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银幕外的河南饥荒
□ 韩福东
从宝鸡经西安到洛阳， 1941年4月，美国人格兰姆·贝克沿着陕西与河南国统区仅有的铁路，一路行进，沿途他能看见黄河对岸日军的碉堡、旗帜和哨兵。
抵达洛阳的那个清晨，格兰姆·贝克注意到，中古式的城墙在这个河南省会城市已经被拆除掉了，目的是防止一旦日军占领后，将其用作防御工事。毫无疑问，抗战是头等大事。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日军将向河南全省发动一次全面进攻的传言。中条山战役很快在山西打响，洛阳也受到了轰炸，城市的逃难者开始络绎于途。贝克也注意到，洛阳农民此时正在操心田里的庄稼。“河南平原的早期干旱的确已成定局。去年降水量就少于常年。如果今年夏收再不好，那就肯定是个灾年了。河南农民种的是上好麦田。他们的捐税很重，存粮全光了。”
饥荒才刚刚开始，并且它将持续整整三年。70年后，导演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逆着贝克进入河南的方向，从河南走到了陕西——这是当年饥民逃荒的主要通道，他们酝酿拍摄一部反映历史真实的电影。《一九四二》，有资格以这个年份命名的，只有河南大饥荒。300万～500万人的逝去给予了它重量。冯小刚说，这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影片。虽然票房并没有预期的好，而且观众中也产生了若干争议，但它无疑仍是2012年最值得珍视的影片之一，并将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重要位置。
片中的主人公老东家和他的乡亲们从延津出发，经过河南省会洛阳，一路向陕西逃荒。冯小刚决定将所有灾民的苦难，都凝结在这些人身上。而在陪都重庆，蒋介石正思考着如何与日军周旋，并取得英美的声援，天灾并没有阻止征购军粮的步伐，饥荒因战时背景而进一步得到放大。
140分钟的影片很难面面俱到。《一九四二》忽略和简化了哪些珍贵的历史情节？艺术化的故事呈现，又扭曲了哪些历史真实？虚构与写实只有一河之遥，下面让我们穿越这距离。
【逃荒之前：天灾遭遇人祸】
中条山战役在1941年初夏结束。周边的民众和国民党将兵一样，品尝到惨败的耻辱。但对于国统区的底层民众而言，敌人不仅是侵略的日军，还有自己的父母官。
“1941年，旱灾兼雹灾、霜灾、水灾，上半年灾区即广达100多县，几乎无县无灾。入秋后，全省连月无雨，旱象已显，延续至1942年，遂形成举世震惊的大旱灾、大蝗灾。”《河南通史》第四卷这样描述当时灾情：1942年初夏，中牟等数十个县连续七八个月滴雨未落，豫中一带夏收只1～3成，汜水、巩县、新安等县颗粒无收。中原沃野变成赤地千里，井枯河干，大批灾民往外地逃亡，形成历史上少见的大旱灾。6月落了一场雨，晚秋得以种上，看着绿油油的禾苗，人心才得稍安。谁知祸不单行，旱后又生蝗灾，飞蝗（俗称蚂蚱）由黄泛区东掠河而西，遍及50余县，大群大群的蝗虫遮天蔽日，嗡嗡有声，落地觅食，能盖严地皮，压断树枝，四五亩地的玉米、谷苗，不消几分钟就被吃成光杆，漫山遍野的青草亦被吃光。又随地产卵，数日之后，即成蝗蝻（幼虫），四处聚集，继续危害庄稼。过一段时间蝗蝻蜕皮，又成飞蝗。
天灾已经降临，而政府和军队还在横征暴敛。
格兰姆·贝克居住在洛阳城内，但他仍然听到了农村传来的混乱信息。15英里外的一个小村子，因为灾后政府将几乎全部夏收小麦充交军粮，将农民逼向绝境，所以他们决定前往洛阳向卫立煌将军请愿。青壮年怕被抓去强迫劳动，于是由手持拐杖、身穿节日服装的缠足老太太作为代表。50多个老太太，用小脚丈量15英里的路程，据说要耗上两天时间，河南省建设厅长为此在半路接见了他们，答应将诉请转告卫立煌，把她们劝回来了。事件的处理结果是，当地的乡长被撤了职。
但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挖地三尺般的征缴军粮并没有停止。
