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外交与地缘政治

中国千年外交与地缘政治

□   袁南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从古至今，许多战争都缘于对地缘政治利益的争夺，许多重大外交活动都围绕地缘政治利益而开展。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无疑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规律，维护和扩大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中国千年外交主要是周边地缘外交

中国千年外交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内展开的。东南方向浩瀚的太平洋、西南和西面的青藏高原、中亚荒原和北方的蒙古高原成为了古代中国人不可逾越的障碍。地理环境与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中国千年外交的对象主要是周边国家和政权。中国千年外交史基本上是一部周边地缘外交史。

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是古代东亚文明的中心，近代帝国主义列强角逐的战场，冷战时期美苏争夺的“中间地带”，多极世界中的亚太区域中心。中国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历来为各国战略家所重视。

地缘政治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孔子、老子、孙子等人的论著中无不包含着丰富的地缘政治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脍炙人口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地缘政治战略思想，甚至早在夏商时代的“五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一种地缘政治体系。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思想家都是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与西方动辄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不同，中国古代集中考察与中国紧密相关的政权的地缘关系，很少关注遥远的“战略要点”。

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周边地缘外交主要是塞防外交。这是因为古代中国东临大海，少有外患；西部高山峻岭，交通困难；南部崇山险恶，成为天然屏障；只有与北方草原之间的天然屏障作用较弱，因此，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常常成为中原王朝的重大忧患。数千年来，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三大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上东征西杀，横冲直撞，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中原王朝与这三大游牧民族建立的草原王朝都发生过对抗。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唐军被阿拉伯大军打得大败。匈奴人和蒙古人则多次南下，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也常常染指塞内。蒙古人、契丹人、金人等入主中原后，又受到来自塞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这使得塞防成为千年中国国防和外交的基本主线。在俄罗斯帝国控制中亚之前，虽然中亚的政治格局几经变迁，阿拉伯王朝，塔赫尔王朝、萨法尔王朝及塞尔柱王朝等先后出现在中亚历史舞台上，中国对中亚地区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13世纪，中国元朝再次确立了对中亚的政治隶属关系。清朝前期，中亚许多王国向清帝国俯首称臣。进入近代，中亚地区的主导者先是俄罗斯帝国而后是苏联。19世纪60年代末，沙俄开始向中亚扩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各民族已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直到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前，都一直处于俄罗斯人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俄罗斯不仅基本切断了中国同中亚历史上的直接联系，而且强占、割占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成为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由此严重恶化。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中国与中亚地区恢复了直接交往，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明显改善。古代历史上除了南宋和明朝中早期外，中国并不注重海洋地缘政治。中国海上邻国中除了某段时期的日本外，没有其他邻国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大的影响。

周边地缘环境总体上逐步复杂化

中国土地的广阔加上它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奠定了三个主要地缘政治目标：维持汉民族腹地的统一；维持对非汉族缓冲地区的控制；防范外国对中国沿海的入侵。与此目标相适应，中国千年地缘外交的目标是维护中国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中国主导东亚国际秩序的外交体系称为“朝贡体系”、“册封体制”、“华夷秩序”、“天朝礼治体系”或“中国的世界秩序”等。上述提法因各国学者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总体上看，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事实：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独特地区体系源于先秦(西周－东周)，固化于两汉，发展于唐宋，集成于明清，衰落于晚清。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总体上逐步复杂化。

清中期以后中国的地缘环境和战略态势，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俄罗斯的东进战略与日本的崛起开始明显恶化。此前，中国周边一直没有世界性头号强国出现，中国同当时世界上其他主要强国从未发生过正面冲撞与战略对抗。这为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拓展外交空间提供了良好的地缘环境。鸦片战争以降，塞防、海防同时告急，不仅从北面来的俄罗斯洋枪洋炮的进攻取代了游牧民族传统的金戈铁马的进攻，而且西南有从印度威胁西藏、从缅甸威胁云南的西方头号强国英国，有从越南威胁广西、云南的法国，东北、福建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而海上的威胁更是源源不断，英、法、美、德、日、俄都有远东舰队游弋于中国东部和南部海洋，中国已成为一个四战之地。1874年12月10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中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史稿·李鸿章传》）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次，入侵兵力达47万人。

