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戏里戏外
□ 施京吾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唱着样板戏长大的，尤其对《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这三部戏最为耳熟能详。不过，相比岁数更大些的观众，我熟悉的是拍摄成电影后的八个样板戏，它们已经过大幅修改，不断被推倒重来，与最初本子相比，不少剧目几乎面目全非。而被修改幅度最小、最接近早期剧本的是《红灯记》，且演员阵容几乎没有变化。
《红灯记》的剧本主要出自阿甲之手，角色不多，但行当齐全，戏码分配相对平衡，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三个主要角色都有非常精彩的看点。后来的《龙江颂》，仅江水英的唱段就占了70%，显然比重失调。
【《红灯记》的前身】
《红灯记》的故事，改编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电影剧作家沈君默在黑龙江劳改时听来的一个抗日小故事。沈君默是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的主要创作者。1961年底，沈君默被“摘帽”，次年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再就业，继续担任编剧。这个故事就被他带到了长影，经过与长影导演苏里、于彦夫、尹一春的共同合作和重新构思，由沈君默、罗国士执笔，写出了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随后由于彦夫执导拍摄成电影《自有后来人》。
电影上映后引发了一股改编热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哈尔滨京剧团移植改编的《革命自有后来人》。此时恰逢现代京剧蓬勃发展之初，剧本被哈尔滨京剧团看中，经过重新改编，恢复了剧本的最初名字，由梁一鸣饰李玉和，赵鸣华饰李奶奶，云燕铭饰李铁梅，这部现代戏一炮走红。1963年5月，周恩来陪同来访的金日成在哈尔滨京剧院观看了此剧，云燕铭将剧本作为礼物送给了周恩来。
《革命自有后来人》故事的发生地在东北满洲，刘少奇曾担任过满洲省委书记，并长期领导东北局的地下工作，对东北生活十分熟悉。于是，周恩来又将剧本送给了刘少奇，刘对其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修改建议，再由周恩来写信转告云燕铭。
引发后面故事的，是上海爱华沪剧团移植改编和更名的《红灯记》。
1963年上海元旦联欢会上，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倡议，同时说整个文艺界“毒草丛生”。“大写十三年”的倡议带来了一场“京剧革命”，这使得长期抱病、深居简出的江青突然忙碌起来，奔走于各地不停地观摩各种演出。1963年2月22日，江青在上海观看了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演出结束后，她向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索要了剧本。《红灯记》的戏外故事到这里才算是真正开始了。
江青于10月初找到自己工作中的上级、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希望他能安排一下，根据这个本子重新改编一出新的现代戏。此时，从职务上说，江青是文化部艺术局电影处的副处长，与林默涵还隔了一级，但她的特殊位置又使每个人都要让她三分。林默涵对江青交待的事情自然不会怠慢，立刻召来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阿甲，请阿甲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林默涵没有明说这是江青交待的事情，因为也不好明说——哪有下级给上级布置任务，上级还必须俯耳听命的？
