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知名的“洪广思”
□ 韩三洲
1970年9月，庐山会议召开后，鉴于陈伯达用马列语录包装他的“天才论”，毛泽东号召全党学马列、读原著，以识别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同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各地的“写作小组”如梁效、石一歌、洪广思、唐晓文等也就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应运而生，而“四人帮”也通过自己掌控的“写作班子”炮制出大块理论文章以操纵舆论。所以，当年民间流传一句顺口溜——“小报抄大报，大报听梁效”。
这些极具权威的写作班子，名字听起来很是响亮，细细查考，大都是取其谐音而来。如权威性最高的“梁效”，就是江青控制的清华、北大“两校写作班子”的谐音，由迟群、谢静宜主持，后来这个写作班子的成员之一、北大教授周一良还写过一本沉痛反思的名作《毕竟是书生》。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为“罗思鼎”，取“螺丝钉”的谐音，由徐景贤、朱永嘉主持；早期上海还有一个“石一歌”，即由十一人组成的写作班子，余秋雨曾是其中一员。“唐晓文”是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子的谐音，意为“党校文”，由康生控制；文化部的写作班子叫“初澜”和“江天”，是于会泳亲自组建的。还有一个“洪广思”，以前只知道是北京市委的理论写作班子，但这谐音是如何来的，一直想不清楚，也曾请教过研究“文革”史的专家，没有结论。
读过曾任北京市政协主席的刘导生的回忆录《从容忆往》后，笔者这才猛然发现“洪广思”此名的来历。书中说，“文革”期间流毒甚广的“洪广思”写作班子，在粉碎“四人帮”后，到他来北京市委之间的两年多时间，居然没有人去清查。而这个名字，其实来自北京西山红光寺，因为当年市革委会理论班子就住在这里。但是，当年也是北京市委宣传组写作班子成员之一的史松，在其新近自费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浅浅的脚印》一书中，则说这个写作班子是在香山的洪光寺，因其在西山，枫叶灿灿，所以有时还用“燕枫”这个名字发表文章。书中披露，当今党史界、文史界的很多名人，也都曾在这个宣传组里面。1956年12月，岭南画派擅长画松的大家、“岭南七杰”之一黎雄才先生曾来到香山，绘过一幅 “西山红光寺”的画作，出现在2010年嘉德国际拍卖会上。可上网搜索，找不到“红光寺”，却有“洪光寺”。由此看来，刘导生与黎雄才的记忆都错了，写作组的地点，应为史松所讲的“洪光寺”，而非“红光寺”。明朝万历年间蒋一葵所著的《长安客话》，曾记西山名胜四刹：香山寺、洪光寺、碧云寺及卧佛寺。
史松回忆，相较前几个著名的写作班子，“洪广思”形成较晚。那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姚文元问吴德，北京市人才很多，为什么不像别的省市那样组建理论写作班子？吴德这才开始行动，让北京市委宣传组着手组建，并明确指示：人民大学刚停办，人都分在北京市，其中的人才很多，可以从中物色。宣传组根据指示，决定从“文、史、哲、经、政、法”六个方面选调原人大的教师，如哲学系的罗国杰，中文系的阎焕东、经济系的陈耀庭以及《浅浅的脚印》的传主，都是那时候作为各方面人才选调进去的。写作组当年出的两本书，都是注释演绎最高指示的，一本批孔，名为《孔丘的反动一生》；另一本为《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等到号召“评法批儒”时，宣传组顺应形势，成立了“法家著作注释小组”，又从一些单位借调20多人参与此事，包括新华印刷厂、第一机床厂的青年工人。这样一来，借调人员已大大超出了在编人员，相继成立了四个小组。
那时“洪广思”的工作流程是：上头出题（有时也出思想），小组讨论定题；定题之后，再找相关材料研读，然后交流体会，拟定大纲，报小组同意，再分头起草；等有了初稿，再经多次讨论修改通过后，由一人统稿，最后报上面批准发表。当时曾传达过这样的指示：写作小组是市委的笔杆子，不是学术团体，不存在文责自负，让你们怎么写就怎么写，一切由市委负责。在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对法家人物的介绍、对“法家路线”的吹捧，成为政治需要的时髦写作。当年上面曾布置下来一个任务，让写一篇借法家路线评吕后的文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间接吹捧江青的文章。小组领导大概不愿意如此彰明昭著，就将题目改成“汉初法家路线和文景之治”，写了好几遍，又讨论若干遍，最后才定稿。文章见报后，写作组曾设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轻车熟路地再来一篇评武则天的，题目是“唐初的法家路线与贞观之治”，结果看了很多书，费了很多时间，总是不太理想，迟迟难以“出炉”。正发愁之际，有人说毛主席提倡学习鲁迅，鲁迅对中国历史有很多议论，我们可以搜集起来研究，总题目叫“鲁迅的历史观”如何？把这个建议报上去，很快批准，写作组从北京图书馆拉回一车有关鲁迅以及研究周氏三兄弟的书……