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相对较差。首先，中国处于亚洲大陆的东部，与14个国家接壤，中国的邻国数量世界第一。相邻国家越多，国家间关系历史悠久，利害关系越错综复杂。其次，中国强邻环伺，北面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和军事大国俄罗斯，东面是经济强国日本，南面是人口大国印度，这3个国家在近代以前对中国根本不构成威胁。再次，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的领土没有实现统一，台湾问题的存在使中国不得不面对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历史的关系和现实的利益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在处理地缘政治和周边外交问题上颇费心思。中国所处的区域地缘政治环境与英国和美国崛起时相比，明显处于不利的状况：英国四面环海，进退自如；美国海岸线广阔，远离欧亚列强，周边没有强邻。印度从地缘政治角度说，其战略优势也胜过中国，它与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隔着一个巴基斯坦，面向印度洋，扼守着世界石油的主要产地——波斯湾，周边没有一个邻国会主动攻击它。

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问题刚好倒过来了。如果说塞防是古代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问题，那么，海防则成为当代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问题。近代中国最大之痛是海权丧失致列强瓜分中国，甲午战争失败使制海权落入日本手中，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野心实现，中国由此走向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地，两岸至今未统一，成为中华民族挥之不去的伤痛。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周边地缘政治中最大的变数。近年来，中国的黄海、东海和南海一直不太平，一个个挑事者向中国叫板，特别是2012年以来事端不断。“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乃系相当准确的表述。在中国地缘政治问题当中，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是南海问题，包括海上岛屿问题，与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领海主权争端问题等。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梦想不可能通过向东延伸来实现。那么，作为唯一通道的南海，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

在古代，中国解决自身地缘政治问题，只需要和周边国家打交道。但自19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了欧美大国的因素，英、俄、美等国接踵而来，这是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化的主要原因。美国在亚洲的驻军，以及和东南亚、东亚一些国家的同盟关系，体现了美国“全球主义”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极力维持各地区的平衡，从而阻止有可能完全主导某一地区的大国的崛起，防止其挑战美国的单极霸主地位。东盟提出的所谓“大国均势战略”就是基于美国的这种地缘政治战略，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有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狐假虎威，企图借助区域外的大国力量制衡中国，故意使中国与某些国家的双边问题国际化。

 吸取中国历史上地缘外交的经验与教训

——克服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中缺乏海权观念这一致命弱点。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是典型的大陆性地缘政治观。中国并不是缺乏航海传统的国家，至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海上运输和海军，但却缺乏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重视。马汉的海权论虽已流行了100年，不少国人对海洋之于中国的意义却不得要领。古代中国只有郑和具有海洋战略眼光，郑和航海比哥伦布早87年，七次航海，仅首次航海就有舰船208艘，舰队人员达28000人；哥伦布四次航海总共才有30艘大小船只，装备及人员配备远不及郑和的船队。郑和虽然是进入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的中国第一个航海家，然而他作为宦官的悲惨出身注定了他的成功只能加重主流社会对航海的敌视。1422年，趁郑和远在海外之际，帝国官僚们终于让皇帝放弃了海外扩张的企图，理由是：外面的世界太大了，让我们感到恐惧。当西欧为了建立海军不惜向威尼斯银行家借贷时，郑和却被召回，兵部将郑和船队数十年舍生忘死才得到的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航海资料销毁，舰船在海港中腐烂掉，同时下令停止建造远洋舰船，严禁海外私人贸易。郑和舰队本来粉碎了来自马六甲海峡等的一系列挑战，明帝国获得了控制这些战略要地的合法性，从而可以控制亚欧国际航路。然而，地缘战略思想，特别是海权意识的缺乏，使中国将近在咫尺的制海权拱手让与他人，否则当时葡萄牙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远东。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一个可悲的结局，这就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国防战略中的“大陆军主义”，海军发展长期滞后，中国从未成就海上霸权。郑和若地下有知，是否会死不瞑目？为海防一再呐喊的李鸿章是近代历史上最早具有海权观念、最早看到海防重要性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他与左宗棠之间的海防塞防之争，凸显了中国缺乏现代海洋意识。本来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国防资源投放的重点，然而，李鸿章加强海防的呐喊却被扣上“卖国”的帽子。

