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守涛
民国时期的大学集中于东南沿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多数高校不得不西迁而损失惨重。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因为准备充分，而成为损失最少、复课最早的高校，并保障了西迁重庆后的发展、壮大。
西迁与办学
对于日军的全面侵华，从1932年就开始担任中大校长的罗家伦早有预测与准备。早在1935年华北局势紧张时，他已请人订制了500多个大木箱。七七事变后，罗家伦紧急组织迁校准备工作，这些大木箱立马派上用场。全校师生分工明确，装箱打包，将图书、仪器、教具，以及航空教学用的3架飞机、医学解剖用的24具尸体等一一装箱妥当。对于学校迁移地点，罗家伦力主一步迁到重庆，确保师生安全和教学顺利进行，并在教授会上提出三点理由：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所迁地点，以水路能直达者为宜；重庆不但军事上显要，而山陵起伏，宜于防空。罗家伦的提议得到了教授会的赞同和蒋介石的允准，他的远见使得学校避免了其它大学数次搬迁之苦，成为迁移高校损失最少的一所。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开始迁移。尽管因为准备充分，搬迁总体进展顺利，但中途也不完全一帆风顺。当时已运到南京下关码头的图书仪器，因长江客运船只极为紧缺，正进退无计时，意外获得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鼎力相助。民生公司当时正负责运送开往淞沪战场的军队，船只从南京返航时便免费提供给了中大。罗家伦在敌机轰炸中有条不紊地指挥师生迁移，离开南京时随身只带了两只小手提箱，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但他还拿走了一瓶在清华当校长时招待客人没用完的香槟酒，对着酒瓶发誓：“不回南京，我不开这瓶香槟。”他前脚刚出屋，后脚空袭的警报就响了。
整个迁移过程中，最为感人的要数农学院牧场大批良种牲畜的搬迁。离开南京前，罗家伦给牧场职工发放了安置费，表示能迁出就迁出，迁不出就算了，学校绝不责怪。畜牧场场长王酉亭虽没有多少文化，但他知道学校买这些禽畜花了不少钱，也知道这些优良品种在教学科研上的价值。他下定决心“不抛弃、不放弃”，连夜找来木船，装上牲畜，运过长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入湖北，走宜昌……由于沿途交通堵塞，雇不到运输工具，运输队只得自行设法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犹如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缓缓前行。经过一年多、行程数千公里的艰苦长征，运输队竟然将这些禽畜一只不少地带到了重庆沙坪坝。在校门口，看着衣衫褴褛的员工，看着一只不少的鸡鸭牛羊，罗家伦感慨万千，热泪盈眶，竟孩子般地抱着这些禽畜亲吻起来，“仿佛如战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此感叹说，抗战时期有两个大学“鸡犬不留”：南开的“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大的“鸡犬不留”，却是中大员工历尽艰辛将其全部搬到了重庆。
顺利的搬迁为中大保存了元气。1937年11月初，中大在重庆率先开学复课。八年抗战期间，中大教学从未间断，秩序最为稳定。西迁后的中大分为四个校区：重庆沙坪坝本部、柏溪分校、成都医学院和贵阳实验学校。其中，沙坪坝本部所在地原是一个小山丘，为保证迅速复课，整个校舍工程仅用了42天时间完成。入川后第二年，学生人数激增，罗家伦又争取到沿嘉陵江而上的柏溪，建立分校，突击两个月，建起44幢校舍。对此，晚年罗家伦有些辛酸和自慰地说：“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至局部而未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青年，没有耽误学业，真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同其它西迁高校一样，中大时常受到敌机袭扰，中大森林系一位教授曾对沙坪坝的空袭作过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有一天多达5次。频繁的空袭，使得钻防空洞成为中大师生日常生活中的“必修课”。据中大校友、台湾前“监察院”院长王作荣回忆：“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情报已发出，大群的同学们仍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身着夏布长衫，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人极了，也美极了。”在呼啸不断的炸弹声中，罗家伦继续苦心孤诣地谋求中大的发展，扩大办学规模，延聘名流学者，增设新兴系科，创办中央大学研究院。