宣传组下面的文学小组是最忙的，因为从来不缺少革命大批判的题目。评《红楼梦》的战斗檄文还没完，马上又投入到评《水浒》的战斗中去了。那时毛泽东的视力已经很差，可读书习惯没变，只好找北大中文系的女教师芦荻念书给他听。芦荻是搞中国古典文学的，自然想了解领袖对某部小说及其中人物的看法。所以在给毛泽东读《水浒传》时，就将毛对她提出问题的回答，整理成毛主席评水浒的材料，第一句话就是“《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还有，“《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等。芦荻将这份材料上报给主管北大的谢静宜，谢又转交给主管全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姚文元。姚看到后如获至宝，立即给毛写报告称：主席对《水浒》的评论十分重要，不仅对中国的无产阶级，而且对贫下中农；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人民；不仅对本世纪，而且对下世纪，都有伟大意义。姚文元还建议将这份材料印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学习。毛批示同意，姚文元手中有了“令箭”，立即将此件印发全党，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运动。当然，姚的这些行为是有针对性的。
1975年是中国政坛起伏跌宕的一年，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开始全面整顿工作，并力求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于是，以胡乔木、邓力群为主的国务院研究室便受命开办《思想战线》，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明显与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红旗》杂志分庭抗礼，大唱反调。《思想战线》的创刊号准备发表三篇重要文章，第一篇定名为“论三项指示为纲”，由邓力群撰写；第二篇“论安定团结”，由“洪广思”撰写；第三篇“论民主集中制”，由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来写。获悉消息后，已对大批判感到厌倦的写作组上上下下无不欢欣鼓舞，除了主笔的政治小组，其他几个小组也都来参加意见，《论安定团结》成为“洪广思”群策群力的一篇文章。文章写成后，上交市委宣传组，审查了很多天，但到了主管宣传的市委领导那里，又给压下了。历经磨炼的官员们政治经验毕竟不凡，他们深知写这篇文章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较量，文章一经发表就是一枚重磅炸弹，是否发、什么时候发，要看国内政治气候和战场形势而定。果然，他们的历史经验起了作用，文章还没发出，政治气候陡起变化，另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国务院研究室”全军覆没，《思想战线》也胎死腹中，邓力群的文章初稿被查获，受到重点批判。这时，市委宣传组负责此次写作的副组长急忙跑来，连连惊呼“好险！好险”，说幸亏市委领导有水平，压了好几天没有发，要不然，就不得了啊！这位副组长一再叮嘱写作组成员：我们和他们（指国务院研究室）毫无关系！是他们来约稿，我们早拒绝了，我们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安定团结”的文章，切记！切记！对外，一个字也不许提及此事。表面上，大家都极为严肃地唯唯称是，暗地里又觉得颇具喜剧色彩。
1976年初，写作小组从西山洪光寺搬到城里市委机关。此时，正值周恩来总理去世，“四五”运动爆发，很多人亲眼目睹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及其造成的天怒人怨。等到“四人帮”末日到来，“洪广思”的历史任务也就随之终结了。写作组曾经的成员们，也就一个个自寻门路、各奔东西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