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阎锡山
□ 陈为人
阎锡山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史、军事史乃至哲学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辛亥革命中，阎锡山主政的山西是第二个响应孙中山举义的省份。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严峻对峙的夹缝中，阎锡山化左右为难为左右逢源，直至孙、袁都把他认作自己人，官至山西大都督、一等侯同武大将军；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中，阎锡山周旋于蒋介石、冯玉祥等势同水火的军阀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箭双雕一石数鸟，上演了现代版的“捉放曹”；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阎锡山在日、蒋、共“三颗鸡蛋上跳舞”，见风使舵游刃有余；直至1948年解放军兵临城下危如累卵，阎锡山在生死抉择关口，仍能瞻前顾后全身而退，留下“五百壮士殉田横”的耐人寻味的历史疑团……
阎锡山的人生经历成为回眸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折射点。
【在孙中山、袁世凯之间首鼠两端】
阎锡山在自己《早年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自白：“出国之前，山西巡抚张曾歇等所谓五大宪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入歧途。提到孙中山先生，尤其极尽诋毁之能事……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益谂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留日期间，阎锡山不仅广泛结交同盟会革命党人士，还与孙中山有了直接接触。在听完孙中山的一次长篇演讲后，阎锡山反复体味讲话精神，后来他曾多次提到：“中山先生以先知先觉的德慧，高瞻远瞩的眼光站在时代的前边，领导革命，遂能一呼万应，全国同心，不久实行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孙中山对于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给予高度评价。1912年9月19日上午，太原各界在文瀛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孙中山在演讲中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1912年9月18日，孙中山由北京前来山西，在太原逗留了两天三夜。这是孙中山一生中唯一一次莅临山西。这段史实，成为阎锡山日后的政治资本以及不断向人炫耀的话题：一、孙中山与阎锡山单独合影留念；二、孙中山手书“博爱”条幅赠阎；三、孙中山私下里特别嘱咐阎：“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留山西这一块根据地。”
然而阎锡山在辛亥革命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可说是“举孙中山的旗，打袁世凯的牌”。
朱建华在《蒋介石与阎锡山：30年的周旋与斗法》一书中，描述了阎锡山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两强对峙中的首鼠两端：
阎锡山深感仅有孙中山这条渠道还是不够的，必须直接打通和袁世凯的关系，才能取得袁的信任，他挖空心思，物色了一个合适人选。此人为董崇仁……从此，阎锡山就投入了袁世凯的怀抱，采取依附袁世凯，以保其都督地位的政策。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私下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民政。”阎锡山听到了有人转告的这句话，一颗颤抖的心才安定下来。
阎锡山在孙中山与袁世凯南北两大板块的冲撞中，终于化“左右为难”成“左右逢源”。
王振华在《阎锡山传》一书中（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版），对阎锡山在袁世凯称帝前后的表演进行了描述：
