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历史沉浮的标本意义
□ 施京吾
他经历了1911和1949近代中国的两次重大鼎革，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极高地位，这让他与两个不同时代的政治领袖有直接交往的机会。他沉浮的一生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写照。
在我相当年轻时，曾与一位年纪相仿的朋友豪情万丈、异想天开地打算写一部儒家思想流变的专著，在提纲中小兄弟俩狂妄地表示：“冯友兰说他对传统理学的继承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从而开创了新理学。那么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照着讲’，也不仅是‘接着讲’，而是‘重新讲’。”——启发来自冯友兰先生，思想资源却属于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潮；尽管认识到中国文化需要重新诠释，总体上却是持批判乃至否定态度。
冯友兰是中国近代以来泰斗级哲学大师。辛亥之变，中国进入现代史纪元，冯友兰恰逢其时，成为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新理学的创始人、新儒家的开拓者。他最重要的三部哲学著作为《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其中《贞元六书》又由六部哲学著作组成。这三部著作俱为鸿篇巨制，蔚为大观。
冯曾自撰一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不仅可以作为他学术思想的注脚，亦是他人生履历的注脚。他经历了1911和1949近代中国的两次重大鼎革，因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卓越成就和极高地位，又让他有了与两个不同时代的政治领袖直接交往的机会。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使冯友兰在波涛滚滚的历史巨浪中沉浮。他的一生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写照，具有标本意义。
【家学深厚，出类拔萃】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冯家是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学醇厚，冯友兰并未在门馆开蒙读书，接受的是家塾教育。起点本来就高，加之资质聪慧，自小就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1904年，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到湖北的武汉方言学堂任职，举家迁徙。此正值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动荡剧烈，旧学没落，新学兴起，各地纷纷开办新式学堂。在武汉期间，年仅9岁的冯友兰接受的依然是家庭教育，因冯台异任职新式学堂，又将新学堂的教育方式带入家门，冯友兰由此打下西学基础。
不久，冯台异调任湖北崇阳县知县，成为当地的父母官。1908年冯友兰13岁时，父亲因病暴卒于崇阳任上，打乱了冯友兰的生活轨迹。他遂回到唐河老家，在继续了两年家塾教育后，15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州公学，接着又考取了武昌中华学校和上海中国公学，这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两所中学。此时，民国纪元已经开始。
公学教育以新学为主，这对已拥有深厚国学功底的冯友兰知识结构的调整，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对照西方的逻辑体系，冯友兰对中国文化不断产生新的想法，中国的教员们却无力解释这些问题。冯友兰遂向其班主任李登辉表示今后要学哲学。哲学，在今天不过是一门学科罢了，但在当年，哲学之堂奥深不可测，乃圣贤之学，班主任李登辉当即作出判断：“你要当孔夫子呀。”冯友兰心志，堪比鸿鹄。
【西行游学，眼界开阔】
1915年，20岁的冯友兰从中国公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这是当年中国唯一开设哲学课程的学校。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哲学生涯。
当时的北大可谓人文荟萃，各种观念在校园内碰撞激荡，既有坚持守旧的辜鸿铭、黄侃、刘师培，又有崇尚新学的沈尹默兄弟以及马裕藻、钱玄同等。1916年底，蔡元培被聘为北大校长，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更成北大校风，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俱成北大名师，这使得冯友兰“觉得心胸一天一天地开朗，眼界一天一天地广阔”。其时，梁漱溟仅比冯友兰大两岁，胡适也不过长冯4岁，虽然胡适并未向他直接传授学业，但治学方式已令冯友兰“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1918年6月冯友兰北大毕业，回河南做了一年教师。1919年6月，他考取官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并接受胡适建议，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西方哲学。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感受最深的，大约是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正立足于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生活基础之上，因此，他提倡文理并重。
