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五老：董、林、吴、谢、徐
□ 刘 波
1942年7月10日，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并作《游南泥湾》诗，诗曰：“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后来领导干部们借此诗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尊称为“党内五老”。“五老”是最早入党的一批中共党员，终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功勋卓著。党的领导人对“五老”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们是“坚强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堪称传奇的往事。
【董必武：“谍王”、法学家、廉洁典范】
董必武有着传奇般的履历：中共创始人之一，参加过党的一大；赴联合国签署过“联合国宪章”；1944年中共中央给董必武的六十大寿发来贺电，称赞他在“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了光荣的史迹”，“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又因众多的红色潜伏者曾受他的指令，有人称他为“谍王”。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主管政法工作，后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以及代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并一直兼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会长。他不仅是革命家、政治家，而且是法学家。他学过法，懂得法，重视法。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他的法制思想最为完善、系统，可谓新中国司法工作的主要奠基人。
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董老法律功底深厚。1914至1917年日本留学期间，就读于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回国后当过律师。大革命时期，他曾主持制定《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他倡导依法办事，严格执法，运用法律手段为巩固和加强红色政权而斗争。
董老经常告诫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要维护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法纪，接受工农群众控告信，查办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贪污腐化和动摇消极分子。
1948年9月，董必武当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在就职仪式上董老朗声宣布：“华北人民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要创立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要按照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办事。”在董老的推动下，至1951年4月，全国新建人民法院891个，连同原已建立的，共有2458个人民法院。现行的法院体制、审级、上诉、死刑复核、公开审判、陪审员等制度都成型于那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老担任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1954年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老提出，“人民取得国家权力后，应当及时地把人民的意志用必要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他决心“建立为人民服务、方便人民的法律制度”。
1954年，董老亲自物色干部人选，使北大法律系重新恢复起来。各综合性大学也相继恢复或建立了法律系。他还推动建立了北京、华东、西南、中南四所政法学院，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也于1958年成立。在董老的关怀和努力下，建国后短短几年内，我国法学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并培养出一批法学人才。
1956年6月24日，董老出席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党的八大将于9月15日开幕。遵照中央的安排，董老开始准备他在八大上的专题发言稿。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思考，他在发言稿中定下了“依法办事”、“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主题思想。董老先后将发言稿送朱德、林伯渠、彭真、邓小平征求意见，审阅定稿。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他就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作了大会发言。第二年3月，在一次讲话中他针对国家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再次鲜明地提出：“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
多年后，薄一波对董老在八大提出的法制方略深有感慨：“八大展示的探索成果，在经济领域以外的，要算董必武同志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最为重要。董老在八大的发言认为，在废除旧的《六法全书》之后，要逐步完备我国的法制，写出我们自己的《六法全书》。要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一系列法律。他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认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可以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是很可贵的。”