对袁世凯称帝一事，阎锡山是有看法的，因此开始时动摇不定，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棘手的事……后来劝进风声日盛，他的思想开始动摇。他权衡利弊，反复斟酌，认为不管办什么事，只要有利于巩固他在山西的独尊地位，有利于保护他的既得利益，就得去干，否则就会自掘坟墓……于是乎，积极加入了“劝进”合唱团的行列。
阎锡山因劝进有功，袁世凯登基称帝后，加封他为同武将军，一等侯。
得到袁皇帝的“圣赐”，阎锡山深以为荣，深以为得计。笔者前不久在阎锡山五台原籍看到，阎当年在河边村故居“都督府”的后面，建了一座红楼，共三层，飞檐凌空，青瓦红壁，取名“得一楼”，以纪念被封“一等侯”。这座楼高出都督府，登楼远望，河边村尽收眼底，由五台县进入河边村，老远即可望见“得一楼”。 阎锡山还修建了一座高大的牌楼，上面镌刻着“同武将军府”。时过境迁，阎锡山此段经历，成为他人生经历中抹不掉的劣迹。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委任阎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审时度势，觉得时机已到，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状，于6月3日宣誓就职，“城头变幻大王旗”，把北洋军阀时期的五色旗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阎锡山说过这样的观点：“政务识见要识势。势，外力也。乘势而行，势为我助，难者亦易；逆势而行，势为我阻，易者亦难。但势力有宜乘其头者，有宜乘其腰者，有宜乘其尾者，乘之不当，效力并减。”阎锡山还说：“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以上诸般言论，也不妨看作袁世凯对自己辛亥革命十数年来出尔反尔首鼠两端的内心独白。
【与蒋介石、冯玉祥周旋一箭双雕】
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是中国现代政治历史舞台上的一幕大剧。阎锡山在这一政治历史舞台上充当的角色及其表演是耐人寻味的。
《蒋介石与阎锡山：30年的周旋与斗法》一书中，对这一历史场景作了这样的描述：
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乘南方混乱之机，改变拉阎打冯的策略，同时进攻阎冯，并且分化阎、冯内部，他们的处境很困难……
冯玉祥的日子也不大好过……阎锡山正在憋着一肚子闷气，积极利用太原兵工厂大量生产武器弹药，同时，也从日本购买大批武器，整编军队，准备伺机与张作霖再战。因此，这时冯玉祥拉他共同拥蒋复职，正合阎锡山的心意。阎立即复电，称冯此举为“大公无私”……
当然，蒋介石也很清楚，冯、阎联合请他出山各有自己的打算，也是各揣心腹事。但是，眼下也只有依靠冯、阎这两支军事强大的势力，才能借以发展和稳固自己的权势。权衡轻重，经过一番考虑，在他接到阎、冯电报之后，便立即从命，遂由日本返回上海，与阎、冯二人沟通联络，准备大干一场。
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1928年2月走到了一起。蒋介石和冯玉祥在郑州再度会面，互换兰谱，结拜兄弟。蒋送给冯的帖子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不烂，生死不渝。”冯送给蒋的帖子写道：“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三个同床异梦的人走到了一起，一时间海誓山盟，真犹如是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了。
一张合影照片里，当年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大的三个军阀坐到了一条板凳上：三人都正襟危坐，蒋介石居中，冯玉祥在左，阎锡山在右。蒋一身戎装，是他平时笔挺而刻板的样子；冯身躯魁梧，但衣着随意，粗布简装简直像个憨厚朴实的农民；阎与蒋一样，也是一身戎装，但眼光中透出老谋深算、韬光养晦。然而，即便坐同一条凳子之时，三人也是“同凳异梦”，各有各的算盘。此后，当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后，他们马上因为“分赃不均”，同室操戈，兄弟阋墙。
阎扣冯联蒋，冯部求助于蒋灭阎，阎又痛哭流涕向冯道歉并联冯倒蒋……其后中原大战局势的演变尽人皆知。这样一支各怀鬼胎的乌合联军，失败已然是注定的了。其实在开战之初，冯玉祥就说过这样的话：“阎的保存心过重，太不能牺牲，屡次要他出兵，他总是一味推诿，投机取巧。”
