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毛泽东《词六首》
□ 冯锡刚
1962年4月，郭沫若应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的邀约，为拟于该刊5月号发表的毛泽东《词六首》撰写诠释文字。
事情的起因是：这年年初，《人民文学》编辑部致信毛泽东：“最近我们辗转搜寻，找到了您的几首诗词。正因为是辗转搜寻到的，所以不知有无讹误，也不知您是否愿意将其发表，请您指示，并请注上题目和写作年月。”毛泽东接信后，直至4月间才明确表示同意发表，并应约为《词六首》写了一则小引（在4月24日复陈白尘的信中有“要我写字，似乎可以”等语）：“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这则小引的墨迹以插页的形式与《词六首》同时发表在该刊5月号上。
毛泽东在时隔三个月后答复《人民文学》编辑部的请求，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不好猜度，但编辑部有配合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用意则很明确，故郭沫若撰写的万言长文《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开宗明义：
今年五月二十三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二十周年。《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和系统化，这不仅为中国的新文艺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并为世界各国革命的文艺家所十分重视。今年各方面正在筹划如何来纪念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二十周年，主席同意在《人民文学》五月号上发表他作于三十多年前的六首词，实在是文艺界的一件大喜事。我们可以预想到：读者特别是文艺工作者，会如何狂欢，如何受到鼓舞，在文艺活动中卷起一个宏大的新高潮。
正是怀着这种“受到鼓舞”的心情，郭沫若着手诠释文字的写作。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初记录是4月23日致秘书王戎笙的信：
主席这六首词中，如一首，“军阀重开战”，大概是指蒋桂之战吧？1929年军阀之战颇多。“直下龙岩上杭”，此项如决定，便可决定前者。第三首，“过大关”，是否大庾岭？“下吉安”在何处的山？“八百里驱十四日”是在何时？
第六首，关于黄公略的牺牲有无更详细的记载。六首看来是攻占长沙事。
以上请您帮忙查考一下。革命博物馆或许有资料。
据此可知，陈白尘在邀约郭沫若撰文时附寄的《词六首》原稿，毛泽东并未“注上题目和写作年月”。在后来发表的文字中，郭沫若首先考证的是创作时间，这样原排序第六首的《蝶恋花》依次排在第四，题目则以词牌指称。郭文的考证为后来毛泽东编辑诗词集时拟列题目提供了依据。作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这正是郭沫若的专擅。
郭沫若的这篇长文由两大部分组成，即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的应景文字和对六首词作的诠释。正是由于词作者未标出各首的题目和创作年月，郭沫若在5月9日收到小样后立即致信毛泽东：
我应《人民文学》的需要，写了一篇《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因为《人民文学》要在十二日出版，今天才送了小样来，没有来得及先送给主席看看，恐怕有不妥当的地方。闻《人民日报》将转载，如主席能抽得出时间披阅一过，加以删正，万幸之至。
时在北戴河的毛泽东收到郭文的小样后，不但仔细审阅了全文，而且饶有兴致地以郭沫若的口吻，改写了一段长达六百余字的释文。
在前半部分纪念《讲话》的文字中，郭沫若为印证《讲话》中的有关论述，特别标举《忆秦娥?娄山关》，对词作是否写“一天的事”作了详尽的诠释，并引《离骚》中的句子，对“一首词中所说的一朝一夕为什么所表示的不是一天”持据释惑。郭沫若对《娄山关》持“不是一天的事”说，并表示：“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毛泽东将这一段长达800字的释文悉数删去，在叙述了遵义会议后至二月间第二次攻打娄山关的相关史实后，有这样一段文字：
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日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当改写的小样送回北京时，恰值5月12日《人民文学》出版的这一天，而《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在转载《词六首》的同时也转载了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如果说《人民文学》因着按时出版而不及刊用毛修改的文字，那么《解放军文艺》7月号转载郭文时依然如故，就难以“不及”来解释了。事实上郭沫若恰好在该刊转载时加写了一则附言：“这一段，在《人民文学》与《人民日报》上发表时把原词讲错了。现在加以改正。”（“这一段”指解释第六首《渔家傲》中“枯木朽株齐努力”一句的文字。）是缘于《解放军文艺》转载时的整整两个月间未及看到毛泽东的改文？应该不大可能。郭沫若亲属回忆，改文是很快就送到郭沫若案头的。是刊用改文可能透漏出自毛泽东手笔而有诸多不宜？似乎也不至于。以笔者的理解，就《娄山关》的本事而言，毛泽东的改文自然最富权威。但从艺术赏析的角度看，郭沫若提出究竟是否写“一天之事”，本身就无关宏旨。这里正用得上郭沫若1958年在解释《清平乐?会昌》的一封书信中所说的一段甚为通达的话：
