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盟会走向共产党的张云逸大将
□ 张光东/口述 周海滨/撰文
张光东 少将军衔，共和国开国大将张云逸之子。
周海滨 文史学者、口述史专栏作家，《家国光影》、《我们的父亲》等
口述史新著引起较大反响。
有人这样评价张云逸：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张云逸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年龄大，授衔时已63岁；工资级别最高，是唯一拿着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资历最长，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少将参谋长。
张光东，大将之子，1946年出生于山东临沂，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他的家中没有奢华的摆设，四合院里还住有其他人家。2009年、2010年张光东数次向我们娓娓讲述父亲那惊心动魄的大将之路。
“父亲54岁的时候才有了我。”性格爽朗和善的张光东说：“我很遗憾，我在父亲身边的日子实际上不多，也因为那时候小，很多事情没有去体会和观察。”
张光东对父亲的形象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张云逸去世后，“要筹划拍父亲的文献片，我和几十个老同志交流了很多”。“今天，我再去看父亲做过的那些事情，经历过的那些大风大浪，才真正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非常敬佩他。作为老一辈的革命家，父亲那一代人非常好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在儿子眼里，父亲张云逸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烽火往事，自己与父亲又有哪些亲情往事？张光东的思绪一下子投向了南方——海南，父亲在那里出发。
【“国民革命军少将参谋长”秘密入党】
1892年，父亲张云逸出生在海南文昌的一户贫农家庭。父亲的经历很艰辛，当时家里很穷。听他讲过，十几岁的时候，只有一双我奶奶给做的布鞋，出来基本上都是打赤脚，只在有点场合的时候才穿布鞋——怕穿坏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很早就出来闯。一个参加了同盟会的同乡看到父亲很聪明，就把他带出海南，来到广州。他的革命事业也因此开始得较早，16岁加入同盟会。1926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
包括父亲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在他们所处的那种情况下，有一百个理由不干革命。干革命只有一条理由，那就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解放和民族独立，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谋幸福。父亲说参加革命不是人逼的，是他们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此放弃了一切优厚的条件，也放弃了很多唾手可得的东西。他们看到了当时虽然力量微弱，但确实是为了人民幸福、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辛亥革命成功后，父亲参加了培养革命干部的黄埔速成班，和叶挺、薛岳是同学，同期的许多同学后来都成了革命的风云人物，父亲就曾同蒋介石一起，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做参谋。
父亲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的仗，也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和国民党许多元老级的人物都有交往。组建新四军的时候，在父亲所代表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因为他资格老、有威望，大家很尊重他，谈判自然也很顺利。
【“和李宗仁打了一辈子仗，打了一辈子交道”】
在父亲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敌后，新四军在前线。共产党占领的地方国民党不甘心，一直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叫共产党不要搞那么多兵。新四军到了江北，军长李宗仁也说新四军不要再发展。我父亲当时就反驳说，要抗日，就要有力量！父亲还和廖磊说：“你是安徽省主席，你应该在合肥干，你怎么跑来这儿，就是因为你没力量，你打不回去！蒋委员长怎么在重庆办公？也是这个道理。”
1965年，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回国，父亲专门前去接机。李宗仁要来北京南池子看望父亲，父亲就特意在服务处换了一套新家具。当时我因为上学，未能亲眼看见李宗仁。但听父亲的警卫员讲，李宗仁便服来到我家，走进门，面对迎出的父亲，当时一个立正，深深地给父亲鞠了一躬。父亲认为，李宗仁从美国回大陆，到家里做客，此事保密性很强，要求家中所有无关的人一律回避。
父亲北伐时曾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与国民党军许多将领有旧。1937年5月，中央派他从延安到香港，在华南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抵港后，他先派人同李宗仁的幕僚刘仲容联系，从而联系上李宗仁、白崇禧。6月上旬，父亲辗转飞抵桂林，与李宗仁会面。
这时候的李宗仁正面临蒋介石的经济压迫，蒋操纵纸票，桂币低至四成，军民均有怨言。李、白苦无办法应付，急于寻求外援，当得知张云逸抵港后，就诚恳催促父亲入桂。
1937年6月12日，父亲与李宗仁、白崇禧举行第一次会谈。父亲在给“毛、朱、周”的电报中透露，李、白“抗日情绪还高”、“并愿共同对外”、“李对蒋还不满。我以抗日前途为要相劝，彼表同情”。