冯接触了大量欧美哲学家的原典，更倾心当时风靡一时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并从柏格森的哲学意图中发现了中国哲学之短：“以‘心’下手研究的人民，一定不知道什么是精密的确定，不知道或然、不能与确然、必然之分别。”在后来的哲学生涯中，他弃“心学”而拾“理学”，创建了“新理学”，有为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定义，使之精密化、逻辑化、体系化之意。
1923年冯友兰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8月归国，立刻进入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任文科主任，此后又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1928年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校长，冯友兰应邀投奔清华任秘书长和哲学教授，与金岳霖、杨振声、陈寅恪并称“清华四巨头”。年仅33岁的冯友兰开始了他人生最富华章的阶段。
进入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校秘书长，意味着冯友兰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于次年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写作。
【宣讲唯物，锒铛入狱】
1930年5月22日，罗家伦辞去清华校长职务，冯友兰则被推选为文学院院长，并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轮流主持清华校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全国哗然，群情激奋，清华学生不仅组织南下请愿团到南京政府请愿，吴其昌教授甚至前往南京绝食请愿。此时，主持校务的冯友兰一面组织各种致电、捐款抗日行动，一面又要抚慰学生。在由其执笔的劝释布告中写道：“知识即权力。此言可深念也……无论中国亡与不亡，十余年后一切事皆在诸同学肩上，如今日牺牲学业，异日何能担当大事？”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清华大学开始了梅校长和冯院长主治的格局，一直维系到1949年方告结束。正是这18年的时间里，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的写作，宣告冯友兰哲学体系的成功建构。而他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在笔者看来，是在已形成体系中的一种视角转换。
1933年，冯友兰获出国休假讲学机会，因国外出入关手续复杂，他不满欧洲各国之间的分离状况，访苏的经历更让他对大一统念念不忘。
20世纪30年代有一股世界性的红色浪潮，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人们对市场经济投下怀疑的目光，而苏联的计划经济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不凡成就，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前往苏联观摩，如纪德、罗曼?罗兰等，而中国亦有胡适等。同为访问，观感却大不一样，纪德发表了《访苏联归来》，罗曼?罗兰则写下《莫斯科日记》，对苏联的“成就”均有所怀疑，中国学者则多半信以为真。究其原因，实质是中西学者拥有的背景各不相同。冯友兰亦对苏联的成就表示赞赏。他在英国讲学期间可以阅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又有所认识，苏联的情形更使其动心。回国后，他多次撰文、发表演讲，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以及在中国哲学中的应用。
冯友兰没有想到的是，此正值国共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之一，他的表现引起了北平当局的注意，国民党以“共党嫌疑”为由，于1934年11月28日将其逮捕。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梅贻琦、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立刻出面营救。实际上，冯友兰与共产党素无瓜葛，他的演讲及文章也多是学理上的阐述，这种“逮捕”行为弄得国民政府相当尴尬，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出面，下令释放冯友兰。第二天，冯即回到清华大学办公室。事后，鲁迅在12月18日给杨霁云的信中写道：“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捕，可以推知其他了。”但冯本人反而相当低调地处理了这一事件，除如实介绍自己的被捕经过外，并未对当局进行任何指责。冯友兰毕竟是儒生，在他精神内部起作用的依然是忠孝礼义，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毕竟是学理上的，而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意义恰恰是为了保存最核心的价值观，这如同他宣讲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学理上是一致的。
不过，冯友兰对左翼运动还是抱有相当同情，如黄诚、姚依林、蒋南翔这些左翼激进学生都受过他保护。
【开创学派，独步联大】
在那个年代，冯友兰是国家意识比较强烈的一位学者，他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抗战时期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
抗战爆发，西南联大成立。山河破碎，冯友兰的心境颇为黯淡：“兵败城破日色昏，抛妻舍子别家门。孟光不向门前送，恐使征人见泪痕。”正是其心境写照。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继续担任文学院院长。此时的他更加勤勉，《贞元六书》就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他的学术地位几乎到了无可匹敌的地步。西南联大由三所名校组成，大教授们济济一堂，即便如刘文典般的狂傲学者，都认为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一为陈寅恪，一为冯友兰，而他自己与唐兰各占半个。