……对于诗词，读者在合理的范围内是可以有解释的自由的。读者在诗词中可以创造新的意境，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各人的解释可以不必相同，甚至可以和作者的原意不一定完全若合符契。
要说是出于这样的心态而置毛的改文于不顾，郭沫若在关于“枯木朽株齐努力”的“这一段”文字上的改是为非，又似乎否定了笔者的推测。郭沫若最初的解释是：
“枯木朽株齐努力”，我觉得妙在选用了“枯木朽株”。这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说调动了所有的力量，动员了广大的工农群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敌人在败逃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看似乎两方面都可以包含。请看，词的起句“白云山头云欲立”，这是把云也拟人化了，俨然在同仇敌忾，怒发冲冠，白云都在努力，木株应该同样在努力。这当然是巧妙的感情输入，是胜利的工农兵群众豪迈的感情，是主席豪迈的感情，使青山白云、枯木朽株，都具有了积极的能动性。
陈毅在《人民日报》上读到郭的释文后，以当年参加过白云山之战的经历告诉郭：当时红军在白云山上，敌军在山下，由三路进攻。红军从山头攻下，粉碎了敌人，真犹如飞将军自天而降。直言郭解释错了。于是郭沫若即以《“枯木朽株”解》为题，另作新解，引司马相如《谏猎疏》中“枯木朽株，尽为害矣”，认为“枯木朽株齐努力”是说腐恶的敌人都在拼命。郭沫若没有顾及毛泽东是仔细审阅并有大段改写的，这无疑意味着认同对“枯木朽株齐努力”的最初解释。1964年初，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了口头解释，明确答复：“枯木朽株”不是指敌方，是指自己这边，草木也可帮我们忙。郭沫若获知这一信息，后来在“文革”中答复一些高校和出版社的询求时，一再按毛泽东的本意作了解释。1967年6月13日致北京大学某《毛主席诗词》注释编写组的信中的答复，最有意味：
“枯木朽株”这个词，最初见于邹阳《在狱中上梁孝王书》，比司马相如《谏猎疏》还早。
“有人先谈，则以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准此，主席词中的“枯木朽株”不是恶意，可解为“老人病人都振作起来，一起努力”。供参考。
郭沫若在根据陈毅的解释而改是为非撰写《“枯木朽株”解》时，征引司马相如的《谏猎疏》中的“枯木朽株，尽为害矣”；在获知毛泽东的本意后又凭借比《谏猎疏》还早的邹阳《在狱中上梁孝王书》。而恰恰在最初的解释中，既未征引邹阳书，又未凭借司马文，倒是合乎解诗之道的以诗心解诗。
毛泽东审定的《词六首》在1962年5月发表时，只是以岁月先后编次，并未标明具体的写作年月，更未标明题目。这六首词，除了第二首《采桑子》未涉及具体的史实（但依据编次，郭沫若考证了写作的时间），其余几首依据史实，均作了确切的考证。这与一年后毛泽东在编辑自己的第一部诗词集时所标明的题目完全吻合（或许毛之标题借助于郭之考证）。《毛主席诗词》刊本所标写作时间，亦与郭之考证相合。这大概是《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最有价值的地方。
在对各首词的具体诠释中，除第六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有对“枯木朽株齐努力”的改是为非的翻覆外，其余各首多少也有可资一谈的插曲。
第一首《清平乐?蒋桂战争》，郭沫若对创作时间和史实的考证均无问题，有意味的是与此相关的一封信和1965年撰写的另一篇，对同一首词有诠释的不同表述。4月22日，郭沫若致信陈白尘：“主席词一首中的‘一枕黄梁’梁字应作粱，我想是打字的错误。”1965年春节，《光明日报》发表这首词的墨迹，郭沫若应约撰写《“红旗跃过汀江”》的释文，其中有这样一段令人拍案惊奇的文字：
主席的墨笔字每是随意挥洒的。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顶峰。