哲人其萎，后世继焉。至今，董老的思想仍闪烁着依法治国的光芒。
半块毛毯、“罢宴”与节约外汇。董老本人堪称清正廉洁的典范，他有一件随身物——半块毛毯，曾被传为佳话。那是他青年时期东渡日本求学时从家里带出来的，一直用到逝世为止。这半块毛毯随董老南征北战，毯子绒毛磨光了，又磨出了洞，他就自己动手打块补丁继续用。
1935年，董老在延安出任中央党校校长。虽贵为校长，他却甘愿将待遇定得极低，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方便在武汉做统战工作，他“奢侈”了一把，花一块多钱买了一只怀表。表又大又响，以致大家都管它叫“火车表”， 走得也不准，但董老却乐观地说：“反正快慢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
1945年6月，联合国创建大会在美国召开，董老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董老出国时所穿的那套西装是在重庆买的，很不合身。章汉夫劝说董老换一套，于是，到纽约后，董老就托《华侨日报》的同志花25美元买了一套西装，穿着这套衣服出席联合国大会，完成了一项辉煌的使命。
新中国建立后，董老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他常说“新功未建惭高坐”，“甘为民仆耻为官”，还题写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作为座右铭自勉。一次去视察旅顺海军基地，吃饭时董老一看餐桌上摆满酒菜，便生气地罢宴。基地领导解释说是战士们潜水训练从海里捞来改善生活的，靠海吃海，这不算浪费。董老听了却说，改善生活与摆宴席是两回事，这样搞，会吃坏作风的。
董老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三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交给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他平时将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都记得清清楚楚。
董老目睹革命胜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一些干部居功自傲，滋生特权思想，脱离群众，甚至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忧心忡忡地说：“在我们党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没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纪律。”“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的地位多高，过去的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1955年，董老出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后，主张强化党的纪律，从严治党，对那些违法乱纪的党员，“除受到党纪制裁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他在抗战时期就认为“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坏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
【林伯渠：理财家“给力”反腐】
曾经是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也曾经是国民政府的理财专家，最后却因为信仰，成了中共一代元老和理财专家——这就是“五老”之一林伯渠。毛泽东曾说：“他自辛亥革命以来，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沿……”邓小平说他是“中国革命的老战士，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
为革命理财，为革命交友。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林伯渠毅然脱离国民党，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下半年辗转回国进入中央苏区，林伯渠先后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部长。面对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与经济封锁，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证前方物资供应，解决群众生活所需。
一次林伯渠走入百姓家，进屋便闻到炖鸡香味，户主请他喝鸡汤，他尝了一口，没有咸味，经询问始知无盐可放。回到机关后，他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及解决办法。毛泽东支持说：是啊！没有盐不好吃饭，即便有鸡也吃不下去。不久，一个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开展起来，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暂时解除了群众的缺盐之苦。
林伯渠在西安时，住在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除了要做好统战工作外，他还肩负着招收和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又将延安的干部转送全国各地的任务。但还有一项不公开的重要任务，就是领取、采购和运输抗战物资到前线和陕甘宁边区。
在1938年10月以前，从西安到延安的军车、卡车，三天路程畅通无阻，可在这之后不行了，国民党在西安、咸阳等地设立检查站，经常扣留到延安的车辆。为突破封锁，林伯渠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国民党反革命的两面政策，他广交朋友，利用一切机会接触主张抗日、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当时西北有个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队长万福恩是北京协和医院有名的外科医生，他不赞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林伯渠得知这一情况后，登门拜访，以诚相待，且多次邀他至办事处做客。万福恩非常感动，曾说：“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林老德高望重，没有一点架子，我十分钦佩。”此后，万福恩经常给八路军提供方便，支持抗日事业。
