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国产电视剧的文化思考
□ 张慧瑜
相比文学阅读的小众化，电影观众的青少年化，当下中国最为大众的艺术样式就是电视剧了，尤其是那些热播剧。之所以会产生热播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它们满足了人们在特定历史形势下的社会文化心理，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成了观察中国社会的重要媒介。新世纪以来只有短短十余年时间，却是中国社会发展最为迅速、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与此同时，一波又一波的热播剧及时地回应着社会变迁的现实。在笔者看来，这些年电视剧主要呈现三种叙述类型：一是流行于2002年至2005年的“新革命历史剧”，二是2006年至2010年的谍战剧或反特剧，三是2011年前后出现的后宫剧或宫斗剧。恐怕很难再找到一种文化样式可与当下中国产生如此密切的联系了。
“新革命历史剧”与“泥腿子将军”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对左翼、革命文化的反思，人们很难接受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这种状况直到新世纪之初才得到改变。其中2002年小成本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热播，让新革命历史剧重回观众的视野。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三大战役”、“开国大典”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不同，这些电视剧基本上都由民营公司投资拍摄。这种民营资本与红色故事的结合，成为新世纪以来文化社会转折的重要标识。
《激情燃烧的岁月》塑造了一位满口粗话、嗜好战争、血气方刚的“泥腿子将军”。从石光荣开始，这种“泥腿子将军”就成为新革命历史剧中最受瞩目的形象。如《历史的天空》（2004年）中的姜大牙、《亮剑》（2006年）中的李云龙、《狼毒花》（2007年）中的常发和《我是太阳》（2008年）中的关山林等。这些都是民族国家中打鬼子的英雄，这种英雄形象与其说来自上世纪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不如说是对80年代“新历史小说”的再次改写。
就在新革命历史剧流行之时，还有两种热播的电视剧类型，一是“帝王剧”。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雍正王朝》到2001年的《康熙王朝》、2002年的《乾隆王朝》，再到2004年的《汉武大帝》等，出现了一批表现中国历史上盛世王朝故事的电视剧。其中，《雍正王朝》在讲述九子夺嫡的阴谋故事的同时，更着力把历史中残忍嗜血的雍正皇帝塑造为勤勉朝政、厉行改革的帝王形象，经过雍正的努力，大清朝从积重难返的康熙末年走向了繁荣富裕的乾隆盛世。这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遭遇改革攻坚战“分享艰难”的主流叙述相呼应，通过突出帝王奋斗大业的“不容易”，以唤起民众内心对国家的认同。相比之下，随后出现的《康熙王朝》、《乾隆王朝》、《汉武大帝》等帝王剧，则更多地呈现了帝王的雄心与谋略。
二是“家族商战剧”，如《大宅门》（2000年）、《乔家大院》（2006年）、《闯关东》（2008年）等。这些从晚清到民国的商战历史剧，基本讲述了白手起家的商业奇才如何运筹帷幄、机关算计、成就家族产业的故事。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是“新革命历史剧”还是帝王剧、家族剧，都呈现了一种开疆扩土、励精图治、成就霸业的王者、强者和胜利者的故事，而且往往把这种个人主义的男性英雄传奇与民族国家的英雄叙述结合起来，从而支撑起新世纪以来逐渐建构完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的双重意义。
谍战剧与职场励志故事
2006年，随着《暗算》的流行，谍战剧开始成为最受青睐的电视剧类型，一时间，荧幕上“谍”报四起。2009年初，《潜伏》使得谍战剧成为公共话题，即使不是反特片而是讲述国共现代历史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也主要借用谍战故事作为情节主部，一直延续到《黎明之前》（2010年）、《悬崖》（2011年）的热播。相比新革命剧更多地呈现抗战英雄，谍战剧则更侧重叙述国共“暗战”的故事，把“国共”正面战场的斗争转换为一种地下斗争，借助隐秘战线来完成对国共意识形态冲突的新的解读。
这些谍战剧与此前同一类型电视剧的重要转换，就是国共关系从上世纪50～70年代反特片中妩媚妖娆的“女特务”与英勇俊俏的男地下工作者之间关于性别的联想，变成了国民党兄长与共产党弟弟之间的“兄弟情”。如《暗算》中的戴主任与钱之江的关系，不仅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更是“英雄”间惺惺相惜的关系；《潜伏》中的余则成与李涯也是各自忠诚于信仰的人；谍战电影《秋喜》也一样，夏惠民是晏海清的上级和兄长，在大量的镜头中，导演也让夏惠民与晏海清基本上只出现在“双人中景”中，共同分享同一个空间，以暗示彼此的“情同手足”。
从中可见，谍战剧一方面消解了国共意识形态的对立，另一方面，这些无名英雄代表着一种忠贞职守的职业伦理，试图重建一种有信仰、有理想的价值感。这种对信仰的高扬与其说是对革命历史价值的回归，不如说更是一种“被真空化”的信仰（地下党有信仰，国民党特务也有信仰）。这是一个召唤信仰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拒绝回答信仰是什么的时代。如同《亮剑》中的李云龙被白领观众解读为“最为成功的CEO”，这些忠于职守的地下英雄，如钱之江和余则成们，也成为白领们认同的职场楷模。