这时，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也因受蒋介石的欺压，自知无力单独抗蒋，想联络各方力量抗蒋自卫，并派张斯可作为代表来桂联络。经李宗仁介绍，父亲同张斯可见面会谈。
1937年6月16日，父亲在给“毛、朱、周”的电报中透露，与李宗仁进行了第二次谈话，李原则上已同意中共提出的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等主张，并同意由张云逸与桂方几个高级干部讨论具体方案。父亲多次致电中央。得中央指示后，坦率向李、白说明：只有以抗日的行动，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高低，只有失败。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父亲与李宗仁商谈，李通电支持抗战，并请父亲留桂林磋商抗日事宜。其后父亲常来往于广东、广西、香港之间，督促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抗日。最终，白崇禧飞南京见蒋介石，就任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并派桂系廖磊等两个集团军到上海投入抗战。这期间，父亲又到广州与余汉谋多次谈判，余同意国共合作抗日，最终得以在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 2月至5月，李宗仁指挥徐海会战，其中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两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在台儿庄战役进行中，位于津浦铁路南段的张云逸部新四军与位于北段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不断袭击日军，从战略和战役上配合了台儿庄作战。在台儿庄会战激烈进行时，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破坏了薛城至韩庄的铁路，迟滞了日军行动。
父亲曾说：“和李宗仁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不跟风，不违背良心，不怕扣帽子】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他几次向中央军委提出：“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不能一如既往地工作了，这大将的军衔还是授给别人吧。”但毛泽东说：“张云逸同志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情形下，以大无畏的精神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南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功勋卓著，受之无愧！”（1929年12月，张云逸与邓小平、韦拔群、陈豪人等同志在广西百色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编者注）毛还称赞父亲：“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老成持重，威望颇高。”
在党内多次斗争中，父亲凡事有自己的思考，并且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父亲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就是没说。虽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心里有数。他是很有原则的人，有自己的思考，不会人云亦云。
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带了一个排阻击了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打了一天一夜。毛主席问他用的什么招数，汪东兴说是游击战，红大的时候张云逸给讲的。毛主席感叹道：“那个时候我正在‘下放’，上面强调的是正规战，竟然还有人在讲我的游击战术呀！” 1931年，临时党中央搬到苏区，父亲是副参谋长。当时李德等人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以正统身份否定游击战。父亲那时在红军大学讲课，讲的内容正是游击战。
1936年末，父亲到延安。当时父亲去抗大听课，每次去收获都很大，毛泽东的课每课必听，但是博古讲的联共党史，父亲没去听。
对于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父亲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次，大约是1959年，我放学回家，听见邓子恢叔叔和父亲在客厅说话，我听到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是胡闹”这样的话。邓子恢私下被人称为“老右”，指他偏重于实事求是。这个和父亲比较相似，所以他们成了比较好的朋友，邓子恢经常来我家串门聊天。
1966年“文革”开始时，父亲已74岁，不再担负党政军的重要工作，因此没有被流放、坐牢。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文革”很不理解，在“打倒刘、邓”的高潮中，父亲的处境也很困难，但他没有屈服于当时的压力，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怕被扣帽子，坚持原则，不让步。在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时候，他依然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有一次，有人说徐海东是黑后台。我妈妈在饭桌上讲“听人讲徐海东反毛主席”，父亲勃然大怒，把筷子都摔了，说“你们懂什么啊”，然后也不吃饭，转身走了。