西安铁路局有个姓毕的运输科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与林伯渠非常要好。他母亲去世，林伯渠亲书挽联，派人前去吊唁，这位科长十分感动。此后，朱德要去太行山前线，毕科长就安排专车；八路军在洛阳买了一批土布，毕科长让马上装车，安全运抵西安；连国民党控制得十分严格的汽油，他也为八路军大量运来，办事处从未发生过油荒。
力主边区反腐，拔除“莠草” 。1940年，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的年头。9月13日，毛泽东去中央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干部战士。当他看到老战士肖玉璧病得皮包骨时，心情沉重，便问医生：“我们的这个老战友患的是什么病啊？”医生马上回答：“肖玉璧的病，从外表看是百病缠身，其实非常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饱饭就行了。”毛泽东当场决定把中央特批给自己的每天半斤牛奶送给肖玉璧。这样，肖玉璧很快恢复了健康。肖玉璧战功赫赫，身上留有90多处伤痕。出院后，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
当时边区政府对违纪贪污行为的处分相当严厉，规定对贪污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肖玉璧以功臣自居，不把反贪规定放在眼里，利用职权之便贪污受贿。后来他竟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民愤极大。 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肖不服，直接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当林伯渠把肖的信转交毛时，毛并不看信，问：“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回答：“3000元。”毛又问：“他的态度怎样？”林说：“他在信中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
毛泽东听后没有回答。这时，林伯渠又说：“据我们统计，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率达5%，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我特地来请示。”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林老一生积劳成疾，1960年5月，他病情恶化，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去北京医院治疗，29日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邓小平致悼词说：“林伯渠同志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
【吴玉章：经历传奇，淡泊名利】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段国人耳熟能详的毛泽东语录，出自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的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当时特别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他都是叱咤风云的政坛中坚，深得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赏识。如此功高卓著，吴老却异常淡泊名利，一再放弃高官职位。其风格与境界之高，令人高山仰止。
黄花岗起义的“未死同志”。吴玉章，1878年12月出生于四川荣县，1903年赴日本求学。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吴玉章仰慕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的成立会。由于他在留日学生中资望较高，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
从1906年开始，同盟会在国内连续发动武装起义，吴玉章给予了积极支持，他在日本参与了一些起义的秘密谋划，筹集经费，购置、转运军火、器材，来往联络接应等事务。
国内多次武装起义失败，使一些同盟会员因受挫折而消极，在日本的同盟会处于组织涣散状态，吴玉章联络各省同盟会员，不断集会，形成了一个各省同盟会负责人的联络会议，坚持斗争。这时，他得知会党在下层社会有很大势力，就与焦达峰等商议，联络各地会党，将共进会和各省的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等联合起来。1907年下半年共进会组建，成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自从有了共进会，中国南方各省绝大部分的会党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同盟会无形中发动了更广大的群众参与革命，影响面大增，其作用后来在四川保路同志会及武昌新军中显现出来。
在刺杀载沣的行动中，吴玉章主管策划和购买武器弹药，然后由喻培伦将器具和炸药一起运至北京。后因黄复生等人目测不准，引爆炸弹的电线稍短，暗杀计划失败，黄复生和汪精卫被捕入狱。吴玉章从日本潜赴北京，营救未果。再南下，到香港去找黄兴，一同商议发动广州起义事宜。
从1910年2月中旬至4月25日，吴玉章购买大量军火，向香港运送了5批。他将最后一批军火运抵香港，随即赶赴广州参与起义，并在船舱中撰写檄文。拂晓，船只到达广州，但城门已闭，吴玉章得知起义已经发动并且失败，官兵正在四处搜捕起义者，处境危险，只得返回香港统筹部，再持黄兴信件回同盟会总部汇报。广州起义牺牲者葬于黄花岗，民国成立后建七十二烈士墓，碑记中称吴玉章为“当日未死同志”。
后来中华民国成立，宫崎寅藏谒见孙中山，与孙谈起吴玉章为购运军火多次遇险而毫不居功之往事，对孙中山说：“你不要忘了吴永珊（即吴玉章）。”
1911年1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酝酿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也从国外归来前往南京。吴玉章作为蜀军政府代表前往南京参加临时政府机关工作。此时各派政治势力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只设五个部，粥少僧多。内务部次长居正和秘书长田桐见没有更高的官位给吴玉章，很觉歉然，对吴说：“你来晚了一步，若早来点，怎么也有一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是参事，你任选一个吧。”吴玉章拒绝了，他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你们且不谈这个吧。”随后，居正等人先后给他送来疆理局（土地局）局长和参事的委任状，都被他退了回去。