在抗战艰苦条件下，中大不仅没有停滞，反而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声誉日隆，终于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当时，中大是全国高校中门类齐全、院系众多、规模最大的大学，也是国民政府执政期间唯一一所拥有《大学组织法》规定的全部8个学院的大学。抗战初期的统一招生中，将中大作为第一志愿报考的考生，曾占当时全国考生数的2/3。而且它还是当时教育部“部聘教授”最多的大学，差不多占总数的1/4。当时中大师资、学科、设备等诸方面都超过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的西南联合大学。据统计，1945年，中大有7个学院、40多个系科，教学人员600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共290人，为同期西南联大教学人员总数的近两倍；学生共4719名，超过西南联大一倍多。
抗战期间的大学生活
抗战时期，弦歌不辍，薪火相传，中大师生和西南联大、浙大等西迁高校师生一样，物质生活艰苦万分，但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师生们也得以更加磨砺成才。
当时，学生中广为流传着“顶天立地”和“空前绝后”两句段子。所谓“顶天”，是指下雨没有伞，光着头淋雨；所谓“立地”，是指鞋袜破露，光脚着地；所谓“空前绝后”，是指裤子前膝或臀部穿破。蒋介石亲任中大校长后，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给中大每位学生发了一套棉军装。“于是，全校就看不见任何棉军装以外的冬衣。男同学的冬衣上渐渐多了些污垢，女同学则用棉军装遮住了她们窈窕的身段，棉军装变成最新款式的冬大衣了。天暖时，男同学都是一袭败色的中山装，或发白的长衫，女同学则是式样布质相同的旗袍，上面还有补丁处处，补多了宛如百衲衣”。
穿不暖，更吃不饱。“早上七时左右吃稀饭，一碗浑浆，几颗黄芽米，几只白米虫，在里面游来游去。四碟小菜，就有二碟是猪吃的空心菜——菜梗一碟，菜叶一碟。同学们一喝七八碗，但早上十时就已空腹雷鸣”。中午、晚上吃的是掺有沙子、老鼠屎、稗子、稻谷等的“八宝饭”，菜多是萝卜、白菜、蚕豆、豆芽等，难得有几片肉飘在菜面上，以至于当时有大字报写道：“伙食六块还算好，加了两块吃不饱，肉片薄得风吹了……”1940年以后，重庆大米稀缺，中大因购米不足，餐厅煮饭减少，学生们可怜地由每日一粥两饭改为两粥一饭。
穿不暖，吃不饱，住也住不好。学生住的是黄泥糊的竹芭屋，睡的是大通铺，几十个人乃至100多人挤在一间大屋里，拥挤不堪，潮湿又甚，再加上重庆气候闷热，很多学生都得了疟疾，肺结核、肝炎、肠炎发病率也特别高。贫病交加，很多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1943年上学期，全校休学且保留学籍者就达343人，几乎占在校生总数的1/10。
教师们的日子当时也不好过，战前那种优越悠哉的日子一去不返。随着物价不断暴涨，教授们一个月300多元的工资仅够购买一石大米，虽然政府设法提高薪金，实行米贴，教授增设研究补助费，但杯水车薪，教授们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中大周刊》当时不断披露：“本校某院长购得玉米一石，磨粉充饥。”“L教授因支出日增，自己的照相机委托拍卖行拍卖。”“某职员近因面粉价廉于米价，已两月不知饭味。”“师范学院某教授在北碚复旦大学、磁器口教育学院、柏溪分校及校本部四处上课，实感疲于奔命。”中大地质系主任、兼任重庆大学教授朱森的妻子因不了解米贴规定，将中大和重大送的米贴都收下了，被人向教育部告发。教育部未作调查，即通报批评。朱森从野外指导实习回来后，胃病复发，住进医院后得知此事，又气愤又感羞辱，病情加重，引发胃部大出血而谢世。
尽管物质生活如此艰苦，但师生们的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并通过艰辛的磨炼，增强了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
当时沙坪坝所在的沙磁区是重庆学术、文化中心，中大更是中心的中心。学校经常举办各类型的讲座，如文学院举办过诗词曲和外国名著系列讲座，工学院举办科学讲座，当时影响比较大的重庆沙磁区学术讲演会便由中大主办。每周日，中大必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来校演讲，如潘光旦、李烈钧、孙科、卢作孚，英国前首相艾德立，以及周恩来都曾到校演讲过。但凡有演讲大会举行，同学们都争先恐后，踊跃听讲，因而在当时很流传一句口号：“课可以不上，讲演不可不听！”
除了讲座多外，学校社团也众多，不下七八十个，有联络感情的，有研究宗教的，有学术研究的，有体育文艺的，有宣扬三民主义的……各大社团及学生自治会、系科代表大会大多由同学普选代表组成，是谓“学生自治”。
校园外，师生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看话剧、泡茶馆。因为当时电影票贵，话剧成了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每有演出，中大学生必蜂拥而至；散场后，沙坪坝街头巷尾皆是话剧台词。茶馆文化是四川的一大文化，同学们来到重庆后也都入乡随俗，泡起茶馆来，在茶馆里看书、聊天、睡觉，享受着茶香清谈的怡趣。