一个月后，江青直接把阿甲请到中南海一叙，同时还邀请了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这已经构成了《红灯记》最初的班底：李少春饰演李玉和，袁世海饰演鸠山，杜近芳饰演李铁梅。江青表示，《红灯记》是自己从十几个剧本里挑选出比较好的一个本子，希望中国京剧院能改编成现代京剧，并提出改编要有特点，要符合京剧的规则，争取参加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江青的要求既宽泛也宽松，并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意识形态的基本底色。对阿甲来说，以中国京剧院拥有的数量众多的京剧艺术家，拿出一台好听、好看、符合无产阶级审美标准的现代京剧，除了时间有些紧迫外，并不显得特别困难。阿甲欣然接受了任务。不过江青还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实行AB角制。AB角是舞台表演的常见现象，只是江青特意提出这个问题，或许另有其意，后来，这一提议果然派上用场。阿甲对此毫无异议——有备无患，亦非坏事。
布置完任务，江青不再过问此事。
1963年是相对平静的一年，大饥馑刚刚过去不久，国家刚从灾难中复苏，社会生活倒也显得一时欣欣向荣。对林默涵、阿甲来说，虽然《红灯记》的任务显得有些突兀，也没什么太多不正常，而这部戏的背后到底象征着什么、蕴含着什么，他们根本无从知晓，没有意识到这是京剧新一轮重大革命的前奏，更不可能知道，这短暂的平静中孕育着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革命艺术家阿甲】
阿甲生于1907年，原名符律衡，曾用名符正，出身于江苏常州一书香门第，自小喜欢京剧，爱好书画，曾和宜兴显亲寺一位叫怀舟的和尚学戏。怀舟的母亲是谭鑫培家的保姆，怀舟小时候就在谭家耳濡目染，甚得谭门精华，就如同马连良家的保姆也能一字不差地背下《十道本》一样。阿甲从怀舟那儿学到了京剧的妙处，成为当地知名票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阿甲与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道投奔延安，进了延安鲁艺实验剧团，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艺术家，并于1940年加入中共。阿甲有口吃的毛病，在鲁艺，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阿甲。自此，阿甲就成为他的符号，无人再用他的原名了。
1938年7月1日，为庆祝中共建党17周年和纪念抗战一周年，阿甲导演并参演了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改编的抗战题材京剧《松花江上》，阿甲扮演父亲赵瑞，而扮演赵瑞女儿的，正是从上海投奔延安的青年演员江青。演出结束，毛泽东等去后台化妆间慰问演员，由此结识江青。三个月后，江青成为毛泽东的妻子。此后江青便不再登台演出，但与阿甲毕竟还算同行和朋友。
阿甲去延安后即成为革命艺术家，经他创作改编的剧目不计其数，早期的有传统剧《宋江》《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现代戏有《钱守常》《松林恨》《夜袭飞机场》等，1949年后则成功导演了《宋景诗》《赤壁之战》《白毛女》等。此时，他手头正在排演《战洪峰》和《红色娘子军》。作为艺术家，阿甲与周信芳、马连良一样，创作改编了大量剧目，是集编、导、演于一身，当之无愧的大艺术家。但阿甲与他们又不太一样，阿甲是革命艺术家，在他的剧目中，所要表达的不仅是京剧艺术，更要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实质。
因而，在一个新时代面前，如阿甲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创造出什么样的产品，大众就会有什么样的欣赏趣味，是所谓“宣传”。马连良、周信芳们虽在一定程度上也试图超越传统，但从来不敢去颠覆传统，随着他们取得惊人的艺术成就后，他们自己也融于传统之中，成为与传统、与中国艺术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差异，决定了两者在同样的时代面前不可能走出同样道路：阿甲能够为时代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周信芳、马连良们只能去迎合这种形式。
【精心改编、排练《红灯记》】
接受任务后的阿甲随即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张东川进行了汇报。张东川感到兹事体大，两人遂前往文化部，向林默涵和徐平羽两位副部长汇报。林默涵还请来了江青的直接上级、艺术局局长周巍峙一同研究。五人研究的结果是：此事虽不符合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但出于对江青特殊地位的尊重，还是要齐心协力把事情办好。