后来，孙中山先生要吴玉章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并言：“你来得正好，现在正要收拾残局，很需要你帮忙。”吴玉章这才接受邀请。大家都明白，南北和议已成定局，和议一成，总统府秘书处就要取消，因而，秘书处已成为“冷门”，以前有很多人到秘书处钻营，此时谁也不愿意到秘书处工作。但是吴老甘愿出来“收拾残局”。
挽救国民党，又拒绝国民党。1922年，吴玉章应邀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两年后，在不知中共已建立的情况下，他与杨闇公等20多人秘密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宣传马列主义。1925年吴玉章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卅惨案”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提议吴玉章回川组织国民党。8月，吴玉章在重庆改组国民党，并选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可是，当11月底率领四川代表到达广州时，他却只看到了湖北代表董必武、向忠发等人，其他各省代表还未选出。大会一拖再拖，吴玉章心急如焚，呼吁代表大会再不召开，国民党就有解体的危险。于是，由谭平山提议，吴玉章临危受命，出任大会秘书长。此时距大会召开仅20多天，吴玉章坚持不改日期，安排大会专刊，电催各地代表，有条不紊地组织会务。1926年1月1日，大会如期开幕。宋庆龄、何香凝专门致电感谢吴玉章，说他拯救了国民党。
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吴玉章与贺龙住在一起，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起义发动后，随贺龙指挥部南征，转战赣、闽、粤，参与了部队的指挥、后勤和群众工作。起义失败后，他搭民船去香港。后与刘伯承一起，经上海，前往莫斯科学习。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与林伯渠一起潜心攻读马列主义和中国土地问题。
吴玉章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像汪精卫那样以“宁为鸡嘴，不为牛后”为人生观，谋取高官厚禄。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后，吴玉章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越发坚定了。
1938年7月，国民党被迫答应召开国民参政会，吴玉章奉中共代表团电令，赶往武汉，任国民参政员。8月离开武汉去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年底，蒋介石亲自出马，约中共代表董必武、吴玉章等六人“恳谈”，希望他们到国民党中做“强有力的骨干”，不必跟着共产党，并说共产党不去，他死不瞑目。辩论持续很久，蒋特别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吴正色说：“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
律己甚严，以办学终其一生。解放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到吴老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又有丰富的国际斗争和外交斗争经验，曾打算在外事部门给他安排重要职务。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吴老被任命为校长。吴老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使命，以古稀高龄，意气风发地主办着这所新型大学。
周恩来总理曾打算安排他担任更高的职务。吴老一再向总理说明，他乐意担任人大校长，这对他已经很合适了，请总理不要为他的工作安排再花费精力。
吴老生活俭朴，照他的话说：有饭吃就行。他住在北京东四六条39号的普通四合院，由于基底没有下水道，室内经常潮湿，房间又阴又暗。屋里没有沙发，没有地毯。一次，李宗仁先生要见他，就因为房子太破旧，改在人民大会堂会面。中央领导同志要为他换房子，被他谢绝了。1958年3月，吴老回家乡视察工作，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师资奇缺，适龄儿童入学率极低，便指着自己家的住宅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
吴老81岁时还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检查，并写出《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谨铭。”
恰如杨尚昆在回忆吴老时所说，“吴老为革命立下那么大的功劳，但却始终那样谦逊谨慎，艰苦朴素。”
【谢觉哉：“为什么反映问题就要判刑？”】
谢觉哉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1935 年10 月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中央政府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七七事变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他当选政府委员兼司法部长。解放初担任首任内务部部长，1959 年4 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革命生涯位高权重，却从不滥用权力，而是致力于法制建设。他强调法源于人民群众，并且身体力行，长期为民执法，为民用权，是清正廉洁的光辉典范。
“你谢胡子敢于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1933年11月，时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谢老来到瑞金检查工作，县苏维埃财政部部长蓝文勋借谢老的到来大摆酒席，遭到谢老当场严厉批评。杨世珠、蓝文勋十分尴尬，神色慌乱。这酒席更让谢老产生怀疑。经进一步清查，果然发现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吞蚀各基层单位上交的节省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款，以及隐瞒对财主的罚款等共计34项之多，合计大洋2000多元。顺藤摸瓜，又挖出了他们贪污集体的大洋4000多元。