长期盘踞云南的“云南王”龙云，与国民政府长期存在矛盾，中共则利用这种矛盾宣传反蒋，云南的左翼势力相当强大。当时国民政府是一个威权政府，虽然战事吃紧，但教授们依然希望政府能开民主宪政之先河。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于1943年联名请愿，敦请蒋介石进行宪政改革，分权立宪走民主化道路。信由冯友兰执笔，言辞相当恳切，信中写道：“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并言：“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蒋介石读到此信，被冯友兰的诚恳态度感动，“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即复信表示同意实行立宪。抗战结束后，乃启动民国立宪大会实施宪法。雷海宗曾对冯友兰说：“即便你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遗憾的是，这封信却失传了，实在令人遗憾。好在，他还给我们留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碑文》，后人大可从中感受到冯友兰的不凡气韵。
抗战末期，全国被漫长而艰苦的战争拖得精疲力竭，前方兵源吃紧，国民政府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动员令，号召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战第一线。冯友兰自然积极支持政府号召，其子冯钟辽就是一位抗战将士。随着抗战结束，西南联大的使命也告结束。1946年8月，冯友兰再度赴美讲学，此时国内已陷于内战之中。冯友兰本可以留在美国，但在他内心深处起作用的依然是文化本位主义，在他看来，不论哪朝哪代，“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这种思想始终支配着他直到政权交接之后。
经过一年半的游学，冯友兰于1948年3月回到北平，9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时的国民政府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嗣后，校长梅贻琦追随蒋介石离开清华，维持学校教学工作的重任落到了冯友兰身上。国民政府溃败，大部分师生没有离开大陆，对于清华的教授们来说，背井离乡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家庭、事业或许也将跟着离散，如此状态下，他们接受了新政权。1949年1月10日，军管会前来接管，冯友兰及其同事的命运走上新旅程。
总的说来，在国民政府期间，冯友兰对政府有批评，有指责，有抗议，但更多的是合作和认同。这并不奇怪，他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那个时代取得的；他的学术地位、社会影响也是在那个时代确立的，那时的国民政府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法统。冯友兰在昆明期间，每至重庆讲学，都能受到蒋介石的接待宴请，冯母去世时，蒋介石还亲笔题词宽慰。冯友兰的这种待遇，后来被造反派称为“御用文人”，属于“反动之极”。
军管会接管后，冯友兰依然按旧时的规则行事，与军管会的合作很不密切。一方面他对政治并不热心，要保持学术与政治的距离；另一方面是他的自负使然：即便是新政，自己也该能派上用场。以至于中共定都，周恩来向他征询意见，他给周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从学校的观点看，能够远离政治就好一些。”
【政权鼎革，命运逆转】
新旧交替的冲突，使冯友兰这位“清华大管家”感到力不从心、难以胜任了。他逐一请辞一系列行政职务，新政府很快就给予批准，并表示冯的思想“跟党不合”，对他提出“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的明确要求。冯友兰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泽东，承认自己过去传授的是封建哲学，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写作哲学史。很快，毛泽东于10月13日回信，虽然对冯友兰的态度表示欢迎，态度却相当不客气：“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见本页左上角——编者注）
从此，冯友兰开始“进步”了。
他于1950年1月在《新华日报》发表《一年学习的总结》，说总觉得自己“也是向上发展中”，认为自己“已经开始知道以前的不进步，这当然也可以算是一个进步。”但问题不仅在于他是否知道自己“以前的不进步”，还在于他需要知道，到底“进步”到何种地步才算是真正的“进步”。
往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迅速摧毁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这显而易见的变化对冯友兰当然有所触动，他想努力迎合革命。此时，他虽不复旧时风光，但也没有被彻底抛弃，土改、人代会、出访还都有他一份，只是这些活动都必须以自我否定为前提，而不再是讲学、传授。1951年9月，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印度、缅甸访问，印度德里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可印度人不了解中国的政治行情，授奖的依据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结果外交部指示冯友兰自己出面“澄清”。无奈中，冯友兰不得不当众声称自己“过去的学术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结束对印缅的访问已是1952年1月，国内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清华大学借此对冯友兰展开全面批判。他在民国时代的所作所为俱被视为“反动言行”，冯友兰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经过反复批判，他否定自己历史的调门越来越高。
