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外交的空间问题
□ 袁南生
外交是国与国之间以和平方式进行交往、交涉的政治行为。所谓外交空间，是指外交在国家机器运转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外交战略和策略是否受到国民认同，外交人员在本国是否有影响力，是否受到尊重，处理涉外事务策略选择多不多，回旋余地大不大，等等。探讨中国千年外交的空间问题，对于拓展今日中国的大外交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空间
外交与人类文明历史同样古老，随着国家的出现，外交应运而生。殷商甲骨文中许多关于“史”（使）、“史人”（使人）、“来朝”的记载，表明了商王朝时期的外交关系。西周“封邦建国”，为日后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外交打下基础。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时期，这是百家争鸣、思想自由、人才辈出的时代，就外交空间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黄金时代。春秋时期各国在争霸过程中战争与外交两手并用，鲁史《春秋》所记242年，列国间战争483次，朝聘、盟会450次，这里的朝聘、盟会即为外交活动。战国时期，随着战争升级，外交斗争也更加激烈，“合纵”与“连横”为代表的两条外交路线，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长期尖锐的交锋，从而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艺术推进到一个空前的高峰。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外交思想精彩纷呈的时代，管子主张霸权秩序的外交思想，老子和平主义的外交思想，孔子主张中庸和谐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孟子干涉主义的外交思想，孙子的伐交和谍交思想，张仪苏秦主张合纵连横的均势外交思想等，至今仍有明显的影响。“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各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实践，我国古籍中，无不行行具备”（唐德刚语）。总体来说，先秦时代的中国外交，处在中国古代外交的早期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外交基本上在中国境内的列国之间进行。
汉唐时代的外交空间
秦汉以后，中国外交以大一统外交的面貌出现，外交空间明显扩大，其主要特点是打开了通往世界的道路，进入与域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阶段。汉唐时期，中国第一次打开大门与外部世界发生外交关系，从此有了真正国际意义上的外交。
汉唐时代的外交家有职有权，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最大。所谓“特命全权大使”，最名副其实的就是汉唐的使节。例如，汉昭帝时，匈奴串通西域龟兹、楼兰，杀死汉朝使节。傅介子奉命出使调查此事，得知匈奴使者刚离开龟兹，当即追上，将匈奴使节一行全部杀死，因功被封为中郎将。傅介子又向大将军霍光建议刺杀龟兹王，震慑诸国，保障西域畅通，霍光认为不如刺杀楼兰王。于是，傅介子以赏赐为名，携黄金锦绣至楼兰，在楼兰王为他举行的国宴上一举将其刺死，另立其弟为王。傅介子将国王头颅传送长安，悬于北门，为天下不忠于汉朝者戒，以功被封为义阳侯。汉宣帝时，冯奉世出使大宛，途中获悉莎车国发生政变，原国王之弟呼屠征杀死候任国王和汉朝使节，自立为王，鼓动邻国投匈叛汉。冯认为如不及早除掉立足未稳的叛乱者，势必养痈成患，但上报朝廷又路途遥远。于是，他当机立断，用手中符节号令附近各国出兵，指挥兵马15000人一举平息叛乱，迫使呼屠征自杀，并择定了新国王。汉唐时代办外交者有头有脸，其职业令人向往。东汉时班超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在班超看来，傅介子、张骞成就的外交事业是“壮士”大业。班超出国时只带36人，却使西域50余国重新置于东汉管辖之下，疏通了丝绸之路的南北通道，保障了西北边疆及西域各族的安全。
明清时代的外交空间
明朝所处的14～17世纪，正值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西方各国经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的洗礼，先后确立起崭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并逐步将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然而，从明代开始中国古代外交空间却逐步变小，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晚清。
当然，这是指整体趋势而言，并非说明清任何时候、任何领域外交空间都在变小。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经30余国，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和麦加，充分展示了中国的软实力。有明一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数量之多，朝贡规模之大，皆为历代所不及。明成祖时，先后有苏禄等4国国王来华觐见中国皇帝。明代设立四夷馆，中国第一次有了专职翻译机构，这无疑有利于外交空间的扩大。李鸿章访问欧美，这是数千年来中国外交最高主管官员首次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所有这些都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拓展了明清的外交空间。
但是，明清外交手段、形式整体上没有与时俱进，外交人员地位下降，回旋余地一步步缩小，强国外交逐渐沦为弱国外交。从14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中国从开放逐步转向封闭。明政府从洪武年间(1368～1398年)规定私人“片板不准人海”，直到嘉靖年间(1552～1566年)屡下禁海之令。15世纪40年代以后停止下西洋。朱元璋不仅采用延长贡期、拒收贡物等办法对中外朝贡关系予以限制，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他对一些海外国家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明令“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明太祖实录》卷231）。朝贡关系几乎就是外交关系的代名词，只许3个国家入贡，外交空间能有多大？虽然，后来的中国统治者对朱元璋的这个政策有所调整，但外交空间在明清时代逐渐变小却是整体趋势。
明清时外交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逐步降低。到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变得瞧不起外交官，几乎把卖国与出使国外连在一起,认为中国派出驻外使节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出使国外、常驻国外在汉唐时代司空见惯，班超常驻西域31年，出国时40岁，回国时已71岁。沈括、范成大、欧阳修等历史名人，都曾出使他国。即使到了明朝，陈诚连续4次出使西域。但自此以后，出使国外的频率越来越低。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时人皆以为耻，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亲友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对联讽刺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集会声讨他，不仅烧毁了他修复的玉泉山上的唐代名刹上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郭出使期间，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郭离任回长沙，大骂他“勾通洋人”的标语贴满了家乡的大街。他逝世9年后，还有京官上奏要求对他开棺鞭尸。
