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会的乌龙事
□ 聂作平
多年以来，杏花春雨的江南就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富庶之地。地处长江之尾的太仓，今天是只有几百平方公里的县级市，在明代，则是一个辖有昆山、常熟和嘉定三县的州级行政区。但在明代，州与县的级别相差无几，以古人的观点看，太仓虽有三县，亦不过百里之地罢了。就是这个百里之地，当时却是人文荟萃的风水宝地，首辅王锡爵，兵部尚书王在晋，大才子王世贞、张溥、吴伟业，竟然都出自这里。
举凡一国一邦，当其处于繁荣——哪怕是虚假繁荣的清明时期，一大特征就是社会稳定或相对稳定，官员大体能各司其职，人民大体能各安其业。相反，当时代处于衰落的乱世，一大特征就是社会秩序不再稳定，动荡成为家常便饭，官员失职，人民不安其业，人性的恶如同放出笼子的饿兽。以太仓为例，当王世贞和王锡爵——甚至比他们更晚一些的张溥在世时，这里的人民知书达理，倾心教化，敬畏法律；但当时代的车轮驶过甲申之变（1644年为甲申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同年清军入关——编者注），同样是这片丰沃的土地，同样是那群歌哭于斯的人民，竟一下子变得面目狰狞。
《研堂见闻杂录》是亲历“甲申之变”的一位没留下姓名的文人之作，书中记录了一个叫吕茂成的青年。此人幼年丧父，吃了不少苦，但极聪明，为人谦逊好学。研堂主人虽只长他一岁，他却总是以先生相称，并时常向研堂主人请教诗文。26岁时，吕茂成考中秀才，“志意发舒，高睨阔步”，在研堂主人和其他人看来，这位彬彬有礼的年轻读书人，将会如同大家预想的那样，学而优则仕，进而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但谁也没料到的是，这位青年却突然变成为患乡里的不稳定因素，以致身败名裂，惨遭横死。导致这种巨大人生落差的，表面看是一个叫“乌龙会”的民间组织，深里究，却是那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把一个好端端的读书人推上了绝路。
关于“乌龙会”，得先从中国流行了两千年以上的主仆关系说起。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奴制度，但一些穷困子弟入富家为奴的状况却很普遍。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不少穷人常会迫于生计或其他原因，只身或全家卖身为奴，投靠到富人或官宦人家里帮忙或帮闲。当时的规矩是，一旦进某家为奴，必先立一纸字据为契约，主仆关系一旦确立，仆人终身对主人恭谦忠顺，主人则极力维护仆人利益。有不少仆人，就依靠所托身的主人，“累累起家为富翁”，最不济也能混碗饭吃，不至于流落街头。有明一代，这种主仆关系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社会和谐，人民各安天命的充分证据。
但大动乱的到来，意味着各种原本正常的秩序的分崩离析。在崇祯自缢而南京尚未推举出新皇帝，满清军队也还没下江南的时间段里，太仓一带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最能刺激的，就是各种动乱因子。那些原本安于仆人地位的穷困子弟，似乎在一夜之间看到了翻身的希望，他们自发结成数百上千人不等的团伙，各自胁迫其主人交出当初订立的契约，主人一旦动作稍迟，轻则老拳相向，重则举火焚屋。至于瓜分主人财产玉帛之事，也时有发生。其情其景，就像一辆公共汽车，有的人坐着，有的人站着，大家原本相安无事。虽然站着的人想坐下来，但碍于既定秩序，也不敢公然把别人拉起来。而一旦有人带头这样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汽车上的坐者与站者，多半会发生些逆转。所以，社会就像坐公交，有座位的人号召稳定，没座位的渴望重新占座。
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给站着的人们带来了一次难得的“重新占座”的机会。如果说仆人找主人索契约、逼财产还只是预演，那么“乌龙会”的出现，则是预演后的正式粉墨登场了。所谓乌龙会，乃是“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从乌龙会的人员结构，可以看出它对现存秩序有强烈而不可抑制的冲击愿望——“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令人意外的是，吕茂成这位多年来一直饱读圣贤书的学子，竟也一头扎进了乌龙会——他很快就成了里面的三个大头目之一，身后有数百追随者。