随后，全国高校于1952年9月进行院系调整，全面照抄苏联模式。冯友兰调入北京大学，被聘为“四级教授”，这既是对他学术的否定，也是对他的考验。冯友兰对此自然是不满的，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尚能“辅新命”，尚能用新思想解释旧历史，在学术上并没有放弃。到1954年，他的教授级别又被调整至“一级”，并担任了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次年又被聘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生活的稳定和学术地位的恢复，使他产生了归宿感，而“新命”已定，冯友兰渐渐熟悉了这种生活。在各种不间断的批判中，他既批判自己，也批判别人，不论是昔日师长还是朋友，让他批谁就批谁，党号召批谁他就跟着批谁。尔后，他还有了多次面见毛泽东的机会，虽然毛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居高临下，对他却不再咄咄逼人，特别是1957年“反右”前几个月，冯友兰与毛泽东有两次见面的机会，这竟然让冯友兰产生了可以与毛共事的感觉：“毛泽东叫我参加党的会议，这就是认为可以共事了。”
“可以共事”的心情是愉快的，即便毛泽东表示：“好好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冯友兰也没有发出什么“右派言论”。既然可以共事，那就是同道中人，怎么可以拆台、指责呢？
这当然不意味着冯友兰在学术上认同了“唯物主义”的表达方式，在1957年1月的哲学史座谈会上，他依然认为哲学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成分”，于是他发明出一个“抽象继承法”，表示不能一概而论地反对传统文化；在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认为哲学史研究简单化了；在4月的“鸣放大会”上，他又说：“毛主席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我想学术问题应由教授决定。”他的这些表态被认为是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结果遭到毛泽东制止，这显然拉了他一把，冯友兰躲过了“反右”的打击。
【屡遭批判，诚惶诚恐】
反右运动刚结束，又接着开展了以“反冒进”为主旨的“反浪费反保守”双反运动。尽管冯友兰颇为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但他的表现并不能让那些更加积极的人接受，冯定、吴传启、侯外庐、胡绳这些在思想文化界具有相当影响的人，都以各种形式对冯友兰进行了批判。特别是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纪念大会上，陈伯达对冯友兰进行了点名批评，认为冯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批判“还不够”。冯友兰在左支右绌中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从表示“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缴械投降”到承认自己的“新理学”是“反动哲学体系”，直到1959年写下《四十年的回顾》，对自己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否定，说自己的“四十年”是“站在破坏着、死亡着、旧的、反革命的东西的阵线上，反抗创造中的、生长着的、新的、革命的东西”。《四十年的回顾》出版后，冯友兰将该书寄赠康生，康生表示：“觉文章甚茂，责己谨严，多引人入胜之感。”
自1949年冯友兰与中共有了交集之后，就始终处于被批判的位置上，一直是反面人物的典型。他就像漂在水面的葫芦，一会被摁下，一会又浮起。而冯友兰在民国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又不时得到网开一面的“照顾”，以显示对知识分子的宽宏，这使他虽然受到批判，却没有失去工作。经过历年的批判，冯友兰的学术思想起了重大变化，他要用新时代的新思想重写中国哲学史。1960年3月教育部决定由冯友兰个人重修哲学史，这就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由来。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这算是给冯友兰极高的待遇了。经过5年的工作，到1965年，他写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成为1949年以来唯一一部个人写作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此外他还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并于1963年11月受到毛泽东接见。
在这5年中，冯友兰的心态也有了微妙变化，他从主动自我批判开始转向主动讴歌这个时代，并主动采取“毛泽东思想的分析方法”进行他的“哲学研究”。
但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的全面爆发，冯友兰再次被揪了出来。1966年6月5日，冯友兰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8月26日被抄家，工资被冻结，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接着住所又被占领，一共住进了5户人，连御寒的衣服都取不出来。秋季，他只好披着麻袋去开批判会。冯患有前列腺病，接受批斗时还拖着尿瓶子。1968年9月，冯友兰已是73岁的老人，又被隔离审查，不过，这次审查的时间不长，两个月之后的11月18日，他与翦伯赞一道被解除劳教，释放回家。据冯友兰自己说，这次的优待得自领袖的“关照”，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根据资料，此为毛泽东讲话大意，原话并非如此，因篇幅，仅作说明——笔者注）这一讲话固然刻薄，但对冯友兰来说则相当宽厚，形同救命。