阿甲找来了大名鼎鼎的剧作家翁偶虹执笔改编。在动笔之前还特意召开了讨论会，邀请诸多名家对该剧的一些情况进行介绍，特别是剧作家陶君起，介绍了哈尔滨京剧团在东北演出的热烈反响。
翁偶虹身为编剧，却是一路旧式文人，他所编的剧目立意高深、结构严密、笔力清丽，但在意识形态上与阿甲完全不是一路人。《红灯记》的剧情固然能打动、感染翁偶虹，但作为编剧，翁先生基本不具备那种革命想象，更没有切身的革命体验。
翁先生辛苦写出的第一个本子，显然没有达到阿甲的思想高度。阿甲只好亲自捉刀了。他虽与翁偶虹有着不同的艺术气质，却又有着相同的艺术真诚。阿甲身上还有许多人所不具备的刚直、坚强和忠厚，翁先生的本子虽被采用不多，但后来剧目的署名上始终写着：阿甲、翁偶虹。这也是中国文人精神的一种写照。
革命艺术家阿甲果然不同凡响，他立刻找到了《红灯记》所要表达的主题：这是李玉和一家三代之间表现出的不一般的骨肉之情，这不仅是一家人的情义，更是革命的、阶级的情义。找到重点的阿甲文思泉涌，写出了“提篮小卖”、“听奶奶，讲革命”、“狱警传，似狼嚎”这样的经典名段，而另一曲轻快、明亮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则出自翁先生之手。
“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将于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能够用来排戏的时间已十分有限，阿甲只得边改本子边排戏。不论编剧、导演还是演员都很紧张，主演李玉和的A角李少春原本身体不好，又因劳累过度引发腰肌劳损，无法再排练，只得由B角钱浩梁顶替。钱浩梁正是李少春的得意弟子——江青AB角的安排还真派上了用场。
1964年的钱浩梁刚好30岁，他身材高大、扮相俊美，音域宽广，声音洪亮，且功底扎实，是位优秀的大红生。在体格上，他比师傅李少春更适合出演李玉和，不过，在角色的领悟能力和经验上，还是逊师傅一筹。阿甲就手把手给钱浩梁说戏。
有意思的是，阿甲看中的“李奶奶”扮演者高玉倩生于1927年，这时才37岁。高玉倩在出演“李奶奶”之前是位唱青衣的，唱青衣的演员演老旦，这可是个大反串，当时大家都持怀疑态度。高玉倩对自己能不能拿下这个角色也没有把握，以致公开选拔时，开始都没有报名，经过阿甲力劝才表示试试。阿甲好眼力，高玉倩饰演的“李奶奶”轰动一时，尤其“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戏，实在是现代京剧中念白的经典之作。
此外，原本扮演李铁梅的杜近芳，年龄已超过30岁，戏中的李铁梅不过是个17岁的小姑娘。现代京剧不像传统京剧的浓妆重彩，一勾脸，往往掩盖了岁月；在现代京剧里，杜近芳的年龄就显得偏大了。后来阿甲挑选了比杜近芳年轻10岁的刘长瑜。加上袁世海出演的鸠山，这样，主要演员班子就形成了。《红灯记》的音乐设计是刘吉典，他的音乐设计有着很强的创新和现代色彩，为后来的《红灯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64年春节后《红灯记》剧组成立，到6月5日开始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不过三个月时间。阿甲对剧目进展抓得很紧，4月份已完成前五场的排练，在4月22日举行的专家座谈会上，剧目获得戏剧专家们的一致好评。5月中旬，《红灯记》完成了全剧的排练，并在首都文艺界内部进行了彩排演出，再次获得好评。
【被“改坏”的《红灯记》？】
已经成型的剧目，除本子是江青介绍，同时挑选了几个演员外，在整个编剧、导演、排练的过程中，江青没有与之发生任何关系。但自从5月23日，江青观摩了对她的个人专场汇报演出后，《红灯记》命运大变。
5月23日观摩演出时，江青对《红灯记》的演出赞不绝口，还被“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感动到落泪，演出后她上台对全体演员的成功演出表示祝贺。整个过程中，江青只对个别细节上提出了一些小改进，这使阿甲和全体演职员松了一口气。但是风云急转，没过两天，阿甲又接到前往中南海的通知。于是阿甲和京剧院党委书记张东川一同前往。召见他们的自然还是江青，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同时在座。
谈话开始，江青依然对《红灯记》表示赞誉，同时提出一些细节上的问题，但说着说着，江青突然讲道：“我看了你们的演出，这部戏被你们改坏了。”这使得在座的其他三人大惑不解。原来江青对阿甲在剧目中突出一家三代人的表达方式不太满意，而强调要突出“李玉和”的主要形象——“三突出理论”此时在江青头脑里已见雏形。但令江青没有想到的是，阿甲居然固执己见，坚持突出三代人的观点。