关于乌龙会的具体情状，当年留下的史料不多。在当今一些学者笔下，乌龙会被定性为“革命群众组织”。那么这个“革命群众组织”到底都干了些什么？首先是向诸大姓，即有产阶级索要金帛。清军渡江的消息传来，乌龙会确信地方政府更加失去控制力，于是乎，数百人手执兵器，穿上唱戏的天神服装，鸣锣呐喊，游行街头。次日，即向诸大姓索要金帛。一个叫龚诚宇的富人，属于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主儿，当乌龙会派人沿街向大户人家收取所谓军饷时，其他富人纷纷忍痛割肉，龚诚宇却坚决不肯。乌龙会“必欲碎其家为快”。当晚，数百人包围龚家，龚诚宇只身逃走，乌龙会将其住处席卷一空。这些抢来的财物，首领如吕茂成等，主持了梁山泊式的大秤分金，小秤分银的宰割。比如在勒索一户姓金的富人后，得一千余金，大部分为吕茂成与另一首领顾慎卿所得，小部分为其部众平分。打土豪，分浮财，向来是中国农民最喜闻乐见的革命形式。因为这种趁天下大乱而乌合成股的革命，既没有真正的危险性——旧政权已垮，新政权没建——还能不劳而获地占有原本高高在上的富人们的财产甚至妻女，这怎能不令草根民众大有扬眉吐气之感呢？
乌龙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向富人们寻机报复。有一个姓马的富人，之前得罪了他的一个佃户。这名佃户投奔了吕茂成，吕于是带上百余人，各执武器，冲进马家，差点把倒霉的马某当场群殴致死。痛打之后，马某不得不捧出白金十余两，乌龙会方才善罢甘休。
三是自封官爵，过一把老爷瘾。乌龙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此前最为畏惧的就是官人，不要说县令，哪怕几个自称可以代表政府执法的衙役，就足以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但现在苍天有眼，赐与这样一个难得的乱世，他们也就有机会自由自在地过一把“老爷瘾”了。陈瑶甫领导的是乌龙会的另一纵队，他建立了帅府，自立为帅，手下兄弟们一个个都封了官，以至于“满坐参谋，成群大将，以为觅封侯如拾芥也”。
主人和仆人，官绅和农民，他们之间肯定有矛盾，但在政权稳定时期，这种矛盾往往以双方的隐忍和克制，以及由乡规民约或地方政权的约束而得以调和。但像甲申之变后，天下鼎沸之际，所谓乱世出英雄——英雄的另一面则是混世魔王，当昔日的强者和贵者一旦处于劣势，弱者和贱者必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施以报复。
文学青年吕茂成的结局很悲惨。当清军进驻太仓时，居民和其部下一哄而散，他竟然还像平常那样飘巾长袖，就好像汹汹而来的清军也是他的乌龙会会众一样。清军抓他时，他傲然道：“我是吕茂成。”清军也听说过这么个人物，脱了他的衣服，用一竿长枪穿过他的胫骨，再把他拴到绳子上，光着屁股押到他家里，把他几个月来打土豪分田地弄来的金帛，悉数卷走。此后，清军又把吕茂成牵到一间牛棚里，将其两手缚在柱头上，取来一件庙宇里菩萨所穿的黄袍盖在他身上，讽刺说：“你不是想当皇帝吗？现在就了了你的心愿。”
对吕茂成这个曾向自己虚心请教的文学青年，研堂主人相当感慨：“吕茂成才器大佳，使操之以正，上可以取功名，次亦不失一令士。”可他为何落得这般田地呢？研堂主人的观点是：因为他两次考试名列优等，于是变得自负，加上乌龙会里其他人的怂勇，他便把自己当作了应运而生的大人物，甚至幻想黄袍加身。研堂主人的分析大抵正确，但不完整。因为他没有看到，乱世的可怕，就在于它不但使一般民众疯狂，即便是主张温良恭谦让的读书人，也会不由自主地乱了方寸。在一个疯狂被认为是正常的年头，不可能有人能置身度外地保持清醒。
这个故事说明：
第一，有些善良的人之所以看起来善良，是由于暂时还没找到作恶的机会；有的好人之所以看起来是好人，是因为有众多外力作用在他身上。套用牛顿定律，那就是：任何个人在没有受到包括法律、道德在内的外力作用的前提下，将保持从良民劣变为坏人的趋势。
第二，哪怕最黑暗的政府，也要比无政府稍好。黑暗的政府大不了多征几个税，多拆几座房，多发明几种新鲜刺激的死亡方式；而无政府带来的，却是普通民众之间的互相仇杀与凌辱。也就是说，无政府的社会是没有赢家，只有大输家和小输家的满盘皆输的暗社会。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