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当初实事求是地指出“梁”为“粱”之错字，而今却文过饰非，以“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开脱，甚至称颂为书法的“顶峰”，并据此附会林彪鼓吹的“四个第一”。这种得风气之先的趋时做派，真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第二首《采桑子?重阳》，据传原先上下阕倒置，出于郭沫若的建议，方以“寥廓江天万里霜”作结。此说不确，作者早在1959年10月即已改定。郭沫若的诠释重在上下阕的结句，强调词格出于人格，称赞作者的“伟大革命家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含英咀华的修养”，赞叹：“主席的作为诗人的敏感，和他的作为革命家的勇敢，在这首词里正结合得天衣无缝。”1964年春节，《光明日报》发表这首词的墨迹，郭沫若应约撰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释文，与两年前的文字相比较，强化了对于“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的诠释，并以古人的名句陪衬，更以宋玉、杜甫、欧阳修的“悲秋”反衬。行文丰赡，但也见出两年来时势的变迁，批判“封资修”已成为时尚。
第三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郭沫若在致陈白尘的同一封信中指出：“又三首中‘此行何去’下应打问号，应该也是打字的错误。”这倒确实是“打字的错误”，毛泽东书于1959年10月的墨迹确系问号。郭沫若在这篇长文中不止一次提到这六首词中“有几首我已经早就能够暗诵的”，指的正是包括这首在内的连同《光明日报》连续在1964年和1965年春节发表的那两首。郭沫若在4月23日收到陈白尘信的当天，即在22日复信（尚未寄出）的落款之后加写了几句：“谢谢您廿三日的信。初稿大可作为研究的线索，很有帮助。润色过的地方实在太好了。”所谓“润色”，当指毛泽东的修改。墨迹与发表稿相比较，有两处不同：“雪里行军情更切”改为“雪里行军无翠柏”，“风卷红旗冻不翻”改为“风卷红旗过大关”。郭沫若的长文通篇未涉及“润色”问题，对于这两处改动自然也未予评论。不过这一来倒是避免了日后的尴尬。1963年编辑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又将“雪里行军”句改回，只是将“切”易为“迫”。
第四首《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国际悲歌歌一曲”句，郭沫若解为“就是《国际歌》。为什么要加上一个‘悲’字？因为那歌词是很悲壮的。”但是英译者有不同的理解，毛泽东的答复简洁而明确：“悲”是悲壮之意。显然是认同郭沫若的解释。出人意料的是，“文革”中，郭沫若在致北师大《毛主席诗词试解》编写组的复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关键是在‘国际悲歌’作何解释。我曾解为‘国际歌’，恐不确。应该是指第三国际的不正确的指挥。”何以又一次改是为非呢？除了不了解毛泽东对英译者的答复外，最大的诱因便是“文革”的时尚，即将一切归之于路线斗争——这样解释所要批判的便是立三路线，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正是源自“第三国际的错误指挥”。
第五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结句“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加了一条关于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的长注。在征引《淮南子?天文训》、《国语?周语》、《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等几则相关史料后，“毛案：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他死了没有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据此，郭沫若在诠释时作了如此阐发：
鲁迅的《补天》作于1922年11月，我的《女神之再生》作于1920年11月，我们的认识和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还大有距离，故我们当时还不能体会到共工神话中人类改造自然、改造客观世界的潜在意义，经主席这一点出，就好像在中国神话中高擎起一只火炬。这会在神话传说的研究，古代史的研究中指示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对这种附会和拔高，时任《文艺报》主编的评论家张光年即以《“共工不死”及其他》为题，撰文批评：“郭老在忽视了艺术处理上的其他可能性的同时，又把共工不死联系到神话学、古史学的科学研究领域加以考察，这又可能引起科学研究上的某种误解。”张光年敢于撰文批评文坛大佬，并且这批评又涉及词作者，足见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后相对宽松的时代氛围。一贯争强好胜的郭沫若，对张光年指名道姓的批评未有任何公开的表示。
《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是郭沫若诸多诠释毛泽东诗词文字中最长、涉及篇目最多的一篇，因而也是引出话题最多的一篇。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这是郭沫若所有诠释毛泽东诗词文字中最有意味的一篇。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