江青没能说服阿甲，就变换了一个手法，要文化部以“指示”的方式加以传达，这样，阿甲不得不服从了。
由于江青要求对剧目作较大改动，阿甲在修改提纲中并没有完全按照江青的“指示”执行，他希望能通过文化部部长周扬去找江青通融。周扬倒是帮忙了，但结果却令阿甲很失望，周扬表示，江青“不仅是领导，也是艺术家，也是参加创作的，你们还要听她的话，照她的意见修改”。
很快就到了现代戏观摩大会的时间，经过江青指点的《红灯记》受到严重挫折，风头被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盖过。江青虽然观看了《红灯记》的演出，却没有参加上台接见，随后停止了对《红灯记》的宣传。但江青没有停止对《红灯记》的“关怀”，她以交流合作为借口，把哈尔滨京剧团和中国京剧院召集到一起开会，要求把两个剧团合在一起只演一出《红灯记》，同时停止哈尔滨京剧团《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全国巡回演出，停止唱片发行和一切对外辅导，这等于葬送了哈尔滨京剧团的这个剧目。从此，该剧团直到“文革”结束，几乎没有再动过这出戏。
尽管排除了哈尔滨京剧团这个“竞争对手”，但《红灯记》依然是阿甲的《红灯记》，它必须要成为江青的《红灯记》，才算有个真正的“归宿”。于是江青继续对剧目表示了各种各样的不满，多次声称“你们把我的剧本改坏了”。阿甲的性格甚为固执，为此多次与江青发生争执，以致发展到不想再碰这个戏了。此时江青还没有到一言九鼎的地步，还没有晋升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旗手，她把官司打到了周恩来那里，说京剧院的人不听她的话，希望周恩来出面协调此事。结果，周恩来安排江青到北戴河疗养去了。
江青暂时顾不上争执，阿甲的编排立刻顺利了许多。可没料到的是，江青没去多久便杀了一个回马枪，她心里始终惦记着这出戏。改来改去，渐渐地，许多被江青指点过的地方又回到了阿甲最初设计的场景，但区别在于，即便是阿甲亲手改编的，现在，也是在江青亲自指导下取得的成绩。
【《红灯记》走红成“样板”】
1964年10月10日《红灯记》终于公演，立刻引来如潮好评。10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文章：《京剧〈红灯记〉修改演出质量提高》，在赞美公演《红灯记》的同时，还对江青介入前的剧本提出了批评，文章说：“这次修改演出获得好评，是党的负责同志的正确指示、领导同志的具体帮助……的结果。”显然，这在暗示阿甲的编剧存在着质量问题。
1964年11月6日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演出。据说在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后中场休息时，毛泽东被剧情深深打动，不愿离席休息。当时，高玉倩的丈夫、新华社摄影记者江宁生负责为中央领导拍照，他回忆说：“演到‘说家史’和‘刑场’那两场戏，我还看见毛主席眼角渗出了泪水……中间休息时，大家请毛主席去休息室坐坐，他好像还沉浸在剧情中，轻轻摇了摇头说：‘你们去吧……’”
这天，同时观看此剧的还有上海的爱华沪剧团。此前一直是京剧向沪剧学习，现在反过来了，江青要沪剧向京剧学习——这为以后的样板戏开辟了道路，不论什么剧种，哪怕一句台词、一个动作，甚至衣服上一个补丁，都必须按照京剧的样子全盘照抄。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上台接见全体演职员，祝贺演出成功。江青也很激动，与主要演员一一拥抱。接见时，江青似乎开玩笑地问林默涵：“这个戏是你发现的吗？”林默涵坦陈：是江青同志发现的。一旁的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这一问一答，既是实话，对江青却别有意味——这是她在为自己成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旗手”积累资本。当江青走到阿甲面前时突然冷脸说道：“阿甲，这个戏改成功了，这是我们之间‘顶牛’顶出来的。还有许多话，我现在不讲，将来你会知道的。”这对阿甲是一次严重警告。