在关涉政权的问题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盟友。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蒋介石逼迫孤身出洋。他在蛰伏大连时写下这样的自我反省的日记： “不为威迫易，不为情迫难。不为利诱易，不为善诱难。错成德之良机，失做事之势利，非迫于威利，乃动于情善。不错良机可以为君子，不失势利可以做豪杰。”
阎锡山判断事物的准绳就是对自己是否有利，他在日记中写道：“说理求对，愿为做事求利，离开做事求利，深求说理对，是凿也无用。”阎锡山还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可怕：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在河边村阎锡山故居一对廊柱上，镌刻着阎亲撰的一副对联：“业宏根于识足，国健凭于计周。”阎锡山的工于心计，是否正应了《红楼梦》中那句诗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在日、蒋、共“三颗鸡蛋上跳舞”游刃有余】
抗战时期，有着盘根错节扑朔迷离的局势。地盘犬牙交错，阵线阴差阳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联合又对抗，今天貌合神离明天分道扬镳。日、蒋、共、阎打着各自的算盘。其中阎锡山的殚精竭虑苦心孤诣更是表演得淋漓尽致。
胡敏、述江在《“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不倒翁”》一文中，对抗战时期的阎锡山作了这样的描述：
形势使阎锡山深陷困境：红军东征掀起的抗日浪潮（红军东征提出的三个口号是：筹款、扩红、赤化——笔者注），冲击着他的封建专制；蒋介石策划河东独立，面临着鸠占鹊巢的危险；日军加紧进犯察蒙绥，直接威胁山西。此时，阎锡山认为有三条路可走：
一是“拥蒋反共”……二是“亲日反共”……三是“联共抗日”。
此后，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成立牺盟会、决死纵队。再后，又与中共翻脸，发生了双方决裂的十二月晋西事变，展现了一条阎锡山与共产党之间起伏跌宕的交往轨迹。而事变后，阎锡山与红军划线为邻相安无事，形成了抗战时期一种独特的战争态势。
赵承绶在《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本活动的情况》一文中，披露了阎锡山“脚踩两只船”与日本人暗中勾搭的情况。赵承绶与王靖国是阎锡山在军界的左膀右臂，他的亲历回忆无疑具有权威性：
1940年11月间，有一天阎锡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作了一次时间较长的谈话，大意是：“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拢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自己的人也不稳定，宜生（指傅作义）已离开咱们，陈长捷也在动摇。青年干部左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倾的跑到蒋先生那里做官赚钱去了（阎锡山一向是讲他所谓的“中的哲学”），胡宗南在西安就专门拉咱的干部。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他事业吗？抗战固然是好事，但又没有胜利把握，就是打胜了，没有咱们也不行。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
赵承绶的文章中，还详细地描述了阎锡山与日本人之间遮遮掩掩的几次谈判。
阎锡山说：“冬天穿皮袄，夏天穿汗衫，需要什么就来什么”。他殚精竭虑从保全自己的目的出发，选择了一条“拥蒋联共抗日”的三合一道路。“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要准备反共”，“在三颗鸡蛋上跳舞”，阎锡山成为政治场上的变色龙、民国官场上的不倒翁。
【“两害相权”：生死关口的走与留】
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是决定中国命运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历史的进程同样把一个生死关口摆到了阎锡山面前。
阎锡山信奉儒家“中庸之道”，也推崇儒家“忠孝节义”。孟子有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1948年底，经过临汾、运城、晋中几大战役，太原已成一座孤城。阎锡山仍准备作“困兽之斗”。他派遣杨爱源、王怀明到北平请求增援。北平一些有故旧关系的山西籍军政人员，劝阎离开太原或走政治解决的道路，均遭拒绝。阎锡山表示自己“要做历史上的人物”。阎锡山还让北平办事处为他空运棺材板，表达以身殉城的决心。阎锡山还把继母送出太原，说是怕继母在最艰难的时候出来动摇他，影响他固守的决心。
