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 陈平原
一个人的命运与某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是很幸福的。因为，你从此很容易“自我介绍”，也很容易让时人或后人“过目不忘”。比如，你只要说自己是77、78级大学生，大家马上知道你大致的背景、阅历以及前途等。
不仅生逢其时，而且有机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代表”，这种幸运感，类似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不瞒你说，我就有这种感觉。因当年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登在《人民日报》上，以至每当新闻界、文化界或历史学家需要追怀改革开放如何起步，以及恢复高考的戏剧性场面时，我经常被要求“配合演出”。直到今日，还不时有同龄人或对当代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后辈，用欣羡的口气向我提及此事。这确实“很光荣”，可同时也是一种尴尬——仿佛自己从此被定格，很难再有大出息。20年前，我写过一则短文，题为《永远的“高考作文”》（《望》第38期，1992年9月21日），嘲笑自己再也写不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的文章了。
考场上的作文，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怎么能登上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呢？你只能从“文革”刚刚结束、整个中国百废待兴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我的“不虞之誉”。其实不仅是我个人，我们这一代都面临相同或类似的处境。当初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今天看来不过是“恢复常识”而已。换一个历史时空，上大学无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这有什么好激动的？再过百年，那些子孙后代们肯定觉得我们很奇怪，唠唠叨叨大半天，说的就这么点芝麻小事。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理解我们当初的激动，以及日后为何不断追怀这个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
也正因此，我们很容易有意无意中夸大自己的感受，以为全世界人民都跟我们一样，特别看重“恢复高考”这件事。5年前，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并刊行了《永远的1977》一书，我为此书撰写了题为《未必“永远”的记忆》的序言，提醒大家注意：“本书的作者，尽管境遇和立场不太一样，但基本都是‘恢复高考’这一决策的直接受益者。这就决定了其叙述策略以及自我反省的力度。说全书弥漫着某种‘成功人士’的‘踌躇满志’，不算太刻薄。可这主要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文体的特性决定的——30年后‘追忆逝水年华’，很容易就走到这一步。”
对于如此“文体的规定性”，最近我又有了新的体会。2012年6月30日，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合作，在北京的欧美同学会举办了“‘中国梦’回顾与展望论坛”，副题是“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此论坛筹备了半年多，中间起起伏伏，好几次我要求退出，都被劝阻了。不是人事上闹矛盾，也不是经费问题，而是我担忧论坛主旨不清晰：到底是怀旧，是自我表扬，还是从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的角度审视“这一代”的得失成败？我的愿望当然是后者，而实际效果呢，很可能是前者。
我在开会的前一天，提及了我的基本立场：“77、78级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我们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是时代的受益者。我们赶上了干部年轻化，赶上了社会转型。我们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走过来是不容易的，但从历史角度看来，并不因我们走来不易就获得很高评价。我们要警惕过分地自恋，清醒认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作为。”（《陈平原：我们要进行全面的反思，未来如何》，《南方都市报》2012年6月29日）会还没开呢，就提“警惕过分地自恋”这样的丧气话，那是因为我已预感到“自我表彰”将成为本次会议的主调。因为，我们请的都是“成功人士”。
事情过后，我终于想通了——“学术性”与“纪念性”本就是两回事，几乎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初的莘莘学子，如今成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借毕业30周年的机缘欢聚一堂，有何不可？谁让你把事情想得那么伟大？不就是一次聚会嘛。若这么定位，更合适的组织形式，应该是以学校或院系为单位，彼此之间互相熟悉，多少总有点“情意结”。
记得10年前，中山大学举办过类似活动，我专门从北京赶去参加，还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针对所谓的“77、78现象”（即“这两级学生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政、从商，大都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就”），我的回答是：“77、78级大学生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走过来的，是中国教育史上成分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在时代转折关头进入大学，具有自我审视的能力，学习比较认真，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此而已。”“其实，77、78级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神奇，他们的成绩被放大了。”（《中大学生、北大教授陈平原谈77、78级现象：我们的苦与乐》，《南方日报》2002年5月5日）这么说，并非妄自菲薄；在我看来，这代人的“成功”，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10年后重读这篇专访，基本立论还是站得住的。
之所以自我评价不是特别高，是因为我心中另有一把尺子，那就是1916、1917、1918级的大学生。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北大中国文学门（系）三个年级的学生，合起来85人，日后常被提及的有：1916级的傅斯年、许德珩、罗常培、杨振声、俞平伯；1917级的邓康（中夏）、杨亮功、郑天挺、罗庸、郑奠、任乃讷（二北）；1918级的成平（舍我）、孙福源（伏园）等。“要是你对现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略有了解，你就明白这一名单的分量。”（陈平原《“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文史知识》2010年10期）单就人数而言，参与五四运动的北大国文系这三个年级的学生，与中大中文系或北大中文系77级的规模不相上下。可两相对照，无论北大还是中大，都再也拿不出如此辉煌的名单。
我曾提及：“对于当事人来说，曾经参与过五四运动，无论在京还是外地，领袖还是群众，文化活动还是政治抗争，这一经历，乃生命的底色，永恒的记忆，不死的精神；毋须讳言，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北大学生的“五四”记忆》，《光明日报》2010年5月4日）对于77、78级大学生来说，何尝不是如此。上大学时，社会对我们殷切期待；走上工作岗位后，又获得了绝好的发展机遇。如此幸运，难怪我们对自己身上的“徽记”念念不忘。
“五四”一代和77、78级大学生不一样，前者的“光荣和梦想”是自己争来的；我们的“幸运”，则很大程度是时代给予的。日后被提及，人家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则是大转折时代的受益者。也正因此，在随后漫长的岁月里，“五四”一代有能力在一次次饱含激情与深情的追怀与叙述中，或多或少地延续了其青年时代的梦想与追求，或强或弱地挑战着当时的主流思想。而77、78级大学生则习惯于夸耀自己如何因参加高考而“翻身得解放”。
说实话，我们都是幸运儿，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但因踩上了大时代的“鼓点”，于是显得有板有眼。有人从政，有人经商，有人搞实业，有人做学问，三十年后盘点，我们到底成功了没有？回答五花八门，因为这取决你设定的标准。想当初，我们在康乐园里指点江山，看不惯社会上诸多先辈的碌碌无为，驰想将来我辈掌权，将是何等光明的新世界！而如今台面上的“重量级人物”，无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很多都是77、78级大学生，那又怎么样？比起此前此后的各届大学生，我们处在“出击”的最佳位置，那么好的历史机遇，是否将自家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扪心自问，言人人殊。
毕业30周年聚会，除了热泪盈眶，怀念母校，感谢老师，祝福同学，还能说些什么？若你不满足于鞠躬、谢幕，希望对早已失落在康乐园的“青春”有所回应，建议诸位在各自专业以及精神史的高度，重新审视“我们这一代”——到底取得了哪些值得夸耀的成绩，错过了哪些本该抓住的机遇，留下了哪些无法弥补的遗憾。今天的我们，已过了“天高任鸟飞”的时节，但认真反省自家走过的历程，将其作为思想资料，留存给学弟学妹们，这是一种“贡献”——当然，也是一种“乐趣”。
（本文为2012年9月22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芳草有情，岁月如歌——中山大学建校88周年暨77、78级毕业三十周年北京庆祝酒会”上的发言）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