谢老怒不可遏，声色俱厉地痛斥杨世珠、蓝文勋：“你们称得上是共产党员、苏维埃干部吗？当前战争够残酷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节省每一块铜板、每一斤口粮支援前线，想不到瑞金县竟有用群众血汗养肥的贪官污吏！”接着他又代表中央责令杨、蓝停职检查，并将唐仁达逮捕法办。谢老将他了解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听后同样十分气愤。谢老当即建议：“必须立法建规，昭示天下，以便广大群众监督。”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谢觉哉与项英、何叔衡等人讨论研究，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其他贪污腐化行为也要受到严厉惩处。
毛泽东称赞说：“你谢胡子敢于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决定给予杨世珠警告处分，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
随后，全苏区开展了“执行《训令》，反贪倡廉”的群众性活动。清除了一批贪腐分子，苏区政府风气为之一新。当时苏区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训令》如霹雳，震得天敌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这可以说是共产党进行的第一场惩治腐败的廉政风暴。
1939年，谢老任陕甘宁参议会副议长。当时，我抗日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实行的是“参议会”的组织形式和“三三制”的组织原则。随着“三三制”的建立和实行，谢老对如何纠正过去那种习惯于党政不分的领导方法进行了专门研究，他认为党政本来是可分的，因为党是党员的，政权是人民的。党员虽然是人民，但人民大多数不是党员。他主张克服党政不分，要从改变以党代政、党直接干涉政权的做法入手。
谢老进一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各级人民代表机关”的建议，并请求党中央“将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复信，高兴地指出：“此件很好，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1945年6 月，中央决定召开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谢老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发给各解放区参议会的政府通电，正式使用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表述——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自此开始付诸实施。薄一波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创议”。
“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有什么罪？”新中国成立后，谢老担任内务部部长。他一到任，就发动群众战胜灾荒。他几下山东、河南等重灾区，到灾民家吃棉花籽饭，到黄河决口处视察修复工程。每到一处，都强调要将救济粮款直接发到灾民手中，不许饿死人。
1958年春，谢老以年老体弱多病，难以胜任现职为由，向中央递交了《请辞部长职务书》。中央仍在董老担任国家副主席以后，推荐谢老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本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工作可松可紧，适合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有人也劝他：“你的年岁大了，法院的工作就挂个名算了，何必花那么多气力呀!”谢老却不这样想，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能靠‘名’吃饭的，个人也不需要什么‘名’，而要多务实。挂名怎么行啊!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账’，怎么得了呀!”
1962年5月，谢老视察西安，抽查法院案卷时，发现“王为业反革命案”有可疑之处。案卷上写着：原审三原县法院，以王犯趁我党整风之机，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及人大常委会等写了十几封信，谩骂我党革命领袖，攻击各项政策，给章伯钧去信献策将农工民主党改为“农民民主党”等，判处王犯10年徒刑。王犯不服上诉，中级人民法院改判王犯有期徒刑20年。投狱劳改后，王犯还不服，抗拒改造，法院又增刑4年，共24年。该犯仍然不服，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写“控诉”，控诉中央领导人放纵下级干部滥用刑法侵犯人权等，市法院拟判死刑，省人民法院决定改判无期徒刑。
谢老仔细研究材料，认为案子有问题。他说：“宪法有规定，人民有通信自由。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有不同意见，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有什么罪？为什么反映问题就要判刑？而且判得这样重。这样做对广开言路有什么好处？”
针对办案中“宁左勿右”的办案人员，谢老语重心长地说：“……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有人来翻看这个档案，他要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向毛主席写封信就犯了罪？他向最高人民法院告状，你们也不把状子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反而把它扣压起来，这样做不行嘛。”在他的坚持下，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将王为业由无期徒刑改判无罪释放。为了表示对此事负责，也为了不让有关同志受到连累，谢老特地在案卷上注明：“此案是谢觉哉改的！”
