表《我所见到的蒋夫人》的同时，还在写给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的女作家赵清阁的书信中，专门表示了对于国民参政会的热心参与：“参政会还没有通知，我也不知道是否五月开，他们应当早通知我，好作准备。这边呆得相当腻，朋友太少了，风景也没有什么……”
同年5月19日，冰心从日本东京回国，给宋美龄带回日本《妇人公论》编辑部的约稿信函，其中写道：“……今天由于日中妇女合作的心愿，必须确立真正的和平，请您再一次把玉稿赠予日本妇女。”冰心回国后要求会面，宋美龄很快予以接见。同年7月，冰心在南京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期间，收到宋美龄写给日本《妇人公论》的亲笔信。冰心将此信带到日本，1947年9月号《妇人公论》采用《赠日本女性》的大标题，刊登了宋美龄的中文原信、日文译文和大幅照片，并且在加写编者按的同时配套刊登了冰心的介绍文章《最近的宋美龄女士》，其中写道：“那封信不仅她读了，二十七位女参政员也看了。宋女士一边读信一边说：‘对知识性要求较高的日本《妇人公论》杂志要我写篇文章，我也想写，但实在是太忙了，恐怕写一封短信也要竭尽全力了。’这天会上讨论的大半是关于日本妇女的话题，我们谈论道：日本妇女要对中国有深刻的认识，充分的了解，就必须相互沟通，加强合作，东亚和平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大一部分落在两国妇女的身上。”
1948年1月，日本《淑女》杂志在第1卷第1号即创刊号上，隆重刊登冰心的谈话录《闻名于世的女杰?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并在编者按中专门介绍说：“我们从来日的谢冰心女士那儿得知了举世闻名的宋美龄女士的近况。谢冰心女士是宋美龄女士最好的朋友。”
冰心在这篇谈话录中，以生动活泼的口吻高调赞美了第一夫人宋美龄：“女士为主席做口译、笔译、写稿件、接待客人，这些在家在外始终都是一样的。即使说女士一天的生活全是按主席的政治事务计划而展开的也不为过。女士有时是主席的顾问，有时是翻译，有时是秘书，有时是老师。对主席来说，女士就像自己的眼睛和手一样不可或缺。”
在冰心眼里，宋美龄是个大忙人，尽管她把自己与蒋介石的政治活动捆绑在一起，但她还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另外一些事情，譬如对中国空军的鼎力扶持，对美国代表及军事高参的关系协调，对战争孤儿的慈善抚养，组织妇女团体对伤残士兵的酬劳慰问等。宋美龄以其女性的温柔委婉与外交才能书写着一页页历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繁忙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到她的审美品味，她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不失其高尚优雅，她待人的态度总是那样活泼温和，她的言谈举止总是得体大方，她的衣着从不华丽，一年四季的色彩却又搭配得恰到好处。除了骑马之外，她一般情况都穿中国服装。“女士对色彩的协调搭配无与伦比。曾经在访美期间，女士登上了让美国女性惊欢的有名的《Vogue》杂志的封面……并不仅限哪种颜色，宋女士能根据季节、天气等不同情况，自由、大胆地搭配各种颜色，尽显其美”。
有一次，美国女记者访问宋美龄时表示：“您是我最崇拜的女英雄。”宋美龄却微微一笑：“我不是故事里所出现的那种女英雄。我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普通的平凡的女人。”冰心在叙述这些生活细节的同时，画龙点睛地贡献了她自己的赞美之辞：“是的，夫人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她喜欢整洁，衣服的颜色总是那么的协调。她喜欢整齐、清洁，亲手插桌上的花。她喜欢孩子并且喜欢干厨房的家务。她还喜欢文学和艺术。
据冰心研究专家、福州冰心文学馆馆长王炳根在《尘封的美文》中介绍，晚年冰心一直隐瞒与宋美龄及蒋介石之间曾有过的亲密关系。冰心去世后的1999年冬天，他听说天津一位废品收购者手上有冰心资料，便和冰心女婿陈恕教授专程探访。在冰心“文革”时期写下的交代材料所开列的作品目录中，意外发现了冰心发表于日本《妇人公论》1947年9月号的《最近的宋美龄女士》的线索，从而揭开了在日本寻找冰心赞美宋美龄的三篇佚文的序幕。
“遮蔽着说”与“打死也不说”
种种迹象表明，能做到左右逢源的冰心，是从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聪明人。她在与宋美龄、蒋介石夫妇建立亲密关系的同时，还与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等人建立了秘密联系。对于前者，晚年冰心基于她的处世方式和女性智慧，采取的是遮蔽隐瞒的态度；对于后者，她所采取的却是引以为傲的另一种态度。
关于自己抗战时期的政治身份，冰心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中半真半假、避重就轻地一笔带过：“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写作于1991年的《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一文的高调回忆：“1941年春天，我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欢迎会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
按照冰心的晚年回忆，她和吴文藻居留日本期间，一边为国民党政府提供公务服务；一边与周恩来及中共地下党保持秘密联系：“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1950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来、罗青长的帮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国！”在此之前，不愿意到美国留学的长子吴平，已经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回到国内。
1951年秋天，吴文藻、冰心一家回到北京。1952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了夫妇二人。关于此事，与晚年冰心来往密切的老舍儿子舒乙，在《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中写道：“吴文藻和冰心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国是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安全部具体实施营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总理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小房，在东单洋溢胡同，并暂时对外保密。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吴先生和谢先生，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再叮嘱，今日所说一切‘打死也不说！’‘文革’时造反派追问她，对周总理都说了些什么，她始终保持沉默，硬顶着，不吐一字，心里就默念着周总理那句话‘打死也不说’。”
老诗人邵燕祥也在《冰心诤言 一片冰心》（《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说：“记得当时有一位同为民主人士的老诗人，抗战期间也在大后方，曾对冰心所受的礼遇啧有烦言，大意是说，冰心在重庆时还与宋美龄常有交往，连发型都是‘仿宋’的。不知者不怪，他不知道冰心是受周恩来也就是共产党的委托，在山城陪都那样复杂的形势下，冒着‘深入虎穴’的政治风险呢。在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反右派斗争中，吴文藻先生被划为‘右派’，周恩来无力保护，却还对他们夫妇亲切劝慰。”
1958年4月，时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的吴文藻，继冰心的三弟谢为楫、长子吴平之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冰心在参加全国人大福建团会议时，也遭到集体围攻。危难之中，周恩来夫妇派小车把冰心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1959年12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又把错划予以改正”。
1991年是胡适诞辰100周年，冰心在这一年的《新文学史料》第4期发表《回忆中的胡适先生》一文表示纪念，文中却说：“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然而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的中册和下册里，各有一封冰心写给胡适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出，冰心家人与胡适家人之间多有交往。另据胡适1933年12月30日的日记记载，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学会当天举行年终聚会，吴世昌雇出租车迎接胡适、周作人一同前往。“同座有燕京教员顾颉刚、郭绍虞、郑振铎、马季明、谢冰心诸人，客人有俞平伯、沈从文、巴金、靳以……”
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因病去世，享年84岁。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这位曾担任过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等多项职务的世纪老人，被冠以“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身份荣誉，极其罕见地享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规格的葬礼哀荣。无疑，她带走的，除了几代读者的思念，还有诸如“打死也不说”的许多秘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