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之后，举棋不定的傅作义打来电报寻求对策，阎锡山回电说：“我们今日只有谋重事之所当为，尽重力之所能为”。解放军攻克天津，活捉陈长捷后，阎锡山让他在北平的代表转告傅作义：“事到危难宜坚决，遗憾全由俯就成”。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他在第二天拍电报向阎锡山表白自己的苦衷和矛盾心情。阎锡山一方面召集高干和基干开会，要他们“成功成仁”，“不走北平道路”，并骂傅作义“毫无人格”，“出卖了北平人民”。一方面又在回电中建议傅作义牢牢控制军队，如若不能遂意，就设法逃到太原。阎锡山在北平的一些旧部，也纷纷致电阎，希望求得他的同情。阎锡山回电报说：“到你们知道是受骗的时候，你们还要来找我。”
籍贯定襄的阎锡山亲信吴绍之，是绥靖公署的秘书长，他私下和同僚们议论时，并不掩饰自己的和平论点。他说先生在1927年能看见国民革命军是刚升起的太阳，毅然换上青天白日旗，今天看见共产党这个刚升起的太阳，为什么就不能和平地换上红旗呢？一些同僚鼓动吴绍之向阎锡山进言，吴绍之摇头叹息，悲观地说：“日本人吃高粱面——没有法子。”
北平解放不久，蒋介石让贾景德拍来电报，表示太原从大局上看绝难长久支持，建议阎和军政干部们乘飞机撤往西安，军队由胡宗南派兵接应突围西渡，但这一建议被阎锡山拒绝，他仍然坚持固守孤城。面对渺茫的前途，山西省新闻处处长杨怀丰对阎锡山说：“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南京对挽救大局，是没有办法的。”一向极为自信的阎锡山说：“南京没办法咱有办法，一线光明在太原。”阎锡山还提出所谓的“以城复省，以省复国”，命令歌剧队大演战国时田单指挥火牛阵以城复国的故事来振作士气。在日益孤立的情况下，阎锡山的一些部下和朋友都劝他离开太原，阎锡山均表示自己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誓死不离太原。他还在办公室里贴了条幅，上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革命。”
往前追溯，早在抗战时期，阎锡山就曾发出这样的誓言：“我愿与全体同志在山西做牺牲者，不愿在豫、陕做个流亡者。”当南京失陷，阎锡山坚定地提出了“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口号。在克难坡领导晋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持久抗战，并取得了很大成功，为此赢得了蒋介石颁发的“模范战区”的称号。
然而，这个信誓旦旦要与家乡故土共存亡的阎锡山，却在城破之前全身而去。对此，半个世纪以来有着种种说法。
在此之前，阎锡山曾有两次飞赴南京的先例：1948年12月28日，飞赴南京向蒋介石述职，4天后回到太原。1949年2月14日，经青岛再赴南京请求援助。阎锡山回到太原后，向部属们讲述了被新闻媒体传得沸沸扬扬的“南京大闹总统府”的事情。当时，阎锡山要求代总统李宗仁解决太原守军的武器粮食，否则自己回去也没有用，在总统府自杀就是了。阎锡山的坚持，终于促使李宗仁答应给予太原支援，从湖南、四川空运大米。
张增庆是阎锡山的侍从医官，是随阎锡山逃离危城的少数几人。他在《跟随阎锡山飞离太原以后》一文中，对阎锡山为何没有返回做了这样的解释：
……南京会议后，他（阎锡山）请李宗仁派飞机送他回太原，李宗仁说：“蒋总统虽引退，但他仍是国民党总裁，你既来南京，不到奉化拜望总裁，多有不妥。”于是，我们又随阎飞往奉化，蒋介石派蒋经国到机场迎接，蒋经国十分客气，口称“阎伯伯”，搀前扶后。在溪口拜会蒋介石后，阎锡山请蒋介石派飞机送他回太原，与太原共存亡。蒋说：“莫急，莫急！先回南京，过两天我还有大事相商。”就这样，我们曾数次往返于南京、奉化之间，每次蒋介石总说还有许多事要商量，阎锡山急如坐针，常私下唉声叹气。我和侍从长张逢吉跟着多年，大胆地劝慰他：“蒋总裁可能料太原难守，为阎长官安危而有意挽留。”阎锡山说：“你们年青人懂什么，没有太原了，这里还能有我阎某的一席之地吗？是死是活，回去才是。”
阎锡山的秘书长李蓼源在《阎锡山离晋去台始末》中，也记述了阎锡山试图从南京返回太原的种种努力：阎锡山飞离太原后，战事一日三变，东山争夺战结束之后，解放军的炮火已经能够控制太原的各个机场，飞机从此很少降落，运送物资主要依靠空投。四野炮兵第一师高射炮部队抵达太原后，从四月初开始用高射炮封锁太原上空，也断绝了阎锡山回家的路。太原守军发去电报说机场全部被毁，飞机已无法降落，就此断绝了阎锡山的回归之途。