晚清外交空间的萎缩表现在外交人员往往成为误国行为的牺牲品。庚子事变中，真正爱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原驻沙俄公使许景澄等5位大臣，因力劝西太后不可同时对11国宣战，不可派兵攻打驻华使馆和杀害外国外交人员而被处死，5人中，4位是外交官员，行刑时，围观百姓高呼：“杀汉奸，杀二毛子！”
外国人来华访问在明清时一律被看成是来进贡的，且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明代时，外国使臣入居会同馆，日常活动受到严格限制，5天才准许出门一次，平时不许出门，并禁止外国使臣购买史书、丝绸等物。1691年，朝鲜贡使购买《一统志》，礼部奏请康熙批准，将翻译官张灿革职充军。只有外国国王奏请，清帝格外开恩，贡使才能定点限量购买丝绸等物品。利马窦从旁观者的角度描述说，访华使臣“被当成俘虏或囚犯一样来对待，并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东西。在他们的全部逗留期间，他们被安顿在宫城范围里盖得像牛棚一样的房子里，而且被锁在里边。他们出来不准见到皇上，他们的外交和其他事务都是与钦定的大臣办理的。全国上下都不得与外国人打交道，除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1517年，皮雷斯被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为大使于当年到达中国，直到1520年，朝廷仍禁止皮雷斯一行接近皇宫，皮始终没有见到明武宗。明世宗即位后，下令驱逐葡萄牙使团，皮雷斯被囚，死于广东狱中，翻译也被处死。早期荷兰、英国、俄罗斯等国使团来华，并非来寻求打仗，而是希望建立正常关系，但都没有达到出使的目的。
晚清时朝贡体系在西方列强入侵下逐步瓦解，数千年来中国朝廷起到的“古代东方联合国”的作用不复存在。李鸿章临终前一小时，沙俄公使还在李的病床前逼迫他签字。李悲愤长叹：“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弥留之际，“双目犹炯炯不瞑”。至此，半殖民地状态下的晚清外交陷入几乎毫无回旋余地的困境。
1911年中国进入共和时代。以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标志，中国外交空间开始一步步扩大。目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变化，已建立起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关系框架，并形成立体、多元的关系网络。
中国外交空间变化的历史启示
回顾几千年来中国外交空间变化的历史，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点有益的启示——
一是外交空间的大小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国历史上外交空间最大的时代是汉唐时代，这同汉唐是中国历史上综合实力最强大的时代是分不开的。贞观时期的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这是当时外交空间最大化的有力表现。
二是GDP大小不等于外交空间的大小。宋朝是当时世界上GDP第一大国，但它的外交空间并不大，在“澶渊之盟”后向辽国纳银输绢，在“绍兴和议”后向金国称臣纳贡——世界头号富国向普通国家朝贡。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日本GDP比新中国高得多，但外交空间远不如新中国大。
三是中国和世界主要强国的关系状况与中国外交空间的大小有直接关系。数千年来，中国周边一直没有世界性头号强国，这为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里拓展外交空间提供了良好的地缘环境。汉唐时代外交空间能得到大力扩展，一个主要原因是汉唐同当时世界上其他主要强国没有发生战略对抗。晚清时中国外交空间一步步缩小，则是与头号西方大国英国撞上有关。当中国与世界主要强国关系不正常时，中国外交成本就会大，外交空间就会受到挤压，外交回旋余地就会缩小；反之，外交红利就要大得多。例如，尼克松首次访华后，大批国家舍台就我，我外交空间在不长的时间里扩大很多。
四是政策是否开放与外交空间大小成正比。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也是外交空间最大的时代。唐代的开放是多方位的。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华夷一家的开放政策在封建时代空前绝后。许多外国文武官员在中国做官，例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担任了从三品的秘书监兼卫尉卿。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有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
五是主流民意走向同外交空间大小有密切关系。善用主流民意有利于扩大外交空间，反之，外交难免被主流民意绑架，回旋余地减少。因发生徽宗、钦宗被俘的“靖康之变”，宁战不和，宁战不谈，报仇雪恨成为南宋有朝一代的主流民意。忽必烈称帝后，希望与南宋正式议和，郝经奉命出使南宋，竟被南宋拘禁15年！后又派出5批使者，在当时元强宋弱、蒙古人对欧亚进军节节得手、咄咄逼人的态势下，谈判显然有利于宋争取时间，然而，后5批元使进入宋境后，在路上竟被“爱国”的宋人们一一“餐肉饮血”了。对元廷使者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留给宋廷的选择除了战场上见，没有任何外交空间。宋民不愿韬光养晦，争取时间以作准备，当然只有整体上的“玉碎”，也就是亡国了。蔡东藩说得好：“最可笑的是边境守将，还是仗着一柄利剑，乱杀外使，一误不足，及至再三，哪里不益挑敌怒，自速危亡呢？”（《宋史演义》，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六是外交成本大小不等于外交空间大小。外交上多投入，一般来说，当然有助于扩大外交空间，但二者不能画等号。外交史上花冤枉钱的事例不胜枚举。清廷为接待英国使团耗费白银85万两左右。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还安排马嘎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也是沿途款待，劳民伤财。然而，大把银子不仅没有扩大外交空间，还使列强发现“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马嘎尔尼语），对后来的中英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中国对“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曾提供巨额援助，驻阿大使耿飙当时就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他在《耿飙回忆录》中说：“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0000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中国外交空间因此扩大了没有？历史已有答案。
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些是我外交空间扩大的表现和结果，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我外交回旋余地，同时自然会激起国人重拾汉唐外交旧日荣光的雄心。当然，在扩大外交空间方面，中国现代外交也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研究中国外交空间变化的历史规律，把握中国外交空间扩大的有益启示，办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大外交，是历史赋予国人的神圣使命。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