——中国地缘战略和外交的要义应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和民众的福祉。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体系总体说在历史上维持了东亚地区的稳定，也维护了自身的利益，朝贡体制在古代对中国和周边国家来说总体上是双赢的。但不可否认，古代中国超过必要、合理的限度，应邻国要求出兵打仗，为邻国利益买单，影响中国自身利益甚至给中国百姓带来灾难的例子并不罕见。在中国近代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屡有朝鲜、越南、柬埔寨等周边弱小邻国情势变化使中国卷入与日、法、美、苏等大国间的争斗乃至战争的经历。外交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利益的博弈，中国千年外交史上鲜有利己不利人的霸权外交，但利人不利己、花钱不讨好的赔本外交并不少见，这种情况，对中国社会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其是是非非、利弊得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非常必要。

——维护领土利益，特别是维护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利益是维护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关键。在古代中国，既有不少对失去领土耿耿于怀的事例，如大宋一直图谋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有不少对失去土地并不在乎的事例，如大清对俄罗斯割去大片领土常常并不十分在意。清入主中原，一方面使国土面积较明朝大幅增加，中国成为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空前统一的国家；另一方面，对海外开疆扩土不感兴趣。1753年（乾隆十八年），苏禄苏丹国（今菲律宾）向清廷上《请奉纳版图表文》，请求将本国土地、丁户编入大清版图，使菲律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便依托中国，得到庇护。但此时的乾隆皇帝正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海岸线以外毫无兴趣，甚至认为华侨都是“汉奸”，死不足惜。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他对纯属“外人”的苏禄请求根本不在意，苏禄希望成为“中国固有领土”的请求被婉言谢绝。1776年，在美国独立的同一年，来自广东梅县的华人牵头，曾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西部建立了一个兰芳共和国。这个华人国家刚刚建国，就派人回国，觐见乾隆皇帝，想把西婆罗洲这一大块土地纳入大清版图，或变成藩属国家。但乾隆根本不想理睬这些“天朝弃民”，也不承认这个国家。兰芳共和国携手当地土著居民，抵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长达 107年，直到19世纪末才被荷兰殖民者所灭。试想，如乾隆当时不拒绝，现在的南海是什么格局？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中国接二连三失去海参崴、唐努乌梁海、夜莺岛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地，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了。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上，两次提出将日本强占的琉球群岛交还中国，他对蒋介石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收复了台湾，如果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会有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激荡中国海》，王佩云著，作家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想不到蒋介石两次加以拒绝，罗斯福百思不得其解，由此埋下了钓鱼岛问题的祸根。

——东北亚自古以来在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东北亚问题的实质是中国与朝鲜和日本的关系。朝鲜多数时候保持了对中国的宗藩关系，日本则基本上始终不承认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日本的岛国地位塑造了日本人的岛国心态，吃硬不吃软是日本的个性。同日本打交道必须实力特别强大，而且强大的实力必须得到验证，它才会同你“友好”、和平相处。如果将它的实力彻底摧毁，它甚至还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你的盟友。否则，日本会敢于向你挑战，比如对唐朝和明朝，以及对沙皇俄国和二战时期的美国。日本一直企图在亚洲大陆取得立足之地。地理环境决定了日本要想在大陆伸足，必先对朝鲜下手。朝鲜同中国的关系通常被比喻成“唇齿关系”，从地缘环境看，朝鲜是中国的战略壁垒，中国往往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保护国。古代政治家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保护朝鲜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利益不受侵犯，朝鲜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受到欺负时，总是向中国伸出求援之手，中国多次有意无意地被卷进朝日冲突之中。公元663年爆发的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日本完败，接着，664年、671年，唐朝先后派遣强大的海军舰队访日，明为交通使团，实际上可以说是示威，是军事威慑。日本因此谨慎起来，老实了约1000年。扩张野心受挫的日本感受到中国唐朝的强大、文化的先进，它不仅从朝鲜半岛抽身而退，而且以后不断派遣“遣唐使”。此举虽被人一厢情愿地看成是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历史佳话，但从日本长期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历史行为看，同时也是它以此刺探唐朝的虚实以便超越中国战胜中国，绝非单纯为友谊而来。万历皇帝在1592年发起了援朝抗日战争，前后历时七年，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用兵数十万，费银近800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地赢得了胜利，使日本元气大丧，300年间无力觊觎中国大陆。为什么要抗日援朝？万历皇帝在平倭诏书中明确说：“朝鲜失，则国门开。”万历皇帝的确具有地缘政治的思想。1840年开始，东北亚的宗藩、朝贡体制被西方列强逐渐打破，一个半世纪以来，列国纷争、大国博弈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常态。二战结束后，东北亚成为两大阵营角力的疆场。有人说：自古以来，日本的扩张方向就是大陆，中国是其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性障碍，中国即使主观上丝毫不想威胁日本，中国的存在就是日本的不舒服。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存在，日本更感到特别别扭。这或许就是日本对中国长期的“历史情结”。日本天然的扩张欲望决定了历史上中日交往敌意胜于友好，冲突多于合作。中日关系的这一历史性质，可以说至今没有改变。日本借助美国恢复国力后，又开始挑衅中国，“一阔脸就变”的历史习性无根本变化。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历史凸现了某种规律：日本在中日交手中失败一次，东北亚就稳定一段时间，中日随之会友好一个时期。日本在白江口海战、露梁海海战、抗日战争中败于中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它就会得寸进尺。例如，日本在打赢甲午战争后不久，又全面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因此，维持东北亚的稳定，中国必须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绝对优势，这是把握和处理东北亚地缘战略不能忽视的关键。