活动、休闲之外，同学们也都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奋读书，求知强烈。“课堂上，不用点名，没有缺席逃课的，为了听课清楚，做好比重计，提前到教室，抢坐前排位子；每逢授课，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没有座位就站着听，也不忘记笔记。如听孙本文的社会学，沈刚伯的西洋史，房东美的哲学课……同学们认为是‘莫大的享受’。理工科的学生为了得到一个数据，在实验室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忘了腰酸背痛，直到答案准确为止，校园处处充满了孜孜不倦的求知气息”。
当然，和今天的大学生一样，恋爱也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们的一大“课程”。重庆沙坪坝松林坡的鸳鸯道上情侣成双，男生宿舍最重要的话题是女生，中渡口的牛肉面是约会女友的盛宴。王作荣和法律系的范馨香相识于大一，大二后几乎每天见面，相约游遍沙坪坝的风景。因为囊中羞涩，王作荣请范馨香吃牛肉面、看话剧，自己却不吃、不看，静静地在门外“恭候”。范馨香是当时的女生自治会会长，追求者众多，但王作荣靠着自己的文笔和“恭候”，最终赢得美人芳心。两人后来喜结连理相伴一生，合撰有《鲽情深》一书，并以伉俪名义在东南大学设立奖学金。范馨香1987年逝世后，王作荣一直没有再娶，卧房摆设包括他为妻子购买的两箱进口衣料，都搁置原处。
在活动、读书、恋爱的同时，同学们也没有忘记报效国家。1944年，战事吃紧，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报国，“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响彻云霄。中大同学和其它院校同学一样积极响应号召，只要年龄、身体合格者无不争先恐后，报名处排满长龙。中大教授、著名诗人汪辟疆大受感动，特为同学从军作诗道：“日日从军势若狂，无人不道送行忙；遥知富士山前月，待照中华儿女行。”同学们如此爱国报国，与中大的使命密不可分。罗家伦赋予了中大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一宏大使命，将办学目标定位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认为中大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在国难当头时应该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蒋介石亲任校长
就在中大蒸蒸日上之时，罗家伦却急流勇退了。1940年前后，重庆物价暴涨，十倍于战前，学校经费拮据，难以维持，罗家伦实感“筋疲力竭，再也不敢继续下去了”，遂于1941年7月提出辞呈。
罗家伦辞职后，顾孟余接任中大校长，但因为与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闹矛盾，很快就辞职了。之后，蒋介石竟主动向陈立夫提出要亲任中大校长。蒋介石之所以“屈身”亲任中大校长，有多方面考虑。一是中大校长地位重要，掌舵首都最高学府，但因内忧（中大当时内部有南高及东大身的校友派、清华留美出身的清华派等多个派别）、外患多种原因，校长之职并不好当，更换频繁；二是皖南事变后，中大又屡起学潮，抨击国民党，蒋介石出于“防共”“反共”需要，有意坐镇中大以稳住学生运动；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出自蒋介石的“权力欲”和“校长瘾”——蒋介石恨不得将所有的权力都揽于自身，曾有80多个头衔，且对“校长”这个职位情有独钟，希望天下英才皆为他的学生。
蒋介石虽然欲望无穷，但毕竟精力有限，不可能真的像校长一样安营扎寨亲力亲为，所以他在担任各校校长的同时，均设教育长来主持学校日常事务。教育部也调来了原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任中大教育长，主持中大实际事务。
蒋介石虽然是名义校长，但还是做了一些实事，为中大带来了些新气象。首先，他更新了中大的办学方针。他兼中大校长后，于1943年3月7日在大礼堂向3000余名师生训话，提出今后教育方针应“注重培养新的精神与新的风气，以造就一般学生为建国干部，克尽其实行三民主义建设国家之责任”。蒋介石视大学为“培养领袖人物的场所”，希望中大的每位学生“应负起领导千人或万人的使命”，要“对三民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和明确的认识”，希望中大能把“建国”视为唯一的工作。
另外，蒋介石将军人作风也带到了学校，治校如治兵。中大开始更加注重“军事化管理”，施行更为严格的军事训练。最初，蒋介石身着戎装，每周六下午到校，绕松林坡校区视察。一次，老蒋问随行大员：“不是说中央大学的人很多吗？怎么我来看不到几个人？”随行的大员说：“这里是文化区，平常看不到军人，委员长穿一身军装，大家怕碰到委员长要敬礼，所以都躲起来了。”蒋介石“嗯嗯”两声，以后即改穿中山装到校。虽改了衣装，但他的军人习性难改。某次，蒋介石在礼堂给师生作报告，想起当年自己受训的情形，便吩咐手下将礼堂凳子统统撤掉，让所有教授不管身体、年龄如何，统统与学生一同站着聆讯，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还有一次，学校召开院长、系主任会议，蒋介石进屋后，有人大喊“全体起立”，大家无奈地站了起来。