父亲认为应该坚持“没有搞清楚就是没有”的原则，不能枉杀无辜。在整风运动中，一个同志犯了错误，组织上要枪毙他。父亲说：“让他当伙夫去，还是不要杀的好。”“文革”时，父亲被“扫地出门”到广州从化，他说：“想出来当个公社社长也好啊，干点实事……”他心里有数，不说出来，政治上不幼稚。
“文革”中，“造反派”到处抄家，父亲就在桌子上摆了两块手抄的毛主席语录牌：“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 “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此后，凡是造反派来家里闹事，父亲就先念语录，然后回答问题，造反派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由于父亲做过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掌握着不少党内的检举信和揭发信，“文革”中“造反派”曾向他索要，但被父亲拒绝了。
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会议第二天，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定的《论天才》的材料，试图让华北组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父亲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有人和父亲说，你发言吧，再不发言就晚了。父亲依然不发言。当时每天都有会议简报。谁知第二天主席发话了：发言的人都做检讨。
1980年代，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来家看望母亲，我在场。余秋里很动感情地和母亲说，他“文革”的时候住院，敢来看他的人很少，但父亲专门到病房去找他聊天。父亲就是这样一种人，不跟风。
【“懂经济的军事家”】
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海南岛举办了父亲的生平展。其中展览了1961年父亲写给文昌县县委书记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现在要鼓励多种粮食，不仅要，而且要种经济作物……生产队的归生产队，个人归个人，这样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我们这是搞资本主义吗？不，这不是资本主义……这是我的看法，你们看，怎么样？”对此，《海南日报》还做了专题报道。
父亲的经济眼光很独到。有人有这样的观点：股份合作制可能源于父亲办的山东青州卷烟厂的合作创新。他们讲：“谁说现在才有股份制，当时张云逸搞烟厂的时候就有了。”
抗日战争时期，身为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的父亲提出办个烟厂，解决部队官兵抽烟问题。当时新四军资金有限，便以注资的形式，入股当地一家濒临倒闭的民办烟厂——淮南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创办了新四军资产与民族资本合资经营的新群烟草公司。由于生意兴隆，新四军所建烟厂又以兼并的形式，将原先的合资厂变成了一个分厂。当时合资办厂和合并经营的时候，父亲采取的正是股份经营的模式。
现在看来，父亲那时还有点品牌意识。刚办烟厂时，很多人认为用原来烟厂的香烟名字，贴牌生产就可以。但父亲认为我们要有自己的品牌，于是，牵头找《淮南日报》的人帮助起新名字，最终香烟被命名为“飞马牌”。飞马牌香烟曾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设时期走俏，成为大家争相购买的国货。当时的产量大约是日产2000条，每天工厂外都停着马车，排队等待装箱运货。敌占区有规定不许购买飞马牌香烟，人们就用白纸包起来买卖。
每年春节，总有一批广西人到上海过年。这些人就是曾经从上海举家搬迁到广西，参与新中国广西建设的上海广西人。一名广西报纸的编辑曾对我说：“就是你们家老头子把我们这一家子搬过来的。”——建国后，父亲是广西省委书记，而且被称为“懂经济的军事家”。当时的广西家徒四壁，工业基础差不多等于零，连最基本的蜡烛、钉子都不能生产。于是，初到广西的父亲写信给陈毅和饶漱石，从上海把一批工业和企业搬迁到了广西，技术、设备、人员、管理连根拔起。一批上海人也就这样安家在广西，投身建设了。按照父亲的思路，广西的工业基础很快就建立起来。
父亲在任时，办了不少现在看来使几代人受益的大事：
比较一下解放以前的中国省区版图和现在的地图，很明显地看到：解放前的广西一块海都没有，就是一个内陆省区。父亲向叶帅从广东要了一块海，就是湛江海域北部湾区域，孙中山曾计划在此建设民主中国的一个深水港。从今天的经济形势看，这片海为广西的发展创造了非常优越的条件，不仅成为今天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一个“龙头城市”，还为广西对外开放提供了便利的出海通道。特别是现在中国—东盟博览会已落户南宁，北海、钦州开始在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很多以前修的建筑和搞的项目如今都被拆除了，以新换旧。但在广西，父亲主持修建的广西机场还在使用。他当初说：“修这个机场就要眼光远一点，不仅要有，还要是国际大机场，要面向世界。”现在看起来，当时的决策是很明智的。在广西第一座大桥企划建设时，很多人对父亲坚持邕江大桥要建成四车道很有意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大桥因过窄而改建——邕江大桥就不会，它现在仍是南宁市的主要交通命脉。
【没人知道他是广西最大的官】
父亲告诫身边工作人员，要亲切待人，不能给人以距离感。父亲要求不管什么人来找他都要热情接待。一次客人来访，警卫员隔着门问话，父亲知道了对他说：“你以后不要隔着门说话，隔着门不礼貌。你请他进来，坐着说。”由于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父亲深刻理解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有多么重要。