次年1月4日，毛泽东再次观看了此剧。随后，“《红灯记》剧组”开始了南下上海、广州等地的演出，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反响。仅在上海一地就连续演出30场，场场爆满。3月16日，《解放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称：“看过这出戏的人，深为他们那种战斗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的艺术力量所鼓舞，众口一词，连连称道：‘好戏！好戏！’认为这是京剧革命化的一个出色样板。”不到一周，3月22日，袁雪芬在《光明日报》以《精益求精的样板》为题写道：“中国京剧院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为我们起到了样板的作用。”这些文章中“样板”的提法，使《红灯记》成为“样板戏”肇端，但“样板戏”《红灯记》的最大功臣——阿甲却没有被列入南下演出的名单里——他被边缘化了。更有意味的是，《红灯记》在上海演出时，正是张春桥物色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开始，8个月后，姚文元的文章炸开了通向“文革”道路的一个巨大豁口。
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了。
走红的《红灯记》继续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阿甲继续被边缘化。此时，“革命现代京剧”的其他剧目也开始陆续出笼。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康生宣布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交响乐《沙家浜》为“革命样板戏”。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对此进行了正式确认。“样板戏”这个词从此被正式固定了下来，此时的《红灯记》位列第一。不过，这批被确定的八个剧目在拍成电影后，在剧目和顺序上都有所变化。
【阿甲“破坏”《红灯记》？】
“文革”不可能不波及中国京剧院。1967年4月，中国京剧院“《红灯记》战斗兵团”的大旗竖了起来，首先被批的是李少春这样从历史上走过来的老艺人。可是，批李少春容易，批阿甲却不太容易——李少春是旧艺术家，而阿甲却是革命艺术家，他有着和李少春大不一样的革命经历。“革命群众”的觉悟需要通过点拨才能提高，他们不解风情地问计于江青，江青表示，老革命也会反样板戏啊：“这个阿甲，可是一个典型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一贯地反对我们搞‘样板戏’。”于是，《红灯记》的主要创作者转身变成了“破坏样板戏”的罪人。
1967年8月2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再次观看了《红灯记》，并接见了演职人员，钱浩梁、杜近芳等为他们赠送了“《红灯记》战斗兵团”的红袖标。在谈话中，阿甲被多次点名。据会议记录记载：
……
江青：不要打内战，要一致对敌。
总理：敌人是谁？
群众：刘少奇！
戚本禹：阿甲你们斗了吗？
一群众：我们斗了二三十次了。
江青：阿甲有好些事情不告诉你们。过去每次看戏都是他坐在我旁边。这个人可厉害了，不好斗。
……
江青：袁世海比阿甲还好一点么，搞现代戏他还是跟着走的。应该给他记一功。旧社会过来的人么，你说呢，总理？
总理：在改革的时候，还是积极参加的，三年前是个考验。
江青：他不像阿甲那样厉害。阿甲这个人可厉害了！
阿甲被打倒了。被打倒的远不止阿甲一人：哈尔滨京剧团的梁一鸣被投入监狱；云燕铭更是早在1965年10月就被停职审查，直到13年后才正式恢复工作；沈君默彻底湮没，几乎没有一点声息；李少春原本身体不好，被打倒后于1975年9月21日病逝。除了中国京剧院《红灯记》演员剧组变化不大以外，关于《红灯记》最初的人马都渐渐变得和这个剧目毫无关联。
到了1970年，为了把《红灯记》从舞台搬上银幕，江青“解放”了被打成“封建文人”的翁偶虹，对《红灯记》再度进行修改，把故事的发生地点从东北搬到了华北，这就等于抹去了刘少奇领导东北地下工作的痕迹，并增加了两个唱段以及一些细节上的处理。
有意思的是，为了使这个“新版”的《红灯记》彻底与阿甲脱离干系，江青派人到干校找回正在劳改中的阿甲，专门让他看了一遍新版《红灯记》，并要他承认，这个戏完全是在江青指导下搞出来的，和阿甲没有关系。谁知阿甲根本不吃这一套，说这个戏“六根未净”。确实，这个戏除了一些细节变化外，主体部分几乎没有改动，主要情节、主要唱段和阿甲编剧的那个并无太大区别。当然，“重大变化”还是有的——李玉和的扮演者不再叫钱浩梁，而改名为“浩亮”了。
不论什么变化，这个戏和阿甲、和翁偶虹不再有任何关系——新剧本的署名是：中国京剧院集体改编。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