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的多棱镜
——莫言获奖反响评析
□ 谢轶群
世界上没有哪个奖项像诺贝尔奖一样经营得这么成功，每年“开奖”都会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新闻。这得益于它丰厚的奖金，得益于一套相对合理的评奖机制，也得益于举办者是较少卷入国际利益纠纷、多数时候能保持客观中立的北欧小国，100余年来能保持评奖结果总体上的公正权威（尤其在自然科学奖方面）。在社会舆论上，诺贝尔奖则常常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科学文化事业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判断依据——尽管在评价标准上，对和平奖与文学奖的异议乃至抨击经常出现。
文学评奖：意义在评选之外
中国作家何时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让国人焦虑已久的“世纪之问”终于随着莫言获奖而梦想成真。无论莫言所达到的文学水准究竟如何，“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这一殊荣（有报章称其为首位获奖的中国籍作家，此言不确，1938年的获奖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也拥有当时的中国国籍），就足以让他在文学史上占据特殊的篇章。中国文学在被该奖冷落百余年后，终于重又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先要说一些煞风景的话。对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文学评奖其实很难，尤其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评选“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诺贝尔遗嘱语）。中国古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是说文学作品在不同的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那里，审美趣味和评价标准千差万别，很难如体育比赛一样判定某位作家、某部作品“第一”或“最佳”。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之初，就有瑞典文学院院士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拒绝出任评委。哪位作家最后能摘冠诺贝尔，其中有着不小的偶然性，在一定意义上讲，与其叫“获奖”，倒有点像“中奖”——这样说，绝不是出于“酸葡萄”心理。
全世界都愿意认真地关注这个“最高”奖项，是因为文学是人类情思、梦想和智慧最集中的领域，如果文学过于寂寞，说明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不高。在这个快节奏的喧闹时代，文学越来越退居边缘。有这个每年都会成为世界新闻、文化大事的诺贝尔文学奖，就会定期提醒我们的心灵不能干枯空虚，也不能总被文化快餐填满。该奖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它对高品质精神生活的指引和褒扬，是否真的评选出了“最佳”作家作品，笔者认为倒在其次。
官方反应：在政治与文学中平衡
文学是广延性极强的事物，诺贝尔文学奖在历史上又已形成超越文学本身的影响力，因此人们已无法心平气和地对待每一次评选结果。莫言获奖如一面镜子，照出各个方面、人物的不同表现和心态，这些表现和心态牵连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大众的神经。
首先是官方。诺贝尔文学奖对一些国家意识形态的冲击久已有之，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的获奖，挑衅了苏联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导向，都曾引起过苏联官方的激烈反应。而莫言获奖，中国作协和外交部都先后表达了对莫言的祝贺，认为获奖表明了中国文学具有世界意义。
的确，莫言是对现实介入少、政治色彩不很鲜明的作家。他的作品多为乡土生活题材，以奔放的想象力而不是政治观念的犀利见长；他的言论、立场、行为历来与体制保持着融洽，他一直在军队、检察日报社等体制内单位供职，获得过国内长篇小说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现在又正担任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之职务。在需要正视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国内影响力、获奖者又能与体制和谐共处的前提下，有关方面对莫言的获奖表示肯定，允许境内媒体对此进行大规模、多方位的报道，这是值得肯定的符合当代文化主潮的明智态度。
莫言家乡的地方政府则满怀自豪感，市领导上门献花，全市挂庆贺条幅、鸣放鞭炮，随即扩大莫言文学馆、修缮莫言故居、种万亩红高粱供旅游等消息纷纷传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地方政府行为中“名人经济”开发的动机显然大于文化建设的诚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搭台、旅游经济唱戏是必然的思路。