父亲到山东农村做调查工作，一行人来到老乡家聊天。老乡们看到首长来视察，就赶忙拿出大瓷碗，拿抹布往碗里一擦，准备倒水招待。身后的警卫参谋便把随身带的杯子拿出来放在桌上。父亲立刻板着脸说：“拿走！”然后，他自己与老乡捧起大瓷碗一起喝。
我现在去山东，去父亲以前到过的地方，还有老乡记得他，说父亲个头不高，但军装穿得整整齐齐，警卫离得远远的，交流起来方便。老一辈革命家和人民的鱼水关系是战争年代形成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所以他们很容易谈得来。他们确实是真心愿意与群众接触。
父亲住在南宁市桃源路３号时，常布衣外出，进入小市场与市民聊天，或者去农家与农民谈心，没人知道他是广西最大的官。有一天，父亲去柳州，路上看见两个农民在山上打柴，就下车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谈了起来。这个时候，广西还有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大量特务和土匪。警卫见到农民手持砍刀，都很紧张，但父亲仍谈笑自如。
父亲的秘书张广华回忆说：“将军对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好，平时就像我们的长兄一样，特别和善，我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他讲。”张广华得了肝炎，组织上要把他调离父亲驻地。父亲说，“病是在我这里得的，养好了病再走！” 父亲坚持没让秘书回家，还买回了水果、糖等补品给秘书，直到他养好了病，才让他回家。
父亲的另一个秘书王毅，以前在白区工作，因为潘汉年事件被牵连为“特务”。父亲知道情况，但是没有办法和秘书讲他要被调离。临走，父亲送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并亲笔在背后写了字作为留念。听说，王毅回去不久就被抓了起来。
父亲没有生女儿，但是我有好几个姐姐。全国解放后不久，父亲想起一位烈士的遗属，就派人去烈士家乡寻找他的女儿张念环。念环姐姐小小年纪就被卖给别人当童养媳，解放后是父亲把她从广州找回来的，在我家一呆就是十几年，她一直叫我爸“父亲”。上大学时，姐姐把男同学写给她的信拿给我父亲看，问我父亲的意见。琼崖纵队创建人之一冯白驹同志的女儿到北京上学时，也吃住在我们家，情同一家人。
【“知道清朝的八旗子弟吗？咱可不能做那种人”】
1946年，父亲54岁的时候，我才出生。哥哥张远之比我大20岁。父亲和母亲离多聚少，从广西百色起义到国共第二次合作，差不多10年一直没有联系。1937年父亲从中央出来做统战工作，那时候才通过地下党知道母亲在做地下工作。
父亲算是老来得子，所以父母对我特别宝贝。那年，父亲正好在山东指挥作战，很难抽空照顾我，我跟着母亲，吃山羊奶长大。父亲非常疼爱我，但不是溺爱，无论做什么他都要求我和普通人一样。
父亲到北京工作后，我从外地转学来京。有人提到条件比较好的八一小学，父亲说：“不必了，就让他去北池子小学吧，这样离家也近。”父亲交代说：“不管在什么场合，你不要透露自己是张云逸的孩子。你知道清朝的八旗子弟吗？咱们可不能做那种人。”
从小学到高中，我履历表家长那一栏都只填着母亲的名字。直到1965年，我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才开始在履历表上填父亲的名字。父母那年非常高兴。父亲要求我当好兵，但没有长篇的说教，而是通过一些小事，传授给我当兵的实际经验。比如报到前，学校发了被褥、包袱皮，但没有枕头，打背包时，母亲给我放了一个小枕头在里面。父亲检查时拿了出来，并告诉我，当兵的人没有带枕头的，都是把换洗的衣服放在枕套里当枕头。父亲还教我打背包，教我怎样当兵，怎样生活。
父亲还经常写信给我，信的开头都是“吾儿”，但是突然来了一封信，开头是“光东同志”，让我很震惊。父亲说，你入党了，我们就是同志了，他要求我接好革命的班。这封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四川一个大山区的研究所去搞计算机，一去就是4年。当时父亲年纪很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但他对我说：“你到总参三部去工作很好，但要注意保密。”他只对我提了这个要求。
这个工作不是很自由，四五年里才回了两次家。1973年，父亲生病，我到301医院去看他，父亲看着我半天没说话，问我“你能回来吗？”那句话一讲，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后来当我调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病得很重，我们已经没法交流了。
1974年是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弥留之际，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来医院探望他，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父亲当时说话已很困难，但依然紧紧地握着小平同志的手，颔首示意，目送小平缓慢退出病房。11月19日，父亲逝世，享年82岁。
父亲希望我做个“接班人”，他说，“你一定要继承革命传统，你不要来挖我们的祖坟。建设一个国家，就像盖幢大楼，大家都要加砖添瓦，最后当你看见大楼建成时，你也一定会觉得很高兴。”
当时想得不深，其实父亲的意思是不要痛恨、丢掉传统，他在高瞻远瞩地教育后代。
由于父亲工作太忙，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等到我长大进入哈军工学习，就离开了家，和父亲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写信。一直到1973年我才回到父母身边，而父亲第二年就去世了。回想起来，我甚至没有好好和父亲谈过心，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到了今天，再去看父亲做过的那些事情，经历过的那些大风大浪，才真正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本文参考了《张云逸军事文选》、《张云逸大将》等资料，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