——地缘战略位置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外交谋划，可以克服地缘战略位置上先天的不足。俾斯麦时代的德国集中战略和外交资源，避实就虚，扬长避短，纵横捭阖，三战三胜，终于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德国强大起来后，威廉二世却让德国陷入两面作战，最后竟一败涂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地缘政治环境上处于被孤立、被包围的状态，后来中国抓住机遇，排除阻力，不怕干扰，果断实现中日、中韩等建交，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地缘政治基础。这充分说明事在人为，如果没有正确的战略和外交谋划，良好的地缘战略优势就难以发挥作用；而处在不利的地缘战略位置时，仔细分析自己的战略环境，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和外交规划，也可以逐步弥补地缘政治环境的不足。不变的是地缘自然环境和国家利益，可变的是周边政治环境和敌友关系。敌人或朋友关系的界定，一切都在不断调整变动之中，而决定这一变化的关键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外交必须围绕维护和巩固国家的安全边界和利益边界来展开。国家安全边界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与保护程度，即寻求国家安全的纵深空间。国家利益边界是指国家在对外交往中获得利益的最大范围和程度。在闭关自守的时代，安全边界与利益边界基本重合。在全球化时代，安全边界向立体拓展，利益边界向境外延伸，“边界”的概念在不断拓展。传统的边界概念与领土、主权联系在一起，基本上可称为“领土边界”，这时，国家追求安全边界的行动主要是寻找、确定、维护国家的天然疆界，如山脉、海洋，甚至是人为的关隘等，古代长城就说明了这一点。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展，海洋已不是阻碍人类往来的障碍而是人类交流的又一新的通道，“边界”就不仅仅局限在与领土的关系上了。在全球化时代，多维的边界使安全不再只是邻国间的事，一国的安全不可能局限于一国边界之内，因此有了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边界的差异，有了主权范围以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以外的利益的区别。中国在21世纪要成长为世界性大国，审视中国的周边环境，构建中国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寻求和维护中国的安全边界就成为地缘政治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外交如何适应中国逐渐发展的全球利益的需要。中国现在的全球利益还很不明显，但这种利益正在成长，中国正在成为资源消费大国，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全球利益，随着全球利益的增长，中国必然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全球地缘战略。 

21世纪是“亚太世纪”，更确切地说，是亚太地区国家主导国际关系的世纪。东亚是亚太地区的核心地带，中国处在不断扩展的亚太地区的地理中心，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力量中心。这一地位将使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地缘中心国。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体现在中国应当首先在亚洲崛起。中国如果不能在亚洲崛起，则绝对不能在世界崛起。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理应放在自己的亚洲近邻。复兴的内涵是什么？复兴不是要恢复当年中国主导的东亚体系，不等于重建以中国为朝贡对象的朝贡体系——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至少应当是恢复古代中国在周边地缘政治中那样的影响力吧？在上述李鸿章那份著名的海防奏折里，李鸿章说：“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今天，我们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回思中国地缘政治变迁的历史，心情依然难以平静。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