待大家坐下后，蒋介石又说道：“现在，本校长点个名吧。”蒋介石一个个喊名字，教授们一个个站起来，他又一下下点点头，场面非常滑稽，教授们非常不满，而蒋介石还自以为这是对教授的“恩典”。因此，后来再开类似的会，许多人便借故不来。1944年7月9日，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亲自主持中大29周年校庆暨毕业典礼。典礼完毕，蒋介石又准备亲自点毕业生的名，忽然觉得情况不对，原来到会的毕业生还不到一半，不禁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蒋介石经常到校“视察”，大约每周来校一次。他第一次到校便巡视校内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处，并在食堂与教职员工共同进餐。视察完毕后，蒋介石感到“巡视全校各处，其宿舍之拥塞污秽不堪言状，设备之简陋与师生之无秩序，思之痛心”。后来每次到中大校园，蒋介石一般都会视察学生宿舍、食堂、浴室和公共场所，特别关心这些场所的清洁卫生，有时还前往农场，察看树苗花圃，饮尝牛奶。某日，蒋介石来学校时，一些学生正在操场打篮球，没有注意到蒋介石的到来，惹得他很不高兴，用手杖狠狠捣了几下地面，大喊道：“校长来啦！”学生们被吓得发愣，他以为是在向他行注目礼，转怒为喜，又和蔼地笑道：“玩去吧，玩去吧。”蒋介石还十分强调中大学生的仪表衣着，1944年蒋介石侍从室专门就“中大学生服装不整”发布训令，“中大为中央最高学府，对全国各校应有示范作用，少数不肖学生若不能规劝改过，应不惜忍痛开除以维护学校之尊严”。
如蒋介石所愿，他靠自己的威信和示范，还真在无形中消解了一场学生运动。1943年秋天，孔二小姐（孔祥熙和宋霭龄的第二个女儿孔令俊）从香港撤退时霸占飞机舱位装洋狗、马桶一事被揭露后，西南联大和中大同时酝酿学潮。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物价飞涨，贷金过低，以致伙食太坏。中大教育长和训导长将学生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说学生准备以伙食为藉口掀起“倒孔（祥熙）”学潮。老蒋一听，说道：“哪天我到中大学生食堂吃一次饭，看学生还闹不闹了。”1943年11月的一天中午，蒋介石在学校训导长、军训总教官等人陪同下来到学生食堂正中央的餐桌前。老蒋顺手拿起一只碗，走到大饭桶前，给自己满满地盛了一碗“八宝饭”，把分到的一份青菜萝卜拉到面前“香甜”地吃了起来。他一面吃饭，一面问学生：“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同饭桌的学生壮胆回道：“一年四季，顿顿如此。”蒋介石连声说：“米质太差，要改善，肉也太少，贷金要加。”年已56岁的蒋介石那天竟吃了三大碗“八宝饭”和一份青菜萝卜。校内三青团分子乘机大肆渲染和吹捧。于是，一场正在酝酿的学生运动就这样被蒋“吃”了下去。
蒋介石任职中大校长时，曾闹出“蒋中正呈文蒋中正”的笑话。中大要向教育部呈文，当然要由校长蒋中正具名，于是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再由教育部呈行政院，而行政院院长就是蒋中正。于是中大的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转呈行政院长蒋（中正）”。蒋兼任中大校长时，还享受着“委员长补助费”的“外快”。1943年学校支付“委员长补助费”62600元，相当于学校年度班级费。不过，蒋也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中大做了一些好事，如因为战时印刷困难被迫停刊一年多的《中央大学校刊》在蒋的过问下得以复刊。
1944年8月，蒋介石辞去中大校长之职，代之以“名誉校长”的冠冕，校长改由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接任。陈立夫回忆说，蒋介石亲任校长后，“知道困难，就不再兼了”。这一年半的校长经历，只是让蒋介石又过了一把校长瘾，让中大稍微风光了一下，对学校的发展没有产生实质影响。
顾毓琇接任中大校长后，非常注重学术研究，尊重教授地位及其学术成就，改善教学研究和调整系科，使得学校面貌大有改观。但顾毓琇干了仅一年便辞职离校，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
接下来的中大校长是著名科学家吴有训，他希望把母校亲手打造得更加辉煌，曾对全校师生讲道：“我来中大，只凭着为母校服务这点关系。”他上任不久，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吴有训的首要任务便是繁重的复员工作。为此，他两次亲赴南京办理有关事宜。在他的精心谋划、周密组织下，耗时不到5个月，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12000多人、图书仪器设备4700余箱及私人行李近万件，分八批全部安抵南京，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赞许道：“没想到这个吴老夫子教书行，办事也这么干净利索。”复员后的中大规模已是战前的三四倍，除四牌楼原校舍外，又在丁家桥新开校址。在吴有训领导下，中大开始了新的篇章。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