冯友兰侥幸存活，翦伯赞则无此幸运，因为“刘少奇专案组”逼迫他交代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实在交代不出，与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剂量西德产的速可眠，自杀身亡。
据不完全统计，自“文革”开始到1968年底，北京大学仅自杀的教师就有：历史系教授汪籛；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英语系教授俞大絪；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夫妇，器材室职员林芳；生物系教授陈同度；物理系教授饶毓泰；北大原党委书记崔雄崑；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吴伟能以及陈永和。
【“文革”蹉跎，进退失据】
冯友兰没有死，而且是处在领袖的“保护”下，他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解除劳教后，他即向毛泽东致信表达谢意，更将这种感情浓缩为诗文：“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实际上，从1960年以后，冯友兰的各类作品已不断出现趋媚倾向，到“文革”中晚期则登峰造极。连绵不断的批判，对这位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说“文革”前的历次运动是对头脑的清洗，“文革”则意味着要对生命作出抉择，何去何从，冯友兰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自1949年以来，冯就是被批判的对象，谁能够经受住长达十几年的批判？后来那些挖苦冯友兰的人，是否想过自己在接受批判的同时渴望过“解放”、渴望过“为国家”工作？这和冯友兰的区别到底又有多大？只有真正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才能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冯友兰属于浑身是“罪”的人，其负罪依据是他的历史、他的学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有意思的是，每每施以援手的又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缔造者。“解除劳教”后，冯友兰的待遇渐渐恢复，而林彪事件的出现更使“深痛多前罪”的冯友兰派上了大用场。
林彪事件发生，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到1973年后主要转向批孔。作为年近八旬的“老运动员”，冯友兰担心自己再次成为批判对象，成为“众矢之的”，为此，他主动写了两篇发言稿，分别为《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毛泽东读后表示支持，《光明日报》连续两天进行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正是这两篇文章，使冯友兰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一个新人形象冉冉升起。
北大和清华于1973年10月成立研究小组，后改为大批判组，这就是著名的“梁效”的来历。大批判组成立后邀请了一些著名教授参加活动，其中冯友兰名望最高，此外还有周一良、魏建功、林庚、杨荣国等。冯友兰被安排为“顾问”，主要工作是查找典籍，核对材料，注释成语典故。这对其他人来说自然是“梁效”写作班子成员了。其实别说冯友兰，即便是“梁效”的执笔者又何尝摸得清中国政治的真实方向？
此后，冯又写出了一系列尊法反儒的文章，并在上述两文的基础上写成七万字的《论孔丘》。毛泽东亲阅其文，对冯的表现再次进行肯定。在众人受难之时，冯友兰却能不断受到最高领导关注，经常发表一些诗文，诸如《咏史二十五首》、《韶山颂》之类。他鹤立鸡群的姿态引来议论纷纷。
【重述学术，书生本色】
大出冯友兰意料的是，当他自以为跟上形势时，随着“四人帮”倒台，“文革”遭到清算和彻底否定，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的卖力表现自然要遭到诟病。他再度被打入另册，成为别人笔下的“四皓”之首：“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冯友兰承认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可算诚恳。回顾冯的言行不难发现，他的批判、迎合，始终以自我批判为主，特别在“文革”初期，也奉命写了一些别人的材料，但总体上没超出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作为。曲折中，还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做人的底线。想起他在1949年对周恩来说的话“能够远离政治就好一些”，然而最终他不仅介入政治，还介入得如此之深，令人唏嘘。
所幸，对极左的彻底批判总算使历史往正道上挪动了一步。冯友兰虽然受到一定的诘难，但终究还原了书生本色，在生命的最后10年，他以85岁高龄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七卷。有意思的是，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6卷，却不再出版第7卷，而收入《三松堂全集》的第7卷亦删掉了第77章的后3节——在这3节里，冯友兰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重新评价，指出毛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发动“文革”的行为“荒谬”。
冯友兰在94岁高龄时自撰一幅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并自注“上联勉行，下联言志”。而笔者的解读却刚好相反：上联言志，下联践行。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以95岁高龄谢世，给我们留下煌煌十四卷并不齐全的《三松堂全集》和浮沉的一生。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