在谍战片流行的同时，还有《士兵突击》（2006年）、《奋斗》（2007年）、《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等励志剧，《杜拉拉升职记》（2010年）等职场剧出现，尤其是王宝强扮演的农村兵许三多凭借“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奋斗成功的故事以及《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炮灰”也能找到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故事。如果说2002年至2005年出现的新革命历史剧还在讲述创业者、王者、胜利者的故事，那么2006年至2010年的谍战剧、职场剧则关心弱小的个体、无名的“炮灰”如何在社会中找到自我定位和生存价值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结构的固化，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想象和接受白手起家的“美国梦”。
苦情男人与“腹黑女”的故事
2011年以来，以新革命历史剧和谍战剧为代表的红色题材影视剧开始衰落，“泥腿子将军”和无名英雄逐渐退场，荧幕上开始浮现另外两种形象，一是家庭伦理剧中的“苦情男”，经常是一家之父或者代行父亲之责的大哥，在一系列磨难中苦苦支撑着家庭的秩序；二是后宫剧中的“腹黑女”（腹黑一词源于日本动漫界，指表面良善温和，内心奸恶或有心计的人——编者注），这些后宫的妃子们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宫心计”。
2011年有这样几部家庭伦理剧：《家常菜》、《王海涛今年四十一》、《养父》、《下海》等。其中，《家常菜》中有一个“绝世好男人”刘洪昌，为了与一个女人结婚而承担起所有的家庭重负，在妻子去世后，依然照顾妻子贫困的娘家，恪守对妻子“一句话，一辈子”的承诺，是“刘慧芳式”的苦情男人。此时，已不再是《妈妈，再爱我一次》、《渴望》、《唐山大地震》等影视剧中的“苦情母亲”承载家庭和时代之痛，而是忍辱负重、有责任的男人成为时代创伤的担当者。相比父亲或父权的缺席，这些老成稳重的兄长扮演着“美丽心灵”、好人的角色。2011年末播映的《下海》是近几年来少有的直接触及改革开放题材的电视剧。剧中大哥陈志平见证着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在“下海”巨变中所经历的过山车般的命运，这些离开小地方和旧体制南下广东发财的人们，感悟到“摸着石头过河”的苦辣酸甜，不得不接受“死一次活过来的才是英雄”的硬道理，这位具有“仁义礼智信”和“有道德、有底线”的“好人”维系着一家人基本的伦理规范与道德秩序。
相比用这些苦情男人宣泄改革过程中所遭受的创痛，2011年以《宫》、《步步惊心》为代表的“穿越宫斗剧”则成为另一种风景。直到2011年底、2012年初没有“穿越”噱头的《后宫·甄嬛传》把“后宫有戏”变成有争议的社会话题。联系到之前播出的《宫心计》、《美人心计》、《武则天秘史》、《唐宫·美人天下》等，可以说，2011年是后宫题材从网络文学的“小圈子”蔓延到大众荧屏的标志之年，“宫斗”已然成为当下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想象历史和言说现实处境的最佳隐喻。在甄嬛看来，没有后宫之外的世界，不管是后宫还是发配到寺庙修行，后宫式的“赢家通吃，输家皆失”的秩序永存，除了再次回到后宫继续“战斗”，别无他途。伴随着新皇帝即位、甄嬛成为皇太后，这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不如说是新一轮后宫大戏的开幕。历史变成了一种朝代更迭、永无止境的循环往复，这恰好是五四以来曾受到激烈批判的传统历史观。
从不按规矩出牌的泥腿子将军到苦情男人，从白领的职场奇迹到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腹黑女”，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人们对社会的想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样是讲述胜利者的故事，但从“男人或皇帝”到“女人或妃子”的角色置换已然说明，一种白手起家、个人奋斗、创造“帝国”的成功故事，变成了只能在既定游戏规则之下成为既定赢家的故事。在这种从企业家式的强者，到战战兢兢的职场白领的“降落”以及从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职场奋斗理念，再到甄嬛的“腹黑术”，可以感受到上世纪90年中后期以来，社会从自由竞争的迷梦走向垄断与固化的深刻转变。对甄嬛来说，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与其说是一种“世事洞明”，不如说更是绝望后的悲凉。
不过，甄嬛的幸福不仅仅是她有着相对显赫的出身、被选入宫的姿色以及讨得皇帝欢心的机智，其“得意”之处还在于她被废赶出宫外之后依然可以绝地反击，重获皇帝的宠幸。也就是说，不管甄嬛变得多么坏，她仍旧支撑着这个时代小资产阶级、白领或“屌丝”最大的“梦幻”。就在甄嬛“逆袭”不久，2012年上半年又出现了两部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和《浮沉》，分别讲述白领阶层无法“逆袭”以及离开外企爱上国企老总的故事。
除了这条“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甄嬛之路，就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了吗？能否想象一个新的“未来”，不仅关乎拥有后宫入场券的甄嬛们的幸福，更关乎那些被拒之门外的“屌丝”以及只能“围观”的“做屌丝而不得”的人们的命运呢？
（作者系文化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