谢老绝不赞同封建社会“一人得道，仙及鸡犬”的腐败做法，他对侄子、儿女一向严格要求。1950年1月，他在湖南的两个儿子子谷、廉伯想在春节前进京看望父亲, 苦于没钱买车票,写信向父亲求援。不料, 谢老也拿不出这笔盘缠。谢老在1月21日给儿子写信,建议他俩把来京的时间推迟到秋后。想来秋收后，打了粮，有了钱，“光景会好一些”……
正如习仲勋等中央领导评价的那样：“谢老一生，秉公执法，是人民的好公仆，也是人民的好法官。”
【徐特立：长征路上年龄最大的红军】
国父孙中山被称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试问，若在漫漫的中国革命史中寻找“中国革命教育的先行者”，又该是谁？翻阅“党内五老”，读者对于徐特立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他年轻时断指血书撼清廷的刚性，以及与毛泽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美谈上，却鲜知徐老1895年开始从事乡村教育，就一直不断地改革旧教育，创造新教育的壮举。（断指明志一事由来：辛亥革命前夕的一天，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演讲，讲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不能保护主权和人民时，激昂悲愤的他拍案捶胸，忽然猛地转身，取来一把菜刀，当着师生们的面，“砰”地一声砍断了左手一节手指，鲜血顿时溅染衣衫。接着，他用断指在白纸上写下八个血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青年学生们热血沸腾，呼声雷动。徐特立的断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沙——编者注）
“10年破产读书计划”。1877年，徐特立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的贫民家庭。早年丧母的他在读完六年蒙馆之后，便为自己的前途而苦恼，一心想找个职业。辍学两年后，18岁的徐特立幸运地找到了一份教蒙馆的职业。
由于受康梁维新革命思想的影响，年轻的徐特立开始意识到只有变革思想才能救中国。他一边教书，一边刻苦读书，却苦于家中无甚藏书，需要读的书也不易借到。书价又很昂贵，而他教蒙馆的第一年所得俸金只不过3串钱，尽管后来逐渐加到20串，仍难以购置书籍。经过反复思考，他终于下定决心，在20岁那年做出了“10年破产读书”的计划。即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可买25石谷），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祖母留给他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期以10年，把书读通，这样也就势必破产。
“10年破产读书”计划执行到第8年即1905年，徐特立刚满28岁，家里经济就濒于破产了。为寻求新知识与新出路，徐特立来到长沙城，考入宁乡速成师范班。在这里，他既学到一些科学知识，也开始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五四运动这一年，年逾四十的徐特立在湖南教育界已是很有声望的人物，但他欣然抱着寻求新知识的愿望，到法国勤工俭学，努力学习法文，学习科学知识。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共产党人遭到疯狂屠杀。面对白色恐怖，徐特立拒绝反动派的拉拢、利诱，毅然在这最危险的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此，陆定一在《人民教育家》一文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徐老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此方法深深影响了弟子毛泽东。毛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下的笔记很多，积累了足足几篮子。193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六十寿辰时深情地写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长征路上扫文盲。1934年，当红军开始长征时，徐特立已是57岁的老人。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竟义无反顾地随红军主力离开江西，向渺无人烟的雪山草地进发，从而成为红军队伍中年龄最大的长征老兵。为了让年轻的红军战士们多识字，在行军途中，徐老想出了许多办法。他在前面战士的斗笠上写几个字，就成为后面战士们的活动识字板。日子久了，战士们识的字也就多了。他还让先头部队把路边宣传鼓动标语写大些，以便于战士们在行军途中辨识。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徐老正式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他担任边区教育厅厅长，着手发展边区教育事业。
徐老还教战士们学拼音文字。有些年轻女战士调皮地说：“这是外国字，我们不学！”他耐心地解释：“这是我们创造的拼音文字，是我们自己的，应该学习。将来我们的条件改善了，外国的语言文字也要学习嘛！”朱德和康克清后来曾写诗称赞徐老：“岁岁不忘歼敌事，朝朝只见诲人忙。”
徐老说：“我是新文字运动（即拉丁字母拼音法）的积极推行者。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扫除文盲，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我们一到陕北，就办起了一个文盲师范。招收的都是文盲半文盲，教给他们新文字，只要一个短时期的学习即可成功，毕业后便担任小学教员和识字班的先生了。”文盲师范的创办是扫盲史上的创举，是徐特立对教育事业的重大贡献。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中称赞徐特立：“创立文盲师范，开展冬学运动”是让“西方的教育家都会感到气馁的世界上最艰难的教育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特立成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
1968年11月28日，老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党中央评价他是“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称赞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周恩来称赞他为“人民之光，我党之荣”。朱德则直呼徐老是“当今一圣人”。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