文化界争议：思想价值的软肋
对莫言获奖讨论得最为热烈的是文化界。和想象中本土作家终于获奖、文化界为“圆梦”一片欢呼不同，不少文化名人在喜庆的总体社会氛围中表达了自己独立、冷峻的思考。在艺术水准上，文化批评家朱其研究员称“莫言在叙事上有才华，但在语言上不够精炼，在表现历史残酷上有些东方主义的‘奇情录’”，并判定莫言作品为“县城文学”；画家武文建则称莫言的小说只不过是“不错的文化馆老师”水平。也许这些看法有点刻意标新立异、失之轻薄，毕竟著名评论家、作家否定莫言文学才华的声音很少见；而在关于莫言作品思想价值的讨论中，不少人秉持人文精神和学术良知，拿出了相当有分量的质疑和批评。
譬如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宋家宏教授便称：“莫言是中国当下最具文学才华的优秀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过人的艺术感觉以及强大的文字的表现力，也不能说他没有批判意识，他的作品呈现出内在的反叛精神。自成名以来，二十多年里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几乎没有起伏和弱化的状态，这在他的同代作家中也是少见的。”但他同时表示：“我之所以对莫言小说仍然不满意，在于他对酷刑、血腥的迷恋与沉醉……对暴力、血腥的批判，人道主义精神的培养，这正是一个作家应尽的责任，而不是相反。鲁迅当年对‘看客’冷漠与麻木精神状态的深恶痛绝，至今仍然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而在莫言的‘暴力美学’描写中，我又从一个作家的心灵中目睹了‘看客’的冷漠与麻木。这是一个世界一流作家应有的精神状态吗？”
文化界对莫言作品思想价值的反思，是他获奖后各种反应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然而很容易被淹没在喧嚣中。
推崇莫言、为莫言辩护者多是其作家同行。关于艺术水准，他们不屑多谈，因为莫言属于一流作家方阵历来是不争的事实；关于思想价值，作为作家而非学者，他们缺乏深入探讨的思辨能力，因此回应不多。他们为莫言辩护的重点就在事关人格的现实行为。一段时间里，作家陈村、诗人简宁、作家洪峰等在微博上不厌其烦地一一回击对莫言的批评和挖苦，而几乎从不对批评意见稍有认同。对作家看法有褒有贬，这本是正常现象，但上述人等对莫言遭批评的反应如此抗拒，却令人意外。简宁苦口婆心反复强调莫言在生活中的“厚道”，陈村锲而不舍紧追对莫言“不恭”的许纪霖要求对方应战。为莫言辩护的作家们的过头表现，除去文学圈内“与有荣焉”的良好感觉受损后的愤怒，这些人于国门打开之初形成的诺贝尔情结之深，非今人所能想象。诺贝尔文学奖曾寄托着那一代作家几十年的神圣梦想，如今终于降临，不管降临在谁身上，如果有人拒不喝彩，毫不尊崇，这种“亵渎”不啻是对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无情否定，看待问题自然失去心平气和的应有状态。
也许批评者对莫言过于苛刻，毕竟谁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轻易将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一棍子打死”，并不是科学的态度。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应景行为放在普通人身上固然不可苛责，但文化精英就该以较严格的标准来对待，因为他们是代表一个民族精神品格的社会高标，也跟他们享有的尊崇地位成正比。正常一点的民族，都会痛心于它的文化大师级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庸常流俗。
公众：圆梦后可能的淡漠
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同样深深印在社会大众心中。在莫言获奖之前，林语堂、李敖、王蒙等人曾获提名而经常被人津津乐道，似乎作品因此而高出一个档次；在莫言获奖后，这个代表“最高”文学成就的奖项是否还能维系它那份云端中的尊贵，却很可怀疑。
“距离产生美”是不变的铁律。诺贝尔文学奖在社会上备受推崇，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百余年来中国始终与之无缘，越是得不到越显得超凡脱俗，让人向往。如今百年梦圆，曾经神话般的事物成为现实；兴奋过后，可能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神秘光环开始黯淡之时。莫言获奖后不过几周，这种迹象已初露端倪，很多网民在网上传播莫言小说中裸露的性描写片段，调侃该奖评委是“重口味”，并毫无顾忌地评价莫言的外貌和衣着，不见多少对“神坛”人物的仰望；至于700余万人民币的奖金，其实也只能在北京购买120平方米的住房，以做“慈善”闻名的商人陈光标轻松表示要赠送莫言一座别墅，好多天来更是人们热衷谈论的新闻热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生活中也并不优越的印象迅速植进了人们心中……
公众少了盲目、过分的崇拜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因此也减损了对高雅、智慧和精神品质的追求与信仰，则又是一个新的遗憾。
（作者系文化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