被阎锡山收编留用的日军军官城野宏，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录着：阎锡山曾在四月初飞回太原并在上空盘旋了一个小时，但因为炮火封锁无法着陆而返回南京。当时各航空公司均不愿冒着炮火在太原着陆，阎锡山希望好友博瑞智想办法帮助他回到太原，博瑞智以民航队不愿牺牲一架飞机为辞婉拒。阎锡山提出购买一架飞机，博瑞智又说不愿因降落而牺牲一位飞行员，时年65岁的阎锡山于是又提出以降落伞空降太原……阎锡山后来在回电中说：因事被阻，不能与大家共同保卫太原，是此生最大的遗憾。（《山西文史资料》第60辑）
阎锡山信誓旦旦的“杀身成仁”，究竟是在作秀还是确实出于信念？几十年来，人们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李维新在《解放前夕各阶层思想动态拾零》一文中，记载了阎锡山这样的细节：
阎锡山把一贯道的扶乩生王某请到家中扶乩。乩语是一首诗：“市中有虎费人猜，虎生两翼天上来。鸿雁不知何处去，晋阳城里笑颜开。”有人传出隐语是贵人自有天相，陈纳德的飞虎队将飞临太原，为困境中的阎锡山解围。（《山西文史资料》第61、62辑合集）
阎锡山一向迷信，从扶乩算命颇能反映出他彼时彼地的矛盾心态。
在阎锡山河边旧居，笔者还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在那段时间，“阎锡山通过在南京的山西老乡，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贾德春和辛亥革命始一起共事的同事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说项活动，推荐阎出任行政院院长，以借机离开太原”。
刘存善在《阎锡山传》一书中，对阎锡山那一时刻的心态情绪，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描绘：“形势越来越紧张，一向老成持重的阎锡山一反常态，见人就发脾气，批公事就骂人。没有什么重要公事，连高级官员也躲着不愿去见他。3月29日中午下班之后……突然接到阎要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2时左右，人员到齐。阎锡山来到会场，满脸笑容，一腔和气，随即让秘书长吴绍之宣读李宗仁的电报……”原来是李宗仁邀他前去“商决党国大事”。
这封电报对于阎锡山来说，可谓正中下怀。
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可以作为佐证：阎锡山在飞临南京之前，已先期安排他的老助手、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杨爱源到上海清理山西财产，转运台湾。看来，阎未雨绸缪用心之深，对“后事”早已有了考虑。
客观地说，也许阎锡山两害相权取其轻，确也曾悲壮地作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但俗话说：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千古艰难唯一死”，当真正面临生死悬于一线，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还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一枚硬币抛向天空，落下来时已决定了命运。
【“中的哲学”与“横竖政治”论】
“中的哲学”是阎锡山制订战略策略和采取行动的理论根据。在政治舞台上，他始终以“生”（生存、存在）为最高母理，然后用“二”的分析法分析各种矛盾，“执其两端而叩其中”，在“恰好”之时，采取行动，尽量使矛盾的不矛盾，以利于自己的存在。阎锡山在1937年的日记中拟写一副对联：“对在中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履中踏对。”
阎的一生提倡过多种名目的“政治”，而最能反映其政治性格的是“横竖政治”。他的“横竖政治”论就是“把政治放在民间”，即把政治触角伸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头上。阎锡山就是用这一观点，对山西实行了三十八年的统治。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许多著名人士都称阎锡山的“中的哲学”为“骑墙哲学”。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台湾，终年77岁。他生前就挑选了墓地，墓前有个巨大的“中”字，大概也是象征着其人生“中的哲学”：“发于仁，归于中。”??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