贝克在《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一书中提及的那位河南省建设厅长，指的应是张仲鲁。此人1961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曾这样描述国民党军队的所作所为：当时驻河南军队纪律之坏，实在令人难以形容。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仗恃汤的势力，在地方上横冲直撞，作恶多端，农民饲养的猪、羊、鸡、鸭，亦被尽量搜刮。尤其可恶的是，捕人一只母鸡，还要勒索20个鸡蛋，农民稍一迟疑，当兵的即大声呵斥说：“母鸡能不下蛋？鸡蛋哪里去了？”
陷入困境的乡村进入失序阶段。到了夏末，贝克发现，“杀人越货的案件增加了”。
故事开始演进至冯小刚《一九四二》的开头部分。老东家范财主看到，自家门外来了很多手持大刀的饥民，领头者还是自己曾救济过的后生。强吃强住之后，在一场冲突中，老东家的儿子死于非命。他则率领家眷、佣工和乡亲们一道，踏入了逃荒之旅。
【饥馑众生相】
1942年夏末，洛阳城内开始流传饥荒在全省各地发生的说法。沦陷区豫北多少下过点雨，灾情尚非十分严重。尽管如此，格兰姆·贝克听说那里有的农民已经吃光了夏收小麦，正在典当冬衣，并且砍伐庭院树木，以便筹措钱款买粮交税。至于旱情严重的豫南，已经在吃树叶了。有的农民则弃耕逃荒。
电影《一九四二》中，老东家的儿媳在逃荒途中生下了孩子，自己却因饥饿死去。因为没有奶水，孩子也很快夭折。老东家的妻子也没活多久，女儿则被卖到了妓院。为了一口饭，女孩子可以失去所有的尊严。
从很多当事人的回忆看，这样的遭遇一点都不夸张。
在沦陷区获嘉县，一个叫周长安的人曾在该县葛庄乡几个村庄进行采访，听老人述说当年见闻。其中一个故事发生在1943年冬，京里村19岁农民千峻峰赶马车从寺河村（现属焦作市百间房乡）卖煤回来，行至卧龙岗村时，遇到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坐在路边，请求搭车。路上姑娘两只眼直盯住车上装馍的口袋，看上去至少三两天没吃东西了。千峻峰看她可怜，就将舍不得吃的一个火烧给了她，并开玩笑说：吃了这个菜饼，就得跟我回家，以后咱们一块过日子。姑娘却当真，车走到县城西关停下，千峻峰让姑娘下车时，她贵贱不肯，指责千峻峰半途变卦，引来众人围观。千峻峰说：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哪能养得起媳妇啊。后在众人劝说下，给姑娘买了点吃的，风波才算结束。
1943年冬天，已是饥荒的尾声，日子仍然不好过。这一年的2月，河南《先锋报》特派驻洛阳记者李蕤（笔名流萤）来到了灵宝县，很多灾民逃到这里时已用尽了盘缠，寸步也不能前进了。车站附近，出现了秘密的人市。
“许多狠心的爹娘，流着眼泪卖掉了自己的女儿。据同行的朋友说：‘过得去’的女孩子，‘行市’是一百五六十元左右。然而，有女儿的，女儿到十四五岁，而又‘过得去’的，到底有多少人呢？灵宝的车站、大街、汽车站附近，都是满口河南口音伸着手乞讨的人。”
4月初，李蕤在黄泛区看到吃人吃得两眼通红的野犬，把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吃掉了。郑州市，成群的乞丐在掘食死尸。有一个叫马永道的男人，伙同他的妻子，亲手煮食了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然后投井自杀。
“这些事实，如果不是亲听亲见，我们恐怕会惊奇为鬼世界的传说吧！古书中有‘析骨而爨，易子而食’的事，读之常常毛骨悚然，现在竟会有了亲娘吃亲女的事，连‘易’也不‘易’了。”李蕤在报道中感慨道。
现实的残酷性，原较电影更甚。
【贪腐者】
然而这样的饥荒也没能阻止贪污者的黑手。格兰姆·贝克在洛阳城内，听说陕州（现陕县）农民中发生了乱子。当地征粮单位的主管超过上级要求的数额派粮，从中贪污，据说每天所得赃款超过了两蒲式耳（合70余升）粮食的价钱。农民们已经有所怀疑，但俯首帖耳的传统习性让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最后，有个老农在连续三天被征粮单位召去，逼迫交出更多粮食后上吊自杀了。由此为导火索，怒火中烧的陕州农民几至造反。河南省粮食厅因此派员调查，发现征粮主管的确有贪污，让乡长把他逮捕法办。
但事情很快出现转折，贪污的主管是河南省粮食厅某主任的亲信，他因此而被释放。调查此事的特派员反被以“越权”罪抓进牢房，好在他是粮食厅副主任的亲信，很快也被释放。这是当时官场的一个缩影。贪污者或许在灾难面前也动过恻隐之心，但很快又被贪婪牵住了鼻子。
电影《一九四二》中，也以精简的镜头，展现了官商勾结借灾难之机低价囤地的现象。重庆政府后来也掀起运动，惩办了几个贪腐者以儆效尤。
在抗战中出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委员的金汉鼎，曾奉命在河南各县视察。他看到公路上成群结队扶老携幼的老百姓神色惶惶由洛阳奔往陕西求生。“他们行前大都出卖小块的土地以作旅途之资。地主富农以及放高利贷者趁人之危，以三分之一的地价一亩二三十元便兼并了他们的土地，割断了他们生存的命根。”
但最具危害的不是这些趁火打劫的地主，而是贪腐的官僚。在临颍县，政府传达临颍赈济粮先配14万斤，但从西安运往洛阳的运费18万元，必须借款领运，如果延迟，霉烂损耗由各县负责。这种“未见粮先要钱”的举措引起百姓的愤慨。这与国民党中央及河南省政府半心半意的救济决策有关。
南阳《先锋报》刊载了一则启事，河南省参政会聘请会计专家，经过清算，发现西安购粮委员会存在巨大贪污舞弊案。金汉鼎在南阳看到这个消息，准备处理此事，但后因日军轰炸老河口，他接到要求返回的电报。在返回前，听宪兵十七团驻南阳第一营黄营长反映该地秩序异常混乱，一月之内出现23起抢劫案，还有连排长强奸妇女、抢劫财物，副官敲诈勒索等军队丑闻。他们对相关涉案人员执行了枪决。
【李培基其人】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李培基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戏份不输于蒋介石。只是，编剧和导演在塑造李培基形象时，未能遵循历史真实原则，有很大扭曲。事实上，各种证据显示，李培基不仅不如电影所描述的那样勤政爱民，反而在河南饥荒过程中谎报渎职。
李培基是河北献县人，出生于1886年。他出身军旅，1942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1944年被免职，后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他留在大陆， 1969年病逝。
按金汉鼎的回忆，中央派张继、张厉生两人从重庆前往河南赈济时，曾在密县与各县代表们见面。郑县的代表李随阳、荥阳县代表韩凤楼是早期东京同盟会会员，与两位中央大员熟识，因此揭发：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率领众人赴会途中，曾令专员李杏村告诉众代表：不要把灾情说得太重，主席自有办法。张厉生后来在会上指责李培基对如此严重的河南灾情“不能辞其咎”。
据原三民主义青年团河南许昌分团干事长杨却俗回忆，河南1941年遭遇天灾时，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是为了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所以公文往返查核，没有据实转报中央。当时的驻洛阳司令长官据实上报，却因与省政府汇报不同而被中央申斥，军政双方为此产生极大不快。
杨却俗以一种同情理解的态度，描述李培基政府的失职。但只要仔细追究，就很容易发现，军方都知晓的灾情，何以省政府会不知，内情显非“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是为了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这么简单。
“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当时以参政员身份为河南赈济奔走呼号的郭仲隗这样评价李培基。
以上种种，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1942年河南饥荒时已经暴露无疑。“我在洛阳度过的那个夏天使我开始觉察，对城市人民生活的木筏正在起作用的是两种力量，一种是蒋介石这独夫；而另一种则是汪洋大海般的广大农民。”格兰姆?贝克也觉察到民心之失，而共产党最终依靠这广大的农民，“日本投降后，内战爆发了。一九四八年春，作为中国的一座省城，洛阳